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一懒毁三代

秋风起了，苇子沟的苞米叶子黄了大半，田里稀稀拉拉还站着的几棵高粱，被风一吹，穗子碰得窸窸窣窣响，像是在嚼舌根。这声音从村东头传到村西头，又从村西头折回来，把整个村子裹在一种似有若无的叹息里。

苇子沟这名字，说起来也没甚来历，不过是沟边多生了几丛芦苇，先人随口叫下的。村子不大，百十户人家，高高低低的土坯房顺着一面缓坡排上去，像谁家孩子随手撒的一把黑豆。坡顶上那棵歪脖子槐树底下，住着葛全有老汉一家。说起葛全有，十里八乡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不是夸他，是说他这个人全乎，啥都会，啥都能对付，可偏偏养了两个儿子，老大勤快得过头，老二懒得出奇，像老天爷故意拿这一家子打镲。

这故事要从头讲，就得从葛全有的三间土房说起。

正房三间，东厢两间，西边搭了个棚子堆柴火，院子不大，扫得倒是干净。葛全有这人有个癖好，见不得院里有落叶，早起头一件事就是拿笤帚从屋里扫到屋外，连门口那条土路都要捎带扫半截。村里人笑他，说他又不是城里人，扫那黄土道有啥意思。他也不恼，只嘿嘿一笑：“地不嫌贫，人不能邋遢。”

日子虽穷，葛全有这辈子也算是撑过来了。家里四亩半地，种些苞米谷子，再养两头猪十几只鸡，年景好的时候能落下百十块钱。老伴胡氏是个矮胖妇人，圆脸盘子，笑起来眼睛眯成一道缝，见谁都是一团和气，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东家长西家短，啥话到了她嘴里都要添油加醋过一遍。村里人送她一个诨号叫“广播站”，她也不在意，反而觉得这是夸她消息灵通。

葛全有四十岁上才得了大儿子，取名叫葛家兴。这名字还是请邻村一个老秀才起的，盼着家里兴旺。谁知这葛家兴打小就跟别家孩子不一样，三岁就知道往灶里添柴，五岁能拎半桶水，七岁上就跟爹下地干活的把式学了个八九不离十。村里人都说这孩子是来还债的，上辈子欠了葛家的，这辈子拼了命地还。

葛家兴今年二十六，个子不高，敦敦实实，一双大手满是老茧，脸上的肉绷得紧紧的，极少笑。他不光在地里干活，回来还喂猪喂鸡，劈柴挑水，一刻也闲不住。胡氏有时心疼他，说他两句让他歇歇，他反倒不耐烦，闷声说：“闲着干啥？活在那儿摆着，没人干能自己跑了？”

这是他的好处，也是他的不是。好处是家里家外的活计从来没落下过，不是处是他眼里不容人——尤其容不得他那个弟弟。

老二葛家旺比哥哥小三岁，今年二十有三。这名字起得也好，盼着家里兴旺，可事与愿违，这兄弟俩一个比一个走极端。葛家旺生得倒是好看，白净面皮，剑眉星目，身量也高挑，穿啥像啥，站在人堆里扎眼得很。村里大姑娘小媳妇没事就爱往他跟前来，他也乐得跟人说说笑笑，可你要让他干点正事，那就跟要了他的命似的。

地里庄稼该锄草了，他说天太热；该掰苞米了，他说腰疼；该往家拉东西了，他说昨晚上没睡好，胳膊腿都是软的。横竖都找得出借口，一个个借口还编得合情合理，让你气也不是笑也不是。葛全有骂过他多少回，打也打过，跪也跪过，都跟打在棉花上似的，他那张白净脸上永远挂着一种叫人说不清的不在乎。

这天傍晚，天边的云烧得通红，整个苇子沟都被染成了暗金色。葛全有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子里的火星一明一暗，映得他那张满是褶子的脸忽明忽暗，像一幅年深日久褪了色的古画。

堂屋里，胡氏正张罗着摆饭。一张老榆木八仙桌，四条腿不一样长，用瓦片垫了三只，剩下一只晃悠悠的，吃饭时谁碰一下桌子，一碗汤能洒半桌。桌上摆着两碟咸菜，一盆棒子面糊糊，一笸箩黑面窝头。

葛家兴蹲在灶台边呼噜呼噜喝糊糊，喝得山响。葛家旺斜靠在炕沿上，翘着二郎腿看一本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故事会》，书页都卷了边，他还看得津津有味。

“老二，吃饭了。”胡氏喊了一声。

“等一会儿，这故事正看到要紧处。”葛家旺头都没抬。

葛家兴把碗往桌上一顿，汤水溅了出来。他斜着眼睛看了弟弟一眼，那眼神里头的冷意，比腊月里的西北风还扎人。但他没吭声，又低头喝了起来。

葛全有把烟袋锅子在门槛上磕了磕，慢腾腾站起来，进了屋。他在上首坐下，拿起一个窝头掰了一半，看了看，又放下了。

“家旺，”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明儿该刨花生了，你跟你哥上南洼地去。”

葛家旺把书翻过一页，嘴角微微动了动，不置可否。

“听见没有？”葛全有提高了声音。

“听见了听见了。”葛家旺懒洋洋地把书合上，往八仙桌这边挪了挪，“爹，南洼地那么远，走去就得半个钟头，我这两条腿昨儿帮着扛了二十趟棒子，今儿还酸着呢。”

“二十趟？”葛家兴忽然冷笑一声，把碗推到一边，“你扛了二十趟不假，一趟扛两棒，还扛一半掉一半，拢共扛回来不到二十个棒子。我跟大壮哥来回扛了八十多趟，脊梁都磨破了，你可倒好，回来倒头就睡，一觉睡到今儿早上九点。”

葛家旺不慌不忙地拿起一个窝头，撕下一块塞进嘴里，嚼了嚼，慢悠悠地说：“哥，你这话就不对了。我虽然扛得少，可我回来还帮着喂猪了呢。再说了，你力气大，跟人家大壮哥都是壮劳力，我这小身板能跟你比？”

“喂猪？”葛家兴腾地站起来，伸手往猪圈方向一指，“你喂的那叫猪食？半桶泔水兑了三桶水，稀得猪都懒得喝。猪饿得嗷嗷叫，还是我又添了麸子拌了一桶。你这也叫喂猪？”

胡氏见两个儿子又杠上了，赶紧打圆场：“行了行了，吃饭吃饭，哪来那么多话。老大你也是，你弟他还小，你就不能让让他？”

“二十三了还小？”葛家兴瞪着胡氏，“娘，你就惯着他吧，惯到哪一天是个头？”

“吃饭。”葛全有两手拄着膝盖，声音不大，却像一盆凉水浇下来。屋里顿时安静了，只听见筷子碰碗沿的声音。

墙角那只老猫不知什么时候溜了进来，蹲在葛家旺脚边，喵喵地叫。葛家旺低头看了一眼，从碟子里夹了一小块咸菜扔给它，那猫闻了闻，扭头走了。葛家旺看着猫的背影，忽然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像是自嘲，又像是别的什么。

葛全有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里像吞了半斤黄连。他端起糊糊碗喝了一口，苦苦的，涩涩的，也不知是糊糊本身就是这个味儿，还是他心里苦，吃什么都是苦的。

吃过饭，葛家兴去院子里劈柴。斧头一起一落，劈开的木柴两头飞溅，噼啪声在暮色里传出老远。葛家旺帮着胡氏收拾了碗筷，趁没人注意，摸了一盒烟，悄悄溜出了后门。

苇子沟后面有一道土坎，土坎上长着几棵歪脖子枣树，秋风吹过，熟透的红枣噼里啪啦掉一地，也没人捡。葛家旺在土坎上坐下来，点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仰起头看着天上渐渐亮起来的星子。

月亮还没上来，天是深蓝色的，像一大匹洗旧了的蓝布，缀着碎银子似的星星。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又远又轻，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传过来的。

葛家旺吐出一口烟，看着那缕青烟在风里散了。他心里头乱得很，说不上来是为了什么。他也想过要好好干活，可是每次拿起锄头，那锄头就跟有千斤重似的，举都举不起来。他也羡慕过那些肯干的、会过的，可羡慕完了呢？该懒还是懒，好像骨子里头有个什么东西在拽着他，让他往下出溜。

“唉——”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把烟屁股摁灭在土坎上。

这声叹息跟了他二十三年，怕是还要跟一辈子。

南洼地的花生该刨了。

天刚蒙蒙亮，葛全有就起来了。他披了件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褂子，踩着露水去了茅房，回来的时候葛家兴已经把牲口棚里的那头老灰驴牵了出来，正在套车。

“爹，我去南洼地了。”葛家兴头也不抬地说。

“你弟呢？”

“睡着呢。叫了三遍了，翻个身又睡了。”

葛全有的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疙瘩。他转身进屋，一把掀开了葛家旺的被子。葛家旺蜷缩着身子，像一条被翻了身的虫子，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什么，把被子又拽了回去。

