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往事12：我祖父不是上海滩黑社会的人，却把旅馆开了三十多年

旧日上海滩上，有几门行业照例是直接由黑道人物亲自经营的，如大大小小的赌场、形形色色的妓院和各种名目的吸毒场所等。为何这些场所必定会受黑道操纵，其中原因不言而喻，不必在此赘述。

此外，还有一些行业同黑社会也有密切的关系，如舞厅、戏院、旅馆、浴室等，经营者即使不是黑道中人，至少也有这方面的相关背景，否则，开张之后，那些来自三山五岳的"弟兄"们一批批地来白跳、白看、白住、白吃、白洗，老板和伙计只能干瞪眼，若伸手要钱要票，那立刻就会发生麻烦。而且即使有了黑道背景，经营的项目和规模也必须和经营者的身份对得上"头寸"。譬如一个江湖上的四五流角色却开了家规模挺大的戏馆，又没有请出腰把硬的"老头子"来当挂名老板，那样江湖上照样有人会不卖账，日子还是不会过得太平。

在这几门行业中，相对而言，中型以上的戏院和旅馆需要投入更多资金，因此业主中不乏江湖上"大佬"级人物，如有名的戏馆共舞台、黄金大戏院的老板是人称"上海滩第一老头子"的黄金荣，天蟾舞台的老板是"江北大亨"顾竹轩；又如浙江路上那家中央饭店的老板是英租界捕房督察长陆连奎，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上大中华旅馆的老板则是捕房探长戴步祥。这四人在当时的上海滩上，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另外还有不少戏院和旅馆老板的名字虽不是在上海滩上妇孺皆知，但在江湖上却是个地位不低的人物。

但世事无绝对，在上海滩上也是一个旅馆老板同黑社会並无干系，却也把一家旅馆安然地开了三十多年。

此人便是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孙直斋生于1877年，出身官宦人家，原籍浙江会稽，以后跟随其父亲迁居江苏常熟。在十五岁上与小他一岁的祖母完婚，十九岁上生下我的父亲，随后便和兄长两人以管理家中产业为名住到了上海，兄弟俩在十里洋场上狂嫖滥赌，挥霍无度，直到父亲和兄长相继病故，他继承了家族的全部遗产后，才想到应当正经地做些事情。除掉管理曾祖父遗下的内河轮船公司、钱庄和出租房产以外，他还想自己创办一些实业。他想到拜神祭祀所烧化的锡箔在江浙一带民间的需求量很大，倘若能机械化大规模生产，进而垄断市场，成为"锡箔大王"，必定大有利可图，于是通过上海的日本洋行订购了制造锡箔的大型机器，在上海南市买下地皮，招募技术人员和工人，开出了全国第一家锡箔工厂。当时有许多人都认为，当这种制造精良、包装美观的机制锡箔推向广大城乡市场时，财源必定滚滚而来。

但事实证明祖父和另一些人的判断大谬不然，当时制作锡箔都是宁、绍一带的农村妇女利用农闲时间在家中用极为简单的工具手工敲打制而成的，劳动力的代价几等于零。机制锡箔即使能快速地成批生产，但按成本计算，售价还是无法低于土法生产的锡箔，更重要的是锡箔是信佛信神的人烧化给菩萨、神道和亡灵的，也是被烧化人认为是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流通货币，机制锡箔固然比土制锡箔美观，但烧化的人却怕神道和亡灵认为这"洋玩意"是"伪钞"而不肯接受。因此当这机制锡箔投入市场后，几乎完全没人购买。

这回祖父是大败亏输了，生产出的产品作为废品丢弃，机器、厂房和地皮折价卖掉，算起来亏蚀了近十万两银子。这样，非但那个当"锡箔大王"的梦破灭了，而且从此怕办工厂，以后曾有不少人怂恿过他办棉纺厂、面粉厂、木材厂、丝织厂等等，他都没有接受。

