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工作的华人感慨：不要信媒体吹牛，日本相当于我国二线城市

在日本工作的华人感慨：不要信媒体吹牛，日本相当于我国二线城市老陈来日本第七年了。

来之前，他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月薪一万出头，996压得他喘不过气。那时候他总在知乎上看“日本职场体验”“日本移民生活”这类帖子，评论区一片赞美——准点下班、加班费按分钟算、年假随便请、租房有补贴、医疗福利好得不行。再加上日剧里那些干干净净的街道、彬彬有礼的日本人、精致的便当和咖啡馆，老陈心动了。

他通过一家中介公司，花了小二十万，总算拿到了一家IT派遣公司的offer，年薪税前450万日元。按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将近30万。老陈觉得自己起飞了。

2024年夏天，我和老陈在东京新宿一家居酒屋见面。他已经快四十了，眼袋很重，头发稀疏了不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优衣库Polo衫。我们点了两杯生啤和一堆烤串，酒过三巡，他突然冒出一句：“我跟你说，别信那些网上吹的。日本？狗屁，充其量相当于国内的二线城市。”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表情很认真。

“你是不是想听我具体说说？”他灌了一大口啤酒。

我说你随便讲。

老陈放下杯子，开始掰手指。

“第一，工资。我来的时候450万日元，听着是不是挺唬人？你猜我每个月到手多少？扣完厚生年金、健康保险、雇用保险、所得税，大概剩28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一万三千多。”他看着我，“我在杭州七年前就一万二三了。现在呢？你知道杭州现在什么水平？”

我没说话。

“关键是日本这七年工资几乎没涨过。”老陈语气里带着一股愤懑，“我去年跳了一次槽，现在税前520万，到手33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一万五。你想想，东京都心、人民币一万五的月薪，这是什么概念？我同学在成都做销售，底薪加提成一个月两万多，人家房贷月供四千块。我呢？房租九万五——那是东京郊区四十平老房子的价。”

他点了根烟。

“第二，物价。你以为日本东西便宜？那是对于拿着人民币或者美元的游客。我们赚日元花日元，你感受一下。便利店一个饭团150日元，一碗拉面1000日元，一个西瓜3000日元。对，你没听错，三千日元一个西瓜。我在杭州夏天买西瓜，十五块钱能抱半个回去。”

老陈弹了弹烟灰。

“日本有个词叫‘円安’，就是日元贬值。我刚来那会儿，1美元换110日元，现在呢？155往上。这就意味着，你想出国旅游，贵了将近一半。想给国内家里寄钱？同样的日元换成人民币，少了三成。我一个东北老乡，家里老母亲生病，他每个月给家里寄5万日元，以前能换三千多人民币，现在就两千出头。”

“第三，职场。你是不是听说过日本加班费给得足？那是大公司正社员。我们这种派遣的，说白了就是外包民工。合同上写的‘みなし残業’，意思是你每个月前20个小时的加班费已经含在工资里了，不另算。我上个月干了32个小时加班，实际到手的加班费也就多了两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不到一千块。”

他停顿了一下。

“还有，你以为日本人不加班？我们公司隔壁那家做金融系统的，我每天晚上九点走的时候，他们灯还全亮着。社长不走，没人敢走。”

“第四，基础设施。”老陈声音突然大了一点，“这可能是最让我无语的。你来东京多久了？”

我说第二天。

“那你觉得东京怎么样？新宿、涩谷、银座是不是很繁华？”他笑了笑，“你出都心这几个地方看看。我住在足立区，东京二十三区里算便宜的，你猜那边地铁站什么样？1970年代的装修，出站口连个像样的电梯都没有，我每天早上扛着自行车爬三十多级台阶。”

“还有我公司的系统，还在用IE兼容模式你信吗？2024年了，日本政府机关还在用软盘和传真机。我刚来的时候去区役所办住民票，看到工作人员拿着那种老式的印章，一个一个啪啪啪地盖，我当场就笑了。”