“起来！”葛全有声音不大，但带着一股不容商量的狠劲，“今天你要是不去南洼地，你就别回来了。”

葛家旺这才慢腾腾地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伸手摸床头上的衣裳。他穿衣裳的功夫，葛全有已经在外头起了两遍车了。

等葛家旺磨磨蹭蹭出了门，葛家兴早牵着驴车走了。葛全有从棚子里扛了一把四齿耙子，扔给葛家旺，自己背着一副挑筐，父子俩一前一后顺着村道往南走。

晨雾还没散尽，白茫茫的，把远处的庄稼、近处的土坡都罩在一层薄纱里头。露水打湿了裤腿，沾了一鞋底的烂泥。路边草丛里的蚂蚱被惊动了，扑棱棱地蹦开，翅膀在阳光里闪着淡淡的金色。

南洼地离村子有二里地，是葛家最好的一块地，沙壤土，种啥长啥。花生是六月里下的种，到这会儿蔓子已经黄了，叶子上挂着露珠，在晨光里亮闪闪的。

葛家兴已经在地头卸了驴车，正弯腰薅花生蔓子。他干活有门道，不急着刨，先薅几棵看看长势，估摸着今年的收成。

葛家旺扛着耙子走到地头，把那家伙往地上一扔，四仰八叉躺在了一堆花生蔓子上，翘着腿看天上飞过的鸟。

“你就打算这么躺着？”葛家兴擦了把汗，直起腰看着他。

“我先歇会儿，起猛了头晕。”

“你才起来多久？走了二里路你就头晕了？”

“哥，你不懂，我这体质跟别人不一样，大夫说了，我气血不足，不能太劳累。”

葛家兴气得嘴巴哆嗦，想说几句狠的，又觉得跟他生这个气不值当。他一咬牙，自己抡起耙子刨了起来。四齿耙子落下去，沙土翻起来，一串串白胖胖的花生从土里蹦出来，带着泥土的腥气，新鲜得让人想生吃几颗。

太阳渐渐升高了，雾气散了，露水没了，露出来的是一层金灿灿的阳光，晒在脊梁上热辣辣的。葛家兴的汗顺着脖子往下淌，后背的褂子湿了一大片，紧紧贴在脊梁上。他的手臂一起一落，一起一落，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

葛家旺还躺在那儿，不过到底不好意思干躺着，伸手把薅下来的花生蔓子往一块拢了拢。拢了没几把，手就被蔓子上的毛刺扎得生疼，龇牙咧嘴地看手掌，上头扎了好几根小刺，便一个一个地往外拔，拔完了又开始薅，薅了没几把又扎着了，又停了。

葛全有蹲在地上挑花生。刨出来的花生蔓子上带着土，他要一棵一棵地把土磕掉，再把那些瘪的、发了芽的挑出来，好的归一堆，留着晒干了打油。

“爹，”葛家兴忽然停下来，“我听说王家庄那边去年种了一种新花生，个头大，出油多，一亩能多打百来斤。”

“嗯，”葛全有头也没抬，“明年开春打听打听，要是真有那么好，咱也换换种子。”

“种地是要紧，可光种地能有多大出息？”葛家兴把耙子杵在地上，喘了口气，“大壮哥前阵子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听说一天能挣十来块。爹，你说我要不要去学学？”

葛全有抬起头，看了大儿子一眼。晨光里，葛家兴的脸黑红黑红的，额头的皱纹像是刀子刻上去的，哪像个二十六岁的人，说他三十五六也有人信。他心里蓦地一酸，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半晌才说：“你的事，你自己拿主意。就是去了镇上，地也不能荒了。”

“地给我。”葛家旺忽然从花生蔓子上坐了起来，拍着胸脯说，“哥你放心去，地里的活我包了。”

葛家兴和葛全有同时看向他，眼睛里写满了同一种表情——不信。

葛家旺被这两道目光看得有些讪讪的，摸了摸鼻子，又躺了回去，嘴里嘟囔着：“不信拉倒，我也是好心。”

地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耙子翻土的沙沙声和远处鹁鸪鸟的叫声。鹁鸪叫得懒洋洋的，“咕咕——咕咕——”，像是也在打着瞌睡。

葛家兴的心却静不下来。他看着弟弟躺在花生蔓子上那副懒洋洋的样子，肚子里像烧着一把火。他想起从小到大，家里的活大部分都是他干的，弟弟不是装病就是偷懒，实在躲不过去了也是磨洋工。爹娘偏心小的，每次他抱怨，娘就说“他还小”，爹虽然不说啥，可也从没真正罚过弟弟一回。

想到这里，他忽然用力地把耙子往地里一插，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怎么了？”葛全有问。

“没事。”葛家兴咬着牙，又开始刨起来。

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胡氏做了一锅疙瘩汤，里头切了几根老白菜帮子，滴了几滴香油。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前，呼噜呼噜地喝着。

葛家旺喝了两碗，把碗一推，说困了，要去睡午觉。他刚从板凳上站起来，葛家兴的碗就猛地顿在了桌上，汤水四溅。

“坐下。”

葛家旺一愣。

“我说坐下。”葛家兴抬起头看着弟弟，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

葛全有和胡氏都停了筷子，看着这两个儿子。

“哥，你这是……”葛家旺有些心虚地往后退了半步。

葛家兴站起来，绕过长凳，走到了弟弟面前。他比葛家旺矮半头，但敦实的身体透着一股压迫感。他一把揪住葛家旺的衣领，把他拽到跟前，一字一句地说：“你今儿下午要是敢睡，我把你从炕上拽下来信不信？”

“老大！”胡氏急了，上来拽儿子的胳膊，“你干啥呢？有话好好说。”

“娘，你松手。”葛家兴拨开胡氏的手，眼睛直直盯着弟弟，“二十三了，不是三岁。咱家穷，我不怕，爹也不怕，可咱家丢不起这人！全村谁不知道葛家有个懒虫？谁家的姑娘愿意嫁一个懒虫？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葛家旺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嘴唇哆嗦了两下，想要争辩什么，却又咽了回去。他低下头，把被揪歪的衣领领正了，小声说：“我去还不行吗？”

“去？”葛家兴冷笑一声，“你是去地里睡觉，还是去地里干活？你心里清楚。”

葛全有始终没有说话。他把碗里最后一口疙瘩汤喝完了，抹了把嘴，站起来，慢吞吞地说：“都别吵了。吃完饭都去南洼地，趁这两天日头好，花生刨完了还要晒，不能在地里捂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是平静的，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越是这种平静，越是说明他心里的那个疙瘩拧得更紧了。

葛家兴松了手，退了回去，端起碗把剩下的汤一口灌了下去。他喝得急，呛了一下，咳了两声，眼圈就红了。也不知是呛的，还是别的什么缘故。

葛家旺没再提睡觉的事，乖乖跟着去了南洼地。一下午倒是没偷懒，虽说比不上哥哥那个架势，好歹也是实实在在地干到了日头落山。

收工的时候，葛全有走在最后头。他背着挑筐，一步一步走得慢，走得沉。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像一条细细的线，拖在他身后。

他忽然停下了脚步，回头望了一眼南洼地。地里的花生刨了大半，剩下的蔓子耷拉着叶子，在晚风里轻轻摇晃。这是一块好地，养活了一家人二十多年的好地。可是好地又能怎样呢？人要是懒了，给再好的地也是白搭。

他叹了口气，转身继续往回走。暮色四合，苇子沟的灯火东一盏西一盏亮了起来，稀稀拉拉的，像病人半夜醒来时勉强睁开的眼睛。

葛全有到家的时候，胡氏正坐在灶前烧火，橘红色的火光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她看见老头子回来了，往灶里添了一把柴，闷声问：“老二今儿干活了？”

“干了。”

“真干了？”

“真干了。”

胡氏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老大今天发那通火，其实也没什么错。”

葛全有把挑筐放下，在灶台边蹲下来，烤着火。灶膛里柴火噼里啪啦地响着，火星子直往上蹿。他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两个儿子还都是小孩子的时候。葛家兴三岁，话还说不利索，就知道往灶里添柴。葛家旺刚学会走路，追着一只芦花鸡跑，跑着跑着摔了个跟头，也不哭，趴在地上咯咯地笑。

那时候多好啊。

那时候穷是穷，可是热闹，有盼头。总觉得只要孩子们长大了，日子就会一天比一天好。谁知道长大了，反倒更难了。

“他娘，”葛全有忽然说，“你说咱是不是把老二惯坏了？”

胡氏没吭声，把一瓢凉水倒进锅里，滋啦一声，一股白气冒了上来。

“咱也不图他啥，”葛全有又说，“可他这样下去可咋整？咱俩不能跟他一辈子，老大也不能跟他一辈子。他总得自个儿过日子，总得有人跟他。”

胡氏的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一滴一滴掉在灶台上，掉在柴火上，滋啦滋啦地响。

“都怪我，”她哽咽着说，“是我惯的他。”