不开工厂，他便开起了旅馆。倘若说上回开锡箔厂是没有经过市场估测的莽撞之举，那么这回开旅馆却是经过一番周详考虑的。当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上已发展得相当繁华，各种店铺纷纷开张，包含的行业可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而其中属于高档的旅馆却只有寥寥数家，明显是供不应求，因此开旅馆不愁没有生意，关键只是要把地段选择妥当。

我曾祖父孙竹堂原是浙江会稽山中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十二岁上离家出外当僮仆，以后靠着自学和绍兴府籍的关系，当了名刑名师爷，后来又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官至江西布政司使。在升任江西藩司之前，他曾当过一任天津海关道，这是全国上至督抚，下至州县那数以万计名地方官吏中屈指可数的肥缺，他在这个缺份上聚敛起不少钱财。退休后就凭这些宦囊在常熟置田买地，营造宅第，还在上海开办轮船公司和钱庄以及购买房地产。其中有一处房产是在公共租界的三马路上，买下后租给一家名叫春仙茶园的戏园，但由于经营不善，这家戏馆在1924年时关闭停业，这便正好收回这处房产，将旧房拆除，在原址上造起一座四层的旅馆，起名为惠中旅舍。

祖父在上海居住多年，当然明白经营旅馆与黑道的关系，他自己並无黑道背景，也不愿因要开旅馆便拜个"老头子"当靠山，于是他得人指点，绕圈子走另一条路线，来为自己开的旅馆保太平。

这另一条路线便是利用租界当局的力量来防止黑社会的骚扰。上海的公共租界当时虽由英、美、日、意四国共管，但实际上掌握行政管理权力的主要是英国人，因此凡是在英国本土和自治领及殖民地注册的各类商行在上海都算是领得了"大英照会"，都能受到租界工部局和巡捕房的保护。祖父便乘船去香港，在港岛的西环石塘咀一带买了座三层的旧楼，向港英政府注册开设一家惠中旅舍，同时把上海的惠中旅舍登记为分号。办妥这些手续后，便把香港那家旅馆连房产带执照都出租给一个当地的广东人经营，自己则带上那张"大英照会"回上海来，向租界工部局办理登记手续。

即使领得了"大英照会"这道护符，也並非万事大吉，永保太平，还得要同黑社会打交道，具体的做法便是聘用一些当地地面上的黑道人物担任旅馆的稽查。名曰稽查，实际上根本不用上班管事，每人支一份干薪，另外再在旅馆中辟两间房间给他们聚会和赌钱，要求他们所做的只是担保他们的"兄弟"不到旅馆来闹事，倘若有其他江湖上人来寻衅捣乱，也得由他们出面去摆平。

除掉聘用那些"稽查"以外，旅馆每年三节（端午、中秋、年节）还得给地面上的几位"大佬"各送去一份厚礼。

就这样，祖父的旅馆开得风平浪静，生意兴隆。三年后他买下旅馆斜对面也在三马路上的一块地皮，专门请来个英国建筑师设计，造起了一座和外白渡桥北块的礼查饭店式样相仿的英国式旅馆建筑，高五层，装有两部电梯，有两百多间客房，也叫惠中旅舍。从此上海市民便把先开的那家旅馆叫做"老惠中"，后开的那家叫"新惠中"。

除掉上海这两家以外，祖父此后又在汉口、南京、杭州和苏州这四座城市中各开了一家惠中旅舍，都聘用经理经营管理，据说开头营业都挺不错，但以后逐渐衰退下去，后来都陆续卖掉了。上海的"老惠中"以后也卖掉了，只剩那家"新惠中"一直支撑到1953年方才停业。停业后这幢房子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所属的第二军医大学租用，改建为该大学所属的外科专门医院，1956年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行社会主义改造时，这幢房屋被公私合营，以后由于医院设在闹市中心並不适宜，迁往江湾五角场，这里便改为军医大学员工宿舍。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座房屋被拆除，改建起一座高二十八层的汇金大厦。从此，惠中旅舍的遗址也从上海消失了。有趣的是前些日子我去参加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立在松江车墩乡的影视拍摄基地，却在一条摹拟的旧上海租界马路边看到了一幢仿制的惠中旅舍的布景，外观倒也和真实的那座建筑有些相像，当然比真的缩小了许多，而且只有一个门面。我还发现在整片基地里旅馆布景仅此一家，不知基地的设计者为何会对这家旅馆格外青睐？这倒有些使我﹣﹣这家旅馆过去的少东家在莫明所以之余有些"受宠若惊"了！