他喝了口啤酒。

“第五，生活便利性。你不是从上海来的吗？你想想你在国内，手机上点一下，外卖三十分钟到，快递隔天到，打车三分钟接单。半夜十一点想吃烧烤？打开美团，十几家还在营业的。东京呢？外卖倒是有UberEats，配送费比饭还贵。快递周末不送，晚上六点以后不送。你要是不在家，留一张‘不在票’让你自己联系重新派送。”

“最让我崩溃的是看病。国内三甲医院你挂个号，做CT当天就能做，报告隔天拿。日本？你先去小诊所，小诊所看不了的给你写介绍信去大医院，大医院预约动不动两个月后。我去年胃疼，约了胃镜，等了一个半月。一个半月。”

老陈把最后一块烤鸡肉塞进嘴里，嚼了很久。

“我不是说日本一无是处。空气好，食品安全有保障，治安也不错，我在车站丢了三次钱包都找回来了。社会福利对老人和小孩确实友好，但你得熬得住。”

“问题在哪？问题在于国内那些自媒体、移民中介，把日本吹得像天堂一样。什么‘日本正社员平均年收600万日元’，那是人家四十多岁、在公司干了二十年的老员工。你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能拿到400万就烧高香了。什么‘日本医疗免费’，狗屁，自己要负担30%，一个月超过八万的部分才给报销。”

他沉默了几秒。

“所以我说，日本相当于国内二线城市——不对，有些方面还不如。你有在杭州、成都、南京、武汉这些地方待过吗？”

我说我老家在南京。

“南京新街口那个商圈，夜晚的灯光秀比银座强多了。商场里年轻人排着队买喜茶、逛泡泡玛特，街头艺人弹着吉他唱流行歌。地铁里的电子屏显示下一班还有几分钟，车厢里凉爽、干净、信号满格。那边的朋友动不动就跟我晒，说周末又去了哪个新开的网红餐厅，又去了哪个农家乐摘草莓。”

“我在日本呢？周末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去唐吉诃德看看这周有什么特价鸡蛋。”

老陈笑了，笑得很苦。

“那天我看到一条微博热搜，说国内年轻人‘躺平’。我就在想，你们是真不知道什么叫躺平。日本的年轻人一毕业就背上几百上千万的助学贷款，找的工作月薪20万出头，扣完税房租吃饭交通，月底能剩个两万日元就算会过日子了。恋爱？没钱。结婚？没房。生小孩？开什么玩笑。这才是真正的躺平——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居酒屋里的电视正放着日本新闻，主持人用那种特有的抑扬顿挫的语调说着什么。旁边一桌上班族在划拳，脸红脖子粗地喊着“干杯”。

“那你后悔吗？”我问。

老陈想了很久。

“说不上后悔。”他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至少在日本，没人因为你三十五岁还在做基层就觉得你有问题。没人因为你单身不结婚就在你背后指指点点。你过得再烂，日本人也不会多看你一眼。这种自由，在国内可能不容易体会到。”

“但你说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日本比国内好？扯淡。”他拿起酒杯，把最后一口啤酒喝干净，“两个国家，两种活法。问题是国内那些文章，把日本说得天花乱坠，骗了一拨又一拨年轻人过来。我微信群里这几年来了不下二十个，能撑过两年的不到一半。”

居酒屋要打烊了。我们走出来，新宿的霓虹灯在雨夜里闪得刺眼。老陈指了指街对面一群穿着西装的年轻人，他们刚从居酒屋出来，领带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朝另一个居酒屋走去。

“看见没，二次会。不喝到末班车不会回去的。明天早上六点起来挤满员电车，通勤一个半小时到公司，然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干活。”

他拍了拍我肩膀。

“兄弟，回去有机会的话，帮我带个西瓜。那种黑绿黑绿、特别甜的那种。我好多年没吃过像样的西瓜了。”

说完他转身走进还在下着的雨里，背微微驼着，进了新宿站西口的人流中，很快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