葛全有伸出手，在胡氏的手背上拍了拍。那手粗糙得像老榆树皮，却带着一种叫人安心的温度。他没说什么安慰的话，因为他知道，这时候说什么都没用。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说出来、哭出来的。

灶膛里的火光暗了下去，柴火烧尽了，剩下一些红彤彤的炭，慢慢也变成了灰白色。

院子里，葛家兴一个人在打水。辘轳吱吱呀呀地响着，一桶凉水从井里提上来，他弯腰提起桶，哗啦倒进缸里。倒完了，他也不急着打第二桶，就那么扶着扁担站着，仰头看着天。

天上星星出来了。好多，好密，像一把碎银子撒在青石板上。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弟弟跟在他屁股后面，哥哥长哥哥短地叫唤。那时候弟弟多乖啊，让他干啥就干啥，从来不顶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他也说不上来了。好像不知不觉间，弟弟就变了，变得陌生了，变得让他烦了，让他怒了。

他把扁担放在肩上，又开始打水。辘轳吱吱呀呀地响着，在这安静的夜里，传得老远老远。像是在跟谁说：这个家还有人干活呢，还有人撑着，塌不了。

日子就这么磕磕绊绊地过着，像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颠簸是颠簸，好歹还在往前走。

八月十五过了没几天，葛全有忽然在炕上爬不起来了。头天晚上还好好的，吃了两碗糊糊，跟胡氏说了会儿闲话，骂了老二几句，就吹灯睡了。第二天一早，胡氏见他还没起来，伸手一摸，额头滚烫，整个人烧得像一块刚从炉膛里夹出来的炭。

葛家兴赶紧套了驴车，拉着爹去镇上的卫生院。镇子离苇子沟十里地，路不好走，颠得葛全有在车上直哼哼。葛家兴心疼爹，又不敢慢下来，恨不得把驴打飞起来。

卫生院的大夫是个年轻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翻翻眼皮听听胸口，说是急性肺炎，得住院。葛家兴一听就慌了，他这辈子还没跟医院打过交道，连挂号在哪个窗口都不知道。好在同村的一个嫂子在卫生院当护士，帮着他跑前跑后把手续办了，又给胡氏捎了话，叫她收拾些换洗衣裳送过来。

葛全有在医院住了七天，花了一百三十块钱。这笔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对葛家来说却像是从牙缝里硬挤出来的。胡氏翻遍了家里能藏钱的每一个角落，炕席底下，枕头芯子里，咸菜坛子后面，凑了不到六十块，剩下的还是葛家兴找大壮借的。

葛全有出院那天，脸瘦了一圈，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整个人像是被人踩了一脚，瘪了。他走路还不太利索，得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胡氏在旁边搀着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嘴上却笑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养养就好了。”

葛家旺这些天倒是老实了不少。爹住院，哥在医院陪护，家里的猪啊鸡啊都指着他。他虽然不情不愿，还是每天照看着，倒也没出大岔子。只是那几亩苞米没来得及收，又被雨淋了一场，有些都发了芽，糟蹋了不少。

葛家兴回来一看，脸都绿了。他站在屋檐下，看着那几垛淋了雨的苞米，半晌没说话。后来把褂子一脱，搭在肩膀上，一个人下地了。

葛家旺站在门口，看着哥哥光着膀子走远的背影，嘴巴动了动，到底没说出一句话来。

葛全有病了这一场，身子骨大不如前了。以前他一个人能扛二百斤的麻袋，现在蹲下起来都费劲，膝盖咔咔响，像生锈的铁门。他不服老，还想着下地，可干不了半个时辰就喘得不行，胡氏不让他再干了。

“你就在家歇着吧，”胡氏说，“别逞强了，逞坏了不还是得花钱？”

葛全有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枣树的叶子快落光了，剩下几颗干瘪的红枣挂在枝头，被风吹得摇摇晃晃。这棵树是他爹手栽的，少说也有四十年了。树都老了，何况人呢？

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一天能割二亩麦子，比村里最壮的后生还快半亩。那时候他心气高，觉得只要肯出力，啥日子都能翻过来。可如今呢？翻来翻去，还是穷，还是苦，还是在这三间土坯房里沤着。

“家旺，”他喊了一声。

葛家旺从屋里探出头来，手里还捏着那本《故事会》。

“扶我到村口走走去。”

葛家旺愣了愣，把手里的书往炕上一扔，跑过来掺起爹的胳膊。他比爹高出大半头，扶着爹走路的姿势有点别扭，像是架着一个不太听话的麻袋。

父子俩慢腾腾地走在苇子沟的土路上。秋天的风干爽，带着一股庄稼秸秆的味道，还有些野菊花苦苦的香气。经过的人家有的在院子里掰苞米，有的在房顶上晒花生，看见葛全有出来走动，都打招呼：“全有叔好了？”“好了好了。”“可得注意身子啊，岁数不饶人。”“可不是嘛。”

这些话听着都是关心，可葛全有总觉得里头有些别的意思，像是说“你看，老了吧，不行了吧”。他心里不痛快，嘴上没说，只是微微点着头，面无表情地走过去。

村口有一棵大槐树，树冠遮天蔽日，是村里人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的地方。这时候正是半上午，日头还不毒，几个老太太坐在树下纳鞋底，叽叽喳喳地说着闲话。

葛全有在树下的石头上坐下来，喘了半天的气。葛家旺在旁边的石头上一蹲，又不知从哪儿摸出一根烟来点上。

“你少抽点烟，”葛全有说，“你那肺还没我结实呢。”

葛家旺嘿嘿一笑，把烟掐了，塞回兜里。

那几个老太太看见葛家旺，眼睛都亮了。张家婶子嗓门最大：“哟，家旺来了，好几天没见你了，又白净了，城里的小伙子都没你俊！”

葛家旺笑嘻嘻地跟她们打招呼，嘴甜得很，把几个老太太哄得合不拢嘴。其中一个李奶奶忽然说：“家旺啊，你也不小了，我娘家那边有个姑娘，长得可齐整，给你说说？”

葛家旺还没来得及回答，葛全有咳了一声：“李嫂子莫提了，我这老二还散漫着呢，娶了媳妇祸害人家姑娘。”

这话说得重了，李奶奶讪讪地住了口。葛家旺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很快又恢复了，嘿嘿笑着说：“奶奶别听我爹的，我这不是还没遇上合适的嘛。”

葛全有看了小儿子一眼，那眼神里头什么都有，又好像什么都没有。他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说：“回吧。”

葛家旺赶紧上前扶着，父子俩又在土路上慢慢往回走。

一路上谁都没说话。村道两边的狗尾巴草已经枯黄了，风一吹，沙沙地响，像是在翻一页一页褪了色的旧日历。葛家旺扶着爹的胳膊，眼睛看着前方，心里头忽然涌上一种说不清的感觉。酸酸的，涩涩的，又带点甜。从小到大，他还从来没有这样扶着爹走过路。

他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罢了。

到了家，葛家兴已经从地里回来了，正蹲在院子里磨锄头。磨刀石上浇了水，黑乎乎的浆子流了一地。他看见弟弟扶着爹进来，也没说什么，低下头继续磨。

一家四口，院子不大，却像隔了几座山。

日子眨眼就到了九月底。

这天傍晚，天上飘起了细雨，滴滴答答的，不大，却缠人。葛家兴从外面回来，衣裳湿了大半，头发上挂着一层水珠。他把湿衣裳脱了搭在灶台边烘着，穿着一条大裤衩子在堂屋里坐着，闷头剥花生。

胡氏在灶上炒菜，铁锅铲子碰得叮当响，一股葱花的香味在屋里弥漫开来。葛家旺破天荒地没赖在炕上看书，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帮哥哥剥花生。虽然他剥的速度还不到葛家兴的一半，好歹也算是干了。

葛全有坐在炕沿上，闭着眼睛养神。他最近瘦得厉害，腮帮子都陷下去了，脖子上的皮松松垮垮地耷拉着，像一只风干了的梨。

忽然，外头有人喊了一声：“家里有人吗？”

胡氏从灶房探出头来，一看，是邻村的王媒婆。这王媒婆五十多岁，圆滚滚的，穿一件大红花的褂子，头上抹着香油，苍蝇落上去都打滑。她手里撑着一把油纸伞，伞面上印着一对鸳鸯，也不知道是新的还是旧的，雨一淋，那鸳鸯的花色都洇开了，看着像两只落汤鸡。

“哎哟，王婶子来了，快进来快进来！”胡氏赶紧迎出去，声音里头透着一种久违的欢喜。

王媒婆收了伞，在门框上磕了磕水，扭着身子进了屋。她的目光在屋里转了一圈，先看看葛家兴，又看看葛家旺，最后落在葛全有身上，笑着说：“全有哥身子好些了吧？”

“好多了好多了，”胡氏抢着答了，拉着王媒婆坐下，“王婶子今儿怎么有空过来了？”