旧日旅馆业面面观

眼下上海的高级旅馆已多得不可胜数，分布在市区和郊区的每个角落，二三十层高的旅馆遍处可见，其中有外国独资开设的，有中外合资的，当然更多还是中资的。所用名称也各不相同，有叫"酒店"的，这名称是近年来从香港和东南亚一带传入的；有叫"饭店"的，那是从解放前一直沿用至今的；也有叫"宾馆"的，这是从上世纪60年代的高级招待所演绎过来的。但不管名称如何变化，在英文里都是 hotel ，是 hotel 而不是 inn ，当然更不是 motel 。

1949年之前的上海也是一座国际性都市，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虽还及不上纽约、伦敦和巴黎这三大都市，但应当不在柏林、东京和罗马之下，更远在香港和曼谷等城市之上，但当时能够得上 hotel 档次的旅馆总数不会超过三十家。这些较高级的旅馆又分成外资和华资两大类。

外资饭店共有五家，按照初建年代排列是礼查饭店、汇中饭店、大华饭店、华懋饭店和都城饭店。至今还存留着四家，並且都已被列为市级保护建筑。

礼查饭店（ Astor House Hotel ）初建于1846年，1904年拆除重建。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在这家饭店的大厅中举行婚礼。解放后被接管改为浦江饭店至今。

汇中饭店（ Palace Hotel ）初建于1865年，1906年拆除重建，是上海第一幢高六层的建筑，也是全市第一幢装有升降电梯的建筑。今为和平饭店南楼。1909年（清宣统元年）2月1日，由美国发起的"万国禁烟大会"就在这家饭店的大厅中召开，美国、英国、德国、俄国、荷兰、波斯（今伊朗）、日本、暹罗（今泰国）和中国代表通过和签订了禁止鸦片贸易协定，英国等国家从此不敢再公开向中国贩运鸦片。为了纪念在这里召开的这个国际性会议，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饭店大楼门口钉有纪念铜牌。

大华饭店（ Majestic Hall )。这是当年上海五家外资旅馆中占地面积最大，建筑和设备最为豪华的一家，建成于1923年，坐落在公共租界的戈登路南端。那里在清末时原是上海洋务局官员的住宅，辛亥革命后，由上海军政府接管，后又转卖给原法租界公董局董事、麦边洋行大班麦边（ McBain )，建造起一座欧洲式的花园住宅，称"麦边花园"。1922年被英国商人收买，改建成大华饭店，饭店中保留原来的大草坪和花园，主建筑是一幢宏伟的四层欧洲古典主义建筑，底层是宽广的宴会厅和舞池，是当时上海装饰最豪华气派的花园式旅馆。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礼查饭店中举行婚礼之后，当晚的结婚宴会便在这里的大厅中举行。1929年，这家建造了才七年的豪华饭店连同花园便全部被拆除。拆除的原因並未宣布，到今天遍查所有的史料也未见有任何记载，因此至今还是个谜。以后这里便开辟成马路，马路两边陆续造起了新仙林舞厅、凯歌归酒楼、大都会舞厅、美琪电影院和一些居民住宅，这个状况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眼看在这块地面上，除了那座历经半个多世纪不变的美琪电影院依旧屹立在原处以外，其他地方都已拆除，眼下则是梅龙镇广场、中信泰富广场和梅龙镇酒家的两家分店等场所。

华懋饭店（ Cathay Hotel ）建成于1928年，位置在南京东路口的外滩，七十多年来一直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座金字塔形屋顶的大厦几十年来也一直出现在上海寄往世界各地的明信片上。这是在大华饭店关闭拆除后，整个远东最豪华的旅馆，当时有"东方的华尔道夫"之称。眼下那里是和平饭店的南楼。

