荒诞悍匪伍勇，认为杀人可治病，戴红领巾抢劫，落网大谈人生目的

伍勇在法庭上站得笔直，说话声音很大，条理清晰，用的是普通话。

进门的时候他甚至朝旁听席上的父母和女友挥了挥手，脸上带着微笑，仿佛他不是来接受死刑判决的，而是来参加一场学术讨论。

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和别的悍匪不一样。

他作案时穿着一身老式军装，头戴钢盔，手臂上箍着一块“红领巾监督岗”袖标。

监控录像里他那副模样既滑稽又让人后背发凉。

他不是简单地杀人抢劫，他是在演一出自己当主角的戏，每一刀每一枪都是台词，每一个犯罪现场都是舞台。

他1978年出生在四川宜宾一个穷得只剩四间土瓦房的农家，三个姐姐，全靠母亲一个人养活。

十岁那年父母离异，他变得孤僻叛逆，到处惹事，转了三次学，没有学校愿意收他。

五年级辍学半年，无所事事的日子反而让他想回学校了，他在日记里写“停学一期，知其之苦”。

之后像换了一个人，成绩一路飙升，六年级以后拿第一名是家常便饭。

他痴迷爷爷留下的红色著作，整日泡在马列和毛选里，用毛笔在破墙上写下“为人类的共同幸福而奋斗”。

中考状元，老师嘴里那个本分认真内向的好学生，在日记里还写过一句话——“我想走遍世界各地，了解人们的贫与裕、悲与欢”。

可贫穷始终压着他。高中时母亲每月只挣二百五十块钱，拿二百给他上学，自己省吃俭用，每周做好一个肉菜端到学校。

他抬不起头，总觉得同学在嘲笑他的出身，内心充满了孤独和愤怒。

他写文章批学校乱收补课费，批教育制度功利化，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裂缝越撕越大。

他在自述里说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各种价值观同时充斥在自己心里，不知取舍，仿佛失去了信仰。

他曾羡慕班里一个被诊断出精神病的同学，说我也想成为一个疯子。

1999年他放弃了高考，做了半年小生意之后靠父亲的关系入了伍。

他原以为军队是神圣熔炉，结果看到的全是形式主义和老兵欺负新兵，他给首长写信号称要把很多军官送上军事法庭，说我有你们犯罪的证据。

当然，没人理他。

2000年5月他哄骗战友郭小明一起逃离部队。

走到河北永年县一处苹果园的时候，郭小明说了一句他不爱听的玩笑话，他暴怒之下先用木棒猛击对方头部，又持刀朝颈部、胸部、上腹部一阵乱刺，未满二十二岁的郭小明当场毙命。

这个案子悬了好几年没破。

从此以后他彻底撕下了所有伪装。2001年他在宜宾街头用木棒猛击一个药业公司出纳员的头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十一万多块钱。

2002年他听说民间有一种“以死替生”的说法，认为杀人可以治病，于是拉着那个精神有问题的高中同学，在铁路边用木棒和火药枪打死了一个十二岁的男孩。

一个曾经想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少年，已经变成了拿别人性命当药引的恶魔。

他真正开始疯魔是在2003年。那年他精心策划了一系列袭击，目标不是普通人，而是哨兵和政府保安，他要的不是钱，是被看见。

9月11号他带着十一支自制火药枪、十枚自制炸弹和几瓶汽油，来到宜宾卫星观测站门口。

他早就踩好了点，摸清了哨兵带不带枪、换岗时间、撤退路线。他戴上蓝帽子，把耳机塞进耳朵，走到左边哨兵跟前，掏出枪就扣了扳机。

原计划打头，临时想起村里有人被鸟枪打中肚子没死，枪口便往下移打中了哨兵的腹部。

几小时之后他换了衣服又回到营区门口看了看，没什么动静，才转身走了。

他很快发现除了观测站附近，大多数宜宾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没人关注，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

不到一个月他又来了。

10月2号他跑到宜宾市政府门口，近距离朝执勤保安开枪之后逃走。

他不停地换同伙，每一次作案之后都各奔东西。他专找那些无业游民和流浪拾荒者，给他们灌输找钱门路，化名张红斌，没人知道他的真名。

2008年11月11号，他和同伙换上旧式武警制服、钢盔、墨镜，冲进内宜高速公路收费站，两人各朝天开了两枪，五分钟抢走一万六千块钱现金。

监控把他拍得清清楚楚，绿色钢盔，墨镜，白手套，两支火药枪捆在一起，手臂上那枚“红领巾监督岗”袖标格外刺眼。他临走时还特意对着监控摄像头喊话——“袭击政府保安和哨兵也是我做的”。

2009年2月23号他又来了，这次带了两个人，三人都穿着他亲手设计的行头，大盖帽，亮橘色马甲，浑身挂满诡异的小装饰。他们破门砸窗，三分钟内抢走近五万块钱。

他依然毫无顾忌地朝天开枪，依然知道摄像头的位置，依然对着镜头承认旧案。

他到场后先沉稳地告诉收费员“不要害怕”，临走又对着监控把旧账重新认领了一遍。

他要的不是钱，是世人的眼球；他杀的不是人，是自己曾经那个纯洁的理想。

警方把前后几起案子串并之后悬赏十万征集线索，视频截图被发到所有监狱让在押人员指认。

终于有一个正在服无期徒刑的人认出了他——那是他2001年抢劫案的同伙陈泽奎。

2009年3月28号，他在宜宾县一处公路卡点被抓获，当时他正在纠集新同伙，准备抢劫云南一家高速公路收费站。

审讯的时候警方在他藏匿处找到了大量日记、信件、自述、心意书、遗嘱、诀别书，甚至还有他写给自己的悼词。

这个爱写东西的年轻人，把从初中开始的所有文字都保留了下来，每一页都记录着一个理想主义者如何一步一步把自己活成了魔鬼。

他毫不掩饰地说，我人生的目的就是制造并扩大影响，引起人们对我的关注。

他甚至一度想认领重庆哨兵案，被查实细节不符才作罢。

在法庭上他跟公诉人辩论枪支性能和火药威力，用极其专业的口吻仿佛在学术演讲。

一审被判死刑之后他在狱中写了一段忏悔——“如果现在依然按照希望的角色把我塑造成疯狂的魔鬼，只会带来更多的疯狂”。、

他转头对母亲说了句“你们保重身体”，就被带走了。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对他做过深入剖析，认为他属于偏执型人格，在一知半解的错误认知下去观察现实社会，产生了极端的反社会情感。

他身上交织着多重人格障碍，偏执、表演型、反社会，还有极度自恋。

他要的不是毁灭，而是被记住。

讽刺的是他越想被看见，越让自己沦为笑柄；他越想成为英雄，越让自己堕入深渊。

2011年10月21号，伍勇在四川宜宾被执行死刑。

那个曾经梦想成为“闪光共产主义者”的穷凶极恶之徒，最终用红领巾绑住了自己的一生。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