“我这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嘛，”王媒婆从袖子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脸上的雨水，“赵家集那边有个姑娘，姓宋，叫宋巧云，今年二十一，模样周正，手也巧，针线活做得流水似的。她娘托我给她寻个人家，我一想，咱苇子沟老葛家不是有两个儿子嘛，就过来问问。”

屋里顿时安静了，连灶上的铁锅都不响了。

葛家兴剥花生的手停了下来，低着头，耳朵却竖得老长。葛家旺倒是自在，还翘着二郎腿，有一搭没一搭地剥着花生，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胡氏的眼睛亮了起来，像黑屋子里忽然点了一盏灯。她搓着手，声音都有些不稳了：“这个……姑娘家里啥条件啊？”

“条件不算好，她爹前两年得病没了，就她跟她娘两个人，种两亩地，日子紧巴巴的。”王媒婆顿了顿，压低声音，“不过这姑娘是真的好，又勤快又懂事，在她们村里是出了名的。谁娶了她，那是祖上烧高香了。”

胡氏看看葛全有，葛全有睁开眼，慢慢地说：“姑娘家里穷不打紧，只要人好，比啥都强。”

“就是嘛就是嘛，”王媒婆一拍大腿，“全有哥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你看是先给老大说，还是先给老二说？”

这个问题一出口，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有了自己的想法，各看各的去处。胡氏看了看葛家兴，葛家兴低头剥花生，脸绷得像一块铁。她又看了看葛家旺，葛家旺抬头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头什么都有，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葛全有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给老大说吧。老大今年二十六了，再不找媳妇，怕是越拖越难。”

葛家兴猛地抬起头，想要说什么，嘴唇哆嗦了两下，又把头低下了。他的耳朵根子红得像煮熟的螃蟹，手上的动作机械地重复着剥花生的动作，可剥出来的花生仁有的被他捏碎了，掉了一地的碎屑。

王媒婆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里跟明镜似的，嘴上却不说破。她笑着说：“那就先给老大说。我回去跟宋家那边透个信，要是人家有意，过两天我带姑娘过来相看相看。”

胡氏千恩万谢地把王媒婆送到了门口，又从屋里翻出六个鸡蛋，用一块蓝布包了，塞到王媒婆手里。王媒婆推辞了两下，也就笑纳了，撑开伞扭着身子走了，那把油纸伞上的两只鸳鸯被雨淋得越发面目不清，看着像两只泡在水里的荷叶鸡。

王媒婆走后，屋里又恢复了安静。雨还在下，落在院子里的枣树叶子上，沙沙的，像无数只春蚕在啃桑叶。

葛家兴放下手里的花生，站起来，一声不吭地走出了堂屋。胡氏叫了他一声，他没应，径直穿过院子，走进了东厢房，把门关上了。

葛家旺看着哥哥的背影，忽然轻轻笑了一声，摇了摇头。

“你笑啥？”胡氏问。

“没啥。”葛家旺把手里剥了一半的花生扔回筐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娘，我先睡了啊，今儿干活累了。”

“你干啥了累？”

“剥花生剥的啊，手都酸了。”

胡氏还想说什么，葛家旺已经一溜烟跑进了西厢房，吧嗒一声把灯拉开了。昏黄的灯光从窗户纸里透出来，映着院子里淅淅沥沥的雨丝，像是在哭。

葛全有坐在炕沿上，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他的眼睛半睁半闭，看着虚空中某个看不清楚的地方。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堂屋里只剩下灶台上那盏煤油灯，火苗被从门缝里钻进来的风吹得东倒西歪，把屋里所有人的影子都扯得变了形。

不知过了多久，胡氏叹了口气，把锅里的菜盛出来。一碟子炒白菜，放了点辣椒，也算是个荤腥都没有。她把饭菜端到桌上，朝东厢房喊了一声：“老大，出来吃饭。”

东厢房里没有动静。

“老大？”她又喊了一声。

还是没有动静。胡氏走过去推了推门，门没插，推开一看，葛家兴面朝里躺在炕上，被子蒙着头，一动不动的。

“吃饭了。”胡氏说。

“不饿。”

“你这孩子……”

“说了不饿。”

胡氏站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把门带上了，转身回到堂屋。葛家旺已经不知什么时候从西厢房出来了，正端着碗扒拉饭，看见胡氏进来，含混不清地说：“娘，我哥咋了？是不是嫌那姑娘丑？”

“你闭嘴吧。”胡氏没好气地说。

葛家旺嘿嘿一笑，又低下头扒饭。他吃饭的样子倒是不难看，斯斯文文的，即便吃的是粗粮野菜，也像是在吃山珍海味。

葛全有从炕沿上站起来，走到桌边坐下。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白菜，放到嘴里嚼了半天才咽下去。他吃东西的样子像是在完成一件不太情愿的任务，每一口都费很大的劲。

“他娘，”他忽然放下筷子说，“你说老大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胡氏一愣：“谁？”

“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他今天不太对劲。”

胡氏想了想，摇了摇头：“他能有啥人？天天在地里，跟土坷垃打交道，认识个姑娘都难。要说有吧，张寡妇家那个闺女翠翠倒是跟他说过几次话，可翠翠才十七，还不大呢。”

“张寡妇家的翠翠？”葛全有的眉头皱了一下，“那姑娘倒是不错，就是她那个娘……难缠。”

“可不是嘛，”胡氏叹了口气，“张寡妇那个人，眼皮子浅，咱家这个条件，她怕是看不上。”

葛家旺听着爹娘说话，一颗花生仁在嘴里嚼了半天也没咽下去，腮帮子鼓鼓的，活像一只偷吃粮食的仓鼠。他忽然把花生仁咽了，用袖子抹了把嘴，说：“爹，娘，我觉得吧，你们都想多了。哥可能就是脸皮薄，不好意思。人家媒婆一说给他相看，他臊了。”

“臊了就不吃饭了？”胡氏不信。

“人跟人不一样嘛，”葛家旺耸了耸肩，“像我脸皮厚，多大的事都不当事。我哥那个性子，往好听了说是憨厚，往难听了说就是轴。他觉得自己穷，配不上人家姑娘，怕人家姑娘嫌弃，心里头虚，所以才不愿意。”

这话说得倒是有几分道理，葛全有和胡氏互相看了一眼，都不说话了。

雨渐渐大了，从先前滴滴答答变成了哗哗啦啦，敲在房顶上，敲在窗棂上，敲在枣树叶子上，汇成了一片嘈杂的声响。远处的狗不叫了，鸡也不叫了，整个苇子沟都缩进了这铺天盖地的雨幕里，像一只畏寒的刺猬，把头和脚都缩了进去。

屋檐下开始滴水，一滴一滴的，先是慢的，后来越来越快，连成了一条线。水落在台阶下的青石板上，溅起一朵朵水花，在昏黄的灯光里闪着，碎了又开，开了又碎，起起落落，没完没了。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

天还没全亮，葛家兴就起来了。他昨晚上一夜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想王媒婆说的那门亲事，想那个叫宋巧云的姑娘，想自己这把年纪还打着光棍，想村里跟他一般大的后生好多都娶了媳妇生了娃。翻来覆去想了一夜，越想越乱，最后也不知道自己想明白了什么，又或者什么都没想明白，反正天亮了就起来了。

他把昨晚上剥的花生收拾了半筐，又去牲口棚添了草料，喂了猪，扫了院子，把该干的不该干的都干了一遍。等胡氏起来做饭的时候，他已经把缸里的水挑满了，灶台上的锅也刷干净了。

“今儿咋这么早？”胡氏打着哈欠问。

“睡不着。”葛家兴说着，从水缸里舀了一瓢凉水，咕咚咕咚灌了几口。

“别喝生水，肚子疼。”

“没事。”

他放下瓢，走到院子里，看着满地的落叶——昨夜一场雨，打落了一地的枣树叶，湿哒哒地贴在泥地上，黄一块黑一块的，像一张张洗烂了的脸。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笤帚扫了起来。

“别扫了，”胡氏从灶房探出头来，“扫了又落，等落完了再扫。”

葛家兴没理她，继续扫。他扫地的样子像是在跟什么较劲，一下比一下用力，笤帚划过泥地，发出刷刷的声响，把那些脏污的落叶赶到一起，赶成一堆，扫进簸箕里，倒到院外的粪堆上。然后又开始扫下一堆。

胡氏摇了摇头，不再说他了，转身进了灶房，开始生火做饭。

早饭还没做好，院门被人推开了。来的是大壮，葛家兴最好的朋友，大名赵大壮，三十不到，黑黝黝的，膀大腰圆，冬天光着膀子也不嫌冷。他是村里少有的几个敢跟葛家旺开玩笑的人，因为他吃得起苦，也看不上好吃懒做的，但对葛家兴的弟弟，他还是留了几分面子，毕竟朋友的面子在那儿。