都城饭店是这五家外资旅馆中最晚开张和规模最小的一家，开设于1935年，在福州路、江西路口建成的汉弥尔顿大厦（ Hamiton Building ）中，内有客房一百二十多间，床位四百多张。现在那里名新城饭店，是一家档次不高的普通旅店。

过去上海滩上这五家外资酒店中，礼查、汇中、华懋和都城这四家虽然已改变了产权归属，也更换了名称，但建筑外观还保留着原样，内部的装潢摆设也基本保存着原貌，只有大华饭店就连遗址也很难找到了，但从现存的一些照片来看，这家饭店无论外观和内部装修，其豪华和典雅的程度都在汇中和华懋饭店之上。

上海的华资旅馆共分成四个等级，即特、甲、乙、丙四等。

特等旅馆只有两家，都在静安寺路上，一家是国际饭店，高二十四层，总高八十二米，1932年建成。由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这四家大型私营银行联合组建的"四行储蓄会"投资建造。从该大楼建成至20世纪60年代的三十多年中，高度一直居于上海大楼建筑的首位，因此也一直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

国际饭店是整个上海拥有最多餐厅的一家旅馆，二楼的丰泽楼以京菜驰名沪上，並且面积宽敞，可摆下五十桌以上酒筵。三楼的孔雀厅布置雅致，供应简易西菜和咖啡等饮品。十四楼的摩天厅是大型西餐厅，由于半个楼面的玻璃屋顶可以移动开启，因此在夏季的晚上可以举办纳凉晚餐，十五楼的庐山厅则专门供应粤菜。十八和十九两层间相通的云楼是当时全市位置最高的餐厅，供应正宗法式西菜，家具、陈设和餐具都十分讲究，刀叉和羹匙都是银铸的，器皿都是英国瓷器。菜肴制作也很精致。两层楼上所有餐桌都摆放在面南的长窗边，进餐的顾客俯瞰着下面和周围的景物，会油然地生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另一家特级旅馆是金门饭店，店址在国际饭店东面一百米处，由中国最大的华商保险公司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投资，于1926年建成。1937年抗战爆发后，保险业处于困境，便在1939年租给香港商人改建成旅馆，起名为金门饭店。解放初期旅馆停业，大厦用作华东纺织管理局办公场所，到50年代后期又改回为旅馆，起名华侨饭店，只供从海外来的旅客租住。90年代初重又改名为金门大饭店。

除掉这两家特等饭店，当时上海的旅馆共分成甲、乙、丙三等。甲等旅馆一般都在五层以上，装有载客电梯，有两百间以上客房，有卫生设备。解放前上海的甲级旅馆共有二十来家，便是大东、东亚、扬子、惠中、东方、吴宫、金山、大中华、大陆、远东、爵禄、中央、南京、大江南和中国等。这些旅馆中的八成以上集中在原来公共租界上的繁华商业区中，也就是眼下黄浦区的南京东路、汉口路、福州路、浙江路、西藏路、贵州路和山西路等路等路上，只有少数几家在原来的法租界上。

乙级旅馆的数量更多，分布也更广，大都没有卫生设备，环境和设施都较差，经济状况较好的住客很少会光顾。至于丙、丁级旅馆的设施和条件便更差，住客的流品也更复杂，出入的人中有不少流氓地痞、低等娼妓、赌棍骗子、白面老和人贩子等，因此那些地方已是藏垢纳污的场所了。

孙树棻，1933年1月10日生于上海，笔名树棻。祖籍浙江绍兴，出身银行世家，后来家道中落。195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政法系。历任教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第五届理事。1993年移居香港，成为香港自由写作人与报刊专栏作者。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姑苏春》、《伴飞》、《毒枭》等，中篇小说《夜深沉》获上海市首届文学作品奖。晚年专述海上旧事，著有《上海往事：最后的玛祖卡》、《豪门旧梦》等。2005年9月2日病逝于上海，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