“家兴，”大壮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手里提着一个油纸包，“给，我娘蒸的包子，猪肉白菜的，你尝尝。”

葛家兴接过来，打开纸包，里头是四个白白胖胖的包子，还冒着热气，猪肉白菜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这香味吸了个满肺，又把纸包包上了。

“给你弟弟和婶子他们吃吧，我吃过了。”他说。

“你吃个屁，你吃过了我还不晓得？”大壮一屁股坐在院里的石墩上，“你这个人啊，啥都好，就是太顾别人，不顾自己。”

葛家兴没接这个话茬，把纸包递给胡氏，这才在大壮旁边蹲下来，摸出一根烟点上。他平时不抽烟，今儿不知怎么的，想抽了。

大壮看他那样子就知道有心事，也不急着问，从兜里掏出自己的烟点上，两个人并排蹲着，对着天上的云吞云吐雾。

天已经大亮了，昨夜的雨把天空洗得干干净净，蓝得不像真的。太阳从东边的山头上露出半张脸，金色的光铺下来，把整个苇子沟都镀了一层薄薄的金。几只麻雀在枣树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吵着，像是在开一场没完没了的会。

“昨晚上王媒婆来了？”大壮忽然问。

葛家兴看他一眼：“你咋知道的？”

“这村里有啥事能瞒住人？”大壮吐了口烟，“她来的时候从我家门口走的，我娘看见了。怎么回事？给你说媳妇？”

“嗯。”

“哪家的？”

“赵家集那边的，姓宋，叫宋巧云。”

“赵家集姓宋的……”大壮想了想，“是不是宋青山家的闺女？宋青山前两年死了，就剩下娘儿俩那个？”

“好像是。”

“那姑娘我知道，”大壮拍了拍大腿，“长得不赖，干活也利索，就是家里穷点。不过这年头，谁家不穷？咱也不挑那个。”

葛家兴把烟头在地上碾灭了，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大壮，你觉得我这样的人，能娶上媳妇吗？”

大壮一愣：“你这话从哪儿说起？你咋就不能娶媳妇了？你人又好，又能干，又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男人去？”

“可是穷。”葛家兴把“穷”这个字咬得很重，好像要把它嚼碎了咽下去似的，“咱家穷，又有个那样的弟弟，谁家姑娘愿意嫁过来受罪？”

大壮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他知道葛家兴说的是事实。苇子沟谁不知道葛家有个懒虫？姑娘们找婆家，打听来打听去，问到葛家旺的为人，十个有九个摇头。虽说相看的是老大，可嫁过去就是一个锅里搅马勺，弟弟那个德性，嫂子能不受连累？

“这个嘛……”大壮挠了挠头，忽然想到了什么，“要不你跟你爹说说，把你弟弟分出去单过？”

“分出去？”葛家兴苦笑了一声，“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分出去喝西北风？”

“那就让他喝西北风去，谁欠他的了？”

葛家兴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他是老大，这个家迟早是他的，弟弟再怎么懒也是他弟弟，爹娘再怎么偏心也是他爹娘。有些东西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一口锅里吃了二十多年的饭长在骨头里的，不是你说分就能分的。

大壮见他脸色不好，拍了拍他的肩膀，站起来说：“别想那么多了，走，跟我去镇上耍耍，老闷在家里能把人闷出病来。”

葛家兴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地里的活还没干完呢。”

“你这个人啊，”大壮叹了口气，“一辈子就是活地里的活。”

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脚步声蹬蹬蹬的，跟他的为人一样干脆。葛家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外，忽然觉得大壮说的那句话像根针扎在心口上。“一辈子就是活地里的活”——可不是嘛，他不光自己活地里的活，还想让弟弟也活地里的活，想让爹娘也活地里的活，想让将来的老婆孩子也活地里的活。可地里的活能活出什么名堂来呢？

他不知道。

中午的时候，王媒婆又来了。这回不是一个人来的，后头跟着一个女人。那女人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头发用一根皮筋扎着，露出一张清秀的脸。不算漂亮，但耐看，像秋天田野里的一棵棉花，不张扬，不惹眼，但扎扎实实地开着花，结着桃。

宋巧云。她就是宋巧云。

胡氏正在灶房里收拾碗筷，听见王媒婆那洪亮的嗓门，手里的碗差点没摔了。她擦擦手，慌慌张张地迎出来，一边走一边朝屋里喊：“他爹！老大！快出来！”

葛全有从堂屋里走出来，脸上挂着一种不太自然的笑。这种笑他这辈子没用过几回，有些生疏，像一件压在箱底好多年的衣裳，忽然翻出来穿上，皱巴巴的，怎么抻都不服帖。

葛家兴这次倒是没躲，从东厢房走了出来。他换了一件干净的蓝布褂子，是去年赶集的时候买的，一直舍不得穿，今天翻了出来。褂子洗过几水，颜色淡了不少，但胜在干净齐整，穿在他敦实的身上，倒也显出几分精神来。

只是他那双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先是背在身后，后来觉得不妥，又垂在身体两侧，垂了一会儿又觉得太死板，于是抱起胳膊，抱起胳膊又觉得不太礼貌，最后干脆垂着不换了。他的手黑，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再怎么洗也洗不掉，那是长年累月跟泥土打交道留下的印记。

宋巧云走进院子，目光飞快地在四周扫了一圈，把这家的底细看了个大概。三间正房，两间厢房，院子不小，但物件不多，一眼就能看出这家人的光景——不富裕，但也不邋遢，是个正经人家。

她的目光最后落在了葛家兴身上，停留了两三秒钟，然后移开了。就是这两三秒钟，葛家兴的心跳快了一倍，耳朵根子又红了。

王媒婆是个明白人，看出了两人的不自在，笑着说：“让他们年轻人单独说说话，咱们屋里坐坐。”说着就带着胡氏和葛全有进了堂屋。

葛家兴和宋巧云站在院子里，隔了三四步远，谁也不说话。枣树上的麻雀还在叽叽喳喳地叫，地上的蚂蚁在搬运一只死掉的毛毛虫，太阳明晃晃地照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短短的，缩在脚底下。

“你家的枣树长得挺好的。”宋巧云先开了口，声音不大，带着一种轻柔的乡下口音，像春天的风拂过麦田。

“嗯，我爹年轻时候种的。”葛家兴说。

“结的枣甜吗？”

“甜。回头我给你摘点尝尝。”

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回头给你摘点尝尝”——这话说得好像事儿已经定了似的，太冒失了。他的脸更红了，红得发紫，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宋巧云却没恼，微微低下了头，嘴角弯了弯，算是笑了。她低头的时候，露出一截白净的脖颈，太阳照在上面，细小的绒毛闪着金光，像秋天刚剥了壳的鲜花生。

葛家兴的目光在那截脖颈上停了一瞬，又赶紧移开了，心跳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你家几口人？”宋巧云又问。

“四口。我爹，我娘，我，还有我弟弟。”

“你弟弟做什么呢？”

葛家兴的心猛地沉了一下，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深水里。他张了张嘴，想说“他也在种地”，可话到嘴边又觉得说不出口，因为那是假话，他不爱说假话。可要说真话，说“他啥也不干，就是个懒虫”，他又觉得是在自揭家丑，把好好的亲事搅黄了。

“他……他身体不太好。”葛家兴到底还是说了这么一句，说完自己都觉得心虚，脸上火辣辣的。

“哦。”宋巧云应了一声，没有追问。

堂屋的门开了一道缝，王媒婆探出头来，朝院子里看了一眼，见两个年轻人站得端端正正的，说话也是客客气气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她把门又关上了，屋里传来她低低的笑声和胡氏的应和声。

又站了一会儿，宋巧云忽然说：“我回去了。”

“这就走？”葛家兴脱口而出，话一出口又觉得太着急了。

“嗯，我娘一个人在家呢。”

葛家兴想说“那我送送你”，可腿像灌了铅一样钉在地上，动不了。他想说的话太多了，可那些话到了嘴边就变成了哑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宋巧云转身往院门外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过头看了葛家兴一眼。那一眼里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春天的雨，细细的，蒙蒙的，若有若无的，可你一伸手，手心就湿了。

“过两天要是天气好，我去后山捡蘑菇。”宋巧云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了。

王媒婆从堂屋里追出来，一边走一边喊：“哎哟，这就走了？不再坐会儿了？”到了门口，回过头朝胡氏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有戏”。

胡氏的心一下子落了地，像一块石头从半空中落下来，砸在地上，溅起一蓬尘土。她站在门口，看着王媒婆和宋巧云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脸上挂着一种做梦似的笑。

“他爹，”她说，“你看这事咋样？”

葛全有站在堂屋门口，双手抄在袖子里，脸上的表情淡淡的，看不出喜怒。“人家姑娘看着是个好的，”他慢慢地说，“就怕咱家配不上。”

“配不配得上，不是说说的。”胡氏白了他一眼，“只要人家姑娘愿意，那就是配得上。”

她转头看向院子里站着的葛家兴，想问问他的意思，却发现大儿子正蹲在枣树下，低着头，一动不动，像一棵生了根的老树。枣树上的叶子还挂着昨夜的雨水，风一吹，噼里啪啦地落了他一头的细碎水珠，他也不躲，就那么蹲着。

胡氏轻轻叹了口气，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有些话不用问的，当娘的心里头比谁都清楚。

这天晚上，葛家兴破天荒地没怎么干活。他喂了猪，填了水，扫了院子，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发呆。胡氏问他吃不吃，他说吃了，其实他一口都没吃。

葛家旺不知什么时候从外面溜了回来，嘴里哼着小曲，一脸春风得意的样子。他在院子里那棵枣树上抓了一把红枣，塞进嘴里嚼着，含混不清地说：“哥，我听说今天人姑娘来了？咋样？长得好不好看？”

葛家兴没理他，眼睛盯着天上的星星，好像那些星星上面写着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哥？”葛家旺又喊了一声。

“嗯。”葛家兴应了一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我说那姑娘长得咋样？”

“还行。”

“还行是啥意思？好看不好看？”

葛家兴转过头看了弟弟一眼。昏暗的灯光里，葛家旺那张白净的脸上挂着一种没心没肺的笑，好像这个家的一切都跟他没关系，爹的病没关系，哥哥的婚事没关系，地里的庄稼也没关系。他就像个局外人，在台底下看戏，看台上的悲欢离合，看台上的起起落落，时不时还呱唧呱唧拍两下巴掌。

这个想法让葛家兴心里头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烦躁，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胸腔里发酵、膨胀，要把他的肋骨撑裂了。

“你管她好看不好看？”他站起来，声音有些发紧，“跟你有什么关系？”

葛家旺被他这突如其来的火气吓了一跳，嘴里嚼了一半的红枣差点没噎着。他眨了眨眼，把手里的枣核吐了，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姿势：“行行行，我不管我不管，你的事我不管，行了吧？”

说完他讪讪地进了西厢房，又把那盏灯拉亮了。

葛家兴重新坐下来。月光不知什么时候洒了下来，把整个院子照得亮堂堂的。墙角的鸡已经上架了，缩成一团，偶尔咕咕地叫两声，像是在说梦话。远处传来几声犬吠，忽远忽近的，像是谁在夜里喊一个人的名字，喊了几声没人应，就不再喊了。

他忽然想起宋巧云走之前说的那句话：“过两天要是天气好，我去后山捡蘑菇。”

这是不是一种暗示呢？是不是在告诉他，如果想见她，就去后山？还是说这只是随口一说，一句无关紧要的客气话，就像城里人见面问“吃了没”一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他想不明白。

活了二十六年，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他能算清一亩地该下多少种，一头猪该喂多少料，一棵树该施多少肥，可就是算不清女人的心。女人的心就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你趴在井沿上往下看，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你喊一声，半天才有一个模糊的回音传上来，可那回音已经被井壁碰得变了形，早就不是原来的话了。

月亮渐渐升高了，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面铜锣挂在半空中，安静得让人心慌。

葛全有站在窗户根底下，把院子里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看了很久，看得腿都有些麻了，才慢慢地转过身，摸着黑上了炕，躺下。胡氏已经睡了一觉，被他上炕的动静惊醒了，含糊地问了一句：“老大咋样了？”

“不知道。”葛全有说。

“你这当爹的，儿子的终身大事你也不上心。”

“上心有啥用？”葛全有看着黑洞洞的房顶，声音低得像蚊子在哼，“他自己不拿主意，谁能替他拿？”

胡氏不再说话了，翻了个身，面朝墙，不一会儿又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葛全有却怎么也睡不着。他的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出烟袋锅子，想抽两口，想起胡氏最烦他在炕上抽烟，又把烟袋放回去了。他就那么睁着眼睛躺着，听窗外枣树上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

一片枣树叶从窗口飘了进来，轻飘飘的，像一只枯黄的蝴蝶，在空中转了几个圈，落在了他的脸上。他伸手拿起来，叶片已经干透了，一碰就碎，碎成粉末从他的指缝间漏了下去。

连一片叶子都抓不住。

他在这世上还能抓住什么呢？

他闭上了眼睛。

过了两天，果然是个大晴天。

葛家兴一大早起来，在院子里转了三圈，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换了件干净衣裳，提了个竹篮子，跟胡氏说去后山捡蘑菇。

胡氏正在喂鸡，抬头看了看天，说：“这季节确实该有蘑菇了，后山那片松树林子里，往年这个时候蘑菇可不少。你去吧，多捡点，晚上给你炒着吃。”

葛家兴闷声应了，出了院门，脚步却不自觉地快了起来。

后山在苇子沟的北面，三里多地，不算远，但路不好走，要穿过一片乱葬岗子，再翻过一道土坎子，才到那片松树林子。这条路葛家兴小时候走过无数次，那时候他还带着弟弟来捡蘑菇、掏鸟窝、摘酸枣，兄弟俩一前一后地在林子里窜来窜去，像两只撒欢儿的狗崽子。可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久得像上辈子的事。

他走得很快，快到乱葬岗子的时候，脚步慢了下来。不是怕鬼，他这个年纪的人了，早就不信那些了，他是怕碰到村里人，被人看见问他去哪儿，他不好回答。

好在路上没人。乱葬岗子上长满了荒草和荆棘，几座老坟歪歪斜斜地立在草丛里，墓碑上的字早被风雨磨没了，像一张张被擦干净的脸，什么表情都没有。

过了乱葬岗子，翻过土坎子，松树林子就在眼前了。这片林子不大，但松树长得高，密密匝匝的，把太阳光筛成细碎的金点子，洒在铺满松针的地上。空气里有股松脂的香味，混着泥土和落叶腐烂的气息，闻着让人鼻子发痒。

葛家兴站住了。

林子里安安静静的，没有一个人。鸟叫都没有，只有风吹过松枝的声音，呜呜的，像有人在山那边吹号角。

她没来。

还是说他来得太早了？或者是太晚了？又或者那句话真的只是随口一说，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葛家兴站在松树林的边缘，手里的篮子垂了下来，快要碰到地面了。他愣愣地站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个天底下最傻的傻子。人家姑娘随口说了一句话，他就巴巴地跑了三里多路来捡蘑菇，村里那些闲汉要是知道了，能拿这件事笑话他三年。

他转身想往回走，腿却不听使唤。犹豫了一下，他还是迈步走进了松树林子。

来都来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最起码捡点蘑菇，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松树林里的蘑菇还真是不少，白的、黄的、灰的，一丛一丛地长在松树根底下，藏在厚厚的松针下面，要蹲下来仔细翻才能看见。葛家兴捡蘑菇有的是经验，知道什么样的能吃什么样的不能吃，那些颜色太艳的、长在腐木上的、有股怪味道的，他一概不要，只捡那种最常见的松蘑，灰白色的伞盖，肥厚的伞肉，闻起来有一股清香味儿。

他走得很快，眼睛也尖，不一会儿就捡了半篮子。正弯腰捡一个大的，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他心里猛地一跳，直起腰来，回过了头。

宋巧云就站在三步远的地方，也提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已经装了小半篮蘑菇。她今天穿了一件淡蓝色的褂子，头发还是扎着，脸上薄薄地出了一层汗，脸颊上泛着淡淡的红，像秋天树梢上被霜打过的柿子，透着一股子熟透了的甜。

两个人就这么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都不说话。松林里安静极了，连风都不吹了，阳光从松枝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他们之间画出一道一道的光柱，光柱里有细细的灰尘在飞舞。

“你也来捡蘑菇啊？”宋巧云先开了口，还是那句朴素的、毫无新意的话。

但葛家兴觉得这句话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好听的一句话。她的声音像泉水淌过青石板，清清凉凉的，一直流到他的心里面去了。

“嗯，”他闷声说，声音有些发紧，“你……你也来了。”

“我说过要来捡蘑菇的。”宋巧云低下头，用脚尖踢了踢地上的松针，那样子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又像是在跟蘑菇说话。

“我以为你只是随便说说的。”葛家兴说。

宋巧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种东西让葛家兴的心跳又加快了几分。她说：“我不随便说话。”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是在安静的松林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进了葛家兴的耳朵里。不光是落进了耳朵里，还顺着耳朵一直往里钻，钻进了他的心窝子里，在那个最柔软的地方扎下了根。

后来的事情，就像田里的庄稼，到了时候自然就长出来了。

葛家兴和宋巧云在后山松树林子里“偶遇”了好多次。每次都是去捡蘑菇，可每次都捡不了多少蘑菇，因为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说话上。葛家兴这个人平时闷得很，跟谁都说不了几句囫囵话，可跟宋巧云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话就像是打开了闸门的水，咕嘟咕嘟往外冒，拦都拦不住。他跟她说地里的庄稼，圈里的牲口，村里的鸡毛蒜皮；她跟他说家里的针线，灶上的饭菜，母女俩相依为命的苦与甜。

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两颗心就像两只蚂蚁，在茫茫人海里碰了头，碰了头就再也不肯分开了。

十一月里，王媒婆传了话过来，宋家那边同意了，彩礼要八十块钱，外加两身衣裳，一双鞋。这数目不算大，放在村里也就是中等偏下的水平，可葛家还是拿出不，最后还是葛家兴找大壮借了三十块，又把他攒了两年的卖鸡蛋钱全掏了出来，凑了六十块，跟宋家那边商量，余下的二十块等过了年再给。

宋巧云的娘是个明事理的女人，知道葛家不容易，也没多说什么，点了头，这门亲事就算定下了。定亲的日子选在十一月初八，葛家杀了那只养了三年的老母鸡，胡氏蒸了一锅白面馒头，又磨了二斤豆腐，凑了四个菜，请王媒婆吃了一顿饭，这亲就算是订了。

葛家旺那天帮着端菜倒酒，倒是勤快了一回。他看着哥哥脸上那藏不住的喜色，忽然觉得心里头有点酸溜溜的，也不知道是为哥哥高兴，还是为自己发愁。他也想过娶媳妇的事，可娶媳妇得花钱，他那两手空空的，拿什么娶呢？

“娘，”他把胡氏拉到灶房，压低声音说，“哥都定亲了，我的事你也得上上心。”

胡氏正忙着炒菜，头都没抬：“你先把你自己管好了再说。你哥是凭啥娶上媳妇的？凭的是人家姑娘看上他能干、靠得住。你呢？你有啥？”

葛家旺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张了张嘴，又闭上了，缩头缩脑地退出了灶房。

定亲那天晚上，葛全有没有吃多少东西，只是喝了两杯酒，脸就红了。他的脸一旦红起来就像是天边烧晚霞，从两颊一直烧到脖子根，烧得整个人都有些恍惚。他靠在炕头的被垛上，半睁着眼睛，看着屋里的热闹。

灯光昏黄如豆，每个人的脸都像是用旧报纸剪出来的，模模糊糊的，带着一种年代久远的温柔。他看着大儿子忙前忙后地招待客人，脸上挂着难得一见的笑容，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上来的滋味。甜的，苦的，酸的全搅在一起，像一碗五味杂陈的乱炖。

不容易啊，他想。二十六年的光阴，像一本书翻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就翻到了这一页。他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儿子小时候的样子，儿子就已经长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就要娶媳妇过他自己的日子了。

他端起酒杯，把杯子里剩下的酒一口闷了。酒是劣质的白酒，辣嗓子，但能烧心。一口下去，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烧得他眼眶发热。

胡氏坐在他旁边，一边给大家夹菜一边说着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说得很热闹，可她眼角那些细碎的皱纹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比平时深了很多，像是刻上去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转眼到了腊月。

腊月二十三，小年。按规矩是要祭灶的，胡氏在灶台上摆了供品，烧了香，嘴里念念有词地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葛家兴帮着贴了灶王爷像，葛家旺不知道去了哪里，一整天不见人影。

葛全有的身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下地走几步，不好的时候就躺在炕上气喘，胸口像揣着一只风箱，呼啦呼啦响。卫生院的大夫来看过，说是肺上的毛病不容易好，得好好养着，不能受凉，不能生气，不能干活。胡氏把这些话牢牢记在心里，像供菩萨一样供着老头子，不让他沾一点凉水，不让他动一根手指头。

葛家兴的婚期定在来年二月二，龙抬头那天。日子是宋巧云的娘找人看的，说那是个黄道吉日，宜嫁娶。葛家兴对这个不讲究，宋家说啥就是啥，他只有一个要求——要把西厢房拾掇出来当新房。

西厢房一直是葛家旺住的。这间屋子不大，一铺炕占了半间，剩下半间堆着杂七杂八的东西，旧衣服、破鞋烂袜子、缺了口的瓦罐，还有一个老鼠做的窝，到处是老鼠屎和灰。葛家旺在这屋里住了二十三年，从来也没想着收拾收拾，脏了就脏了，乱了就乱了，反正他也不在乎。

“你得搬到东厢房去跟你哥住。”葛全有对葛家旺说，“西厢房给你哥当新房。”

葛家旺听了这话，脸上那永远挂着的笑终于消失了。他看了葛全有一眼，嘴唇动了两下，想说什么，到底没说，站起来走了出去。他走到院子里，在那棵枣树下站了一会儿，然后出了院门，在冬日的寒风中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

他不知道自己在生什么气。按理说哥哥娶媳妇住新房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搬到东厢房跟哥哥挤一挤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他心里就是不痛快，像是被人从窝里撵出来的一条狗，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他在村外的土路上走了几个来回，冷风把他的脸吹得生疼，手脚都冻麻了，才慢慢走回了家。到家的时候，胡氏已经把西厢房里的东西搬了一多半出来，正指挥着葛家兴打扫屋子。

“你这屋里跟猪窝似的，多长时间没打扫了？”胡氏一边扫地一边数落，“你看看这灰，这老鼠屎，这蜘蛛网……”

葛家旺站在门口，看着胡氏把他住了二十三年的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那些他从来不在意的灰尘和蛛网，此刻被擦洗干净了，露出墙皮下面原本的颜色——一种黯淡的灰黄色，像一张被岁月熏黄的脸。炕上的席子是新的，是胡氏赶集时买的，青绿色的苇席，编得细密，散发着苇子和阳光的清香。

“行了，”胡氏拍拍手上的灰，“把新褥子铺上，再糊两张年画，就是个新房的样儿了。”

葛家兴端着一盆水从院子里进来，看见弟弟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说：“家旺，你去东厢房把铺盖弄好，晚上你就睡那儿了。”

葛家旺“嗯”了一声，没有动。

葛家兴把水盆放在地上，直起腰来看着弟弟。兄弟俩一个站在屋里，一个站在门口，隔着几步远的距离，中间是那盆浑得看不见底的水。

“哥，”葛家旺忽然开口了，“你要娶媳妇了，我替你高兴。”

这话说得平平淡淡的，听不出什么感情色彩。葛家兴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答话，葛家旺已经转身走了，脚步声在东厢房里响了起来，然后是铺盖的声音，然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年后，葛全有的身子忽然好了起来。这个“忽然”来得蹊跷，就像冬天里忽然开了一树桃花，好得不太真实。他能下地走动了，能吃两碗饭了，脸上也有了些血色，甚至还能在院子里劈两下柴。胡氏高兴得不行，逢人就说老头子好了，全好了，大夫说养着养着就好了嘛。

可葛家兴心里总是不踏实，他不信这种“忽然”的好。大病这种东西，从来都是慢慢来的，像春天的草，一天一天往上长，你看不见它长，可它就是长了。忽然好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他偷偷问过卫生院的那个大夫，大夫沉吟了半天，说了一些“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心肺功能不全”之类的词，最后说了一句让葛家兴心凉了半截的话：“好好养着吧，别让他生气，别让他累着，能撑多久是多久。”

撑多久是多久。

这句话像一把刀，在葛家兴心里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伤口不淌血，可就是疼。

二月初一，婚礼的前一天。

天刚蒙蒙亮，葛家兴就起来了。他今天要忙的事情很多，要去镇上买肉买菜，要去大壮家借桌椅板凳，要跟厨子商量菜谱，要到宋家去送催妆礼，还得把新房再收拾一遍。事情多得跟乱麻似的，千头万绪，他得一件一件地理清楚。

出门的时候，他看见葛家旺蹲在院子里刷牙，满嘴的白沫子，腮帮子鼓鼓的，样子有些滑稽。他犹豫了一下，走过去说：“家旺，今儿你帮我去镇上买肉吧，单子我给你写好，你去王屠户那儿拿。”

葛家旺正刷着牙，含混不清地说：“我这牙还没刷完呢，再说了，镇上那么远，你咋不自己去？”

“我有别的事。”

“啥事？”

“你别管了，让你去你就去。”

葛家旺把嘴里的水吐了，用袖子擦了擦嘴，不情不愿地说：“行吧行吧，我去我去。”

葛家兴从兜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头歪歪扭扭写着“猪肉二十斤，鱼两条，豆腐十斤，粉条五斤”等等，递给了葛家旺。又从另一个兜里掏出一卷钱，数了三十块出来，也递了过去。

“把钱揣好，别丢了。”葛家兴叮嘱道。

“知道了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葛家旺把钱揣进裤兜里，拍了拍，转身走了。

葛家兴看着弟弟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掉了，转身走进屋里继续忙活。

到了中午，葛家旺还没回来。葛家兴以为他是走得慢，也没在意。到了下午两点，还是没回来。他有些着急了，骑了借来的自行车往镇上赶。到了王屠户的肉铺，王屠户说葛家旺上午来过，拿了二十斤肉，说是还要去买别的，就骑着车走了。

“他骑车来的？”葛家兴愣了一下。

“可不是嘛，借了村头老孙家的自行车。”

葛家兴心里那根弦一下子绷紧了。他骑上车又去了别的摊位，问了卖鱼的、卖豆腐的、卖粉条的，都说葛家旺来过了，买了东西，然后就走了。

东西买了，人却不回来，去哪儿了呢？

葛家兴的心开始往下沉。他想到了镇上的录像厅，想到了路边的棋牌摊，想到了那些不三不四的地方。他骑着车在镇上转了好几圈，最后在一个僻静的巷子里发现了那辆自行车——车子歪倒在墙根，车把上挂着肉和菜，后座上绑着豆腐和粉条。人却不见了。

车篮子里的肉被太阳晒得有些发软，油汪汪的，正往下滴油。

葛家兴站在那里，看着那辆歪倒的自行车和那些晒软的肉，手开始发抖。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嵌进掌心里，疼得钻心。他深吸了一口气，又深吸了一口气，把那些东西从车上解下来，把车子扶起来，推着车慢慢往回走。

他不知道弟弟去了哪里，但他知道，明天的婚礼上，该到的人一个都不能少。

因为葛家旺丢不起这个脸，这个家也丢不起这个脸。

他推着车走在回村的土路上，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在地上拖出一道细瘦的、歪歪扭扭的黑影。路两边的麦田已经开始返青了，嫩绿的麦苗在晚风里轻轻摇摆，像无数只小手在比划着什么，又像无数张小嘴在说些什么。风里有股泥土的腥味和青草的甜味，这些味道本来是葛家兴最喜欢的，但此刻他什么都闻不到。

他的心已经被塞满了，塞得严严实实，连风都透不进去。

回到村子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胡氏站在门口张望了好一阵子，看见大儿子推着车回来，车上的东西倒是全的，不见小儿子，就问了句：“家旺呢？”

葛家兴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一声不吭。

“家旺呢？”胡氏又问了一遍，声音大了些。

葛家兴把肉和菜拎进灶房，挂在墙上的铁钩上，又把豆腐泡在水盆里，粉条搁在案板上。他把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地做完，才擦着手走出来，站在院子里，看着胡氏，说了一句让胡氏腿都软了的话：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二月初二，龙抬头。葛家兴的婚礼。

按照苇子沟的规矩，婚礼这天新郎官要身穿新衣裳，胸前挂一朵大红花，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去接新娘。葛家兴家里没有马，借了一头毛驴，毛驴的脑门上扎了一朵红绸子花，看着倒也有几分喜庆的意思。只是那毛驴没见过这场面，有些认生，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像个扭秧歌的老太太。

葛家兴骑在驴背上，身前挂着一朵皱皱巴巴的大红花，面色木然，看不出是喜还是悲。身后跟着迎亲的队伍，大壮打头，几个要好的兄弟跟着，还有几个吹唢呐的，是胡氏花了五块钱从邻村请来的。唢呐吹的是一支不知名的曲子，调子有些跑偏，但胜在声音大，震得人耳朵嗡嗡响，也算是把喜事的气氛烘托出来了。

宋巧云家不远，三里多地，迎亲的队伍却走得慢。一路上好几个村子要经过，路过别村的时候，唢呐要吹得更响些，鞭炮要放得更密些，这是规矩，告诉别的村的人，咱村有人娶媳妇了，大喜的日子，都来沾沾喜气。

葛家兴骑在驴背上，眼睛看着前方，可余光一直在往两边的人群里扫，像是在找什么人。

他的弟弟葛家旺，一直没有回来。

昨天晚上，胡氏哭了大半夜，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压抑的、闷闷的哭，把脸埋在枕头里，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葛全有坐在炕沿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锅子磕在炕沿上，发出单调的笃笃声，像是在给胡氏的哭声打拍子。

葛家兴没有哭。他坐在东厢房里，把明天婚礼的每一个细节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把每件事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他把要请的客人名单列了一遍，把坐席的顺序排了一遍，把酒席上的每道菜都想了一遍。

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架精密的机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他知道，这个家不能没有他。爹不能没有他，娘不能没有他，明天的婚礼不能没有他。至于弟弟——那是弟弟自己的选择，他管不了了。

到了宋家，宋巧云已经打扮好了。她穿了一件大红色的棉袄，头上戴着一朵红绒花，脸上扑了薄薄一层粉，嘴唇上抹了一点胭脂，整个人看起来像一朵刚开的花，红艳艳的，鲜灵灵的，让人看一眼就觉得心里暖和。

她坐在炕上，脚边的火盆里炭火烧得正旺，映得她的脸红扑扑的。她的眼睛有点肿，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也可能是哭了。但此刻她在笑，那笑容不大，却真实，像冬天里的一缕阳光，不刺眼，但暖到心里去了。

葛家兴走进屋里，按照规矩要给新娘子穿鞋。他蹲下来，拿起那双红色的绣花鞋，手有些抖。宋巧云低头看着他，忽然伸出手来，握了握他的手腕，轻轻地说了一句：“别慌。”

就这两个字，葛家兴的心一下子就定了。

他给宋巧云穿上了鞋，扶着她下了炕。宋巧云的母亲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棉袄，头发花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比胡氏还深还密。她看着女儿被新郎官牵着走出来，嘴唇哆嗦了几下，到底没哭出来，只是把女儿的手交到了葛家兴手里，说了一句：“好好待她。”

葛家兴用力地点了点头。

唢呐又吹起来了，鞭炮又响起来了，迎亲的队伍热热闹闹地从宋家出发，往苇子沟的方向走。宋巧云骑在一头灰色的小毛驴上，葛家兴在旁边牵着缰绳，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春风料峭的乡间小路上。

路两边的麦苗绿得发亮，像是谁在大地上铺了一张巨大的绿绒毯。田埂上的野草已经开始冒芽了，星星点点的，嫩的能掐出水来。天蓝得像洗过一样，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着，漫无目的，随遇而安。

回到苇子沟的时候，葛家门口已经聚满了人。村里人来的不少，男人们抽着烟闲聊，女人们抱着孩子叽叽喳喳，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像一群闹塘的泥鳅。鞭炮噼里啪啦地响着，红色的碎屑像花瓣一样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了一地的红。

胡氏站在门口迎亲，穿了一件八成新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脸上抹了不知道多少粉，白得有些不自然。她看见新娘子来了，眼睛一下子就红了，接着又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用手绢擦了又擦，怎么也擦不干。

葛全有坐在堂屋里，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黑色棉袄，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像一尊庙里的泥塑。他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有嘴角微微地往上翘着，翘了那么一点点，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他今天特意刮了胡子，露出了青色的下巴和两腮，看上去年轻了五六岁。只是他的手放在膝盖上，一直在微微地抖，像是冬天里落了霜的树叶，风一吹就抖个不停。

拜堂的仪式很简单。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葛家兴和宋巧云按着司仪的话，一板一眼地拜了又拜，拜得认认真真，像是在完成一件神圣的大事。

当葛家兴弯下腰去向父母行礼的时候，他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堂屋里的人，又扫过院子里的宾客，心里头那个念头又冒了出来——弟弟不在。

但他只是弯着腰，在那里停留了比应该停留的时间长了一两秒钟，然后直起身来，转身面对他的新娘。

夫妻对拜。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葛家兴看着眼前这个穿着大红棉袄的女人，她的脸蛋红扑扑的，眼睛里映着烛光，亮闪闪的，像两颗刚用水洗过的黑葡萄。他想，这就是他的媳妇了，要跟他过一辈子的人了。

宋巧云也在看着他。她看着这个敦实的、皮肤黑红黑红的光棍汉，他的手粗得像老树皮，他的脸上刻满了风霜，他不怎么笑，也不太会说话，可是她知道，他是个好人。一个好人，比什么都强。

送入洞房。葛家兴牵着宋巧云的手，穿过闹哄哄的人群，走进了西厢房。西厢房的窗户上贴着红色的双喜字，炕上铺着新褥子，被子上绣着鸳鸯，枕头底下压着红枣、花生、桂圆、莲子，寓意早生贵子。一切都准备得妥妥当当的，样样俱全。

葛家兴关上门的时候，屋外的喧闹一下子远了，像是隔了一层什么东西。屋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两个人的呼吸声，一个重，一个轻，像两条不同节拍的旋律，慢慢地，慢慢地，试着合到一起。

宋巧云在炕沿上坐下来，低着头，不说话。葛家兴站在门口，手足无措地看着她，不知道自己该坐哪儿，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他忽然觉得很想笑。

二十六岁的人了，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累没受过，可到了自己媳妇面前，连坐都不敢坐了。

他最后还是在炕沿的另一头坐下来了，离宋巧云隔了两个人的距离。两个人就那么坐着，谁也不说话，窗外的喧闹声渐渐远了，像是退潮的海水，一点一点地退去，最后只剩下海浪退去后沙滩的寂静。

“你弟弟呢？”宋巧云忽然轻声问了一句。

葛家兴的身子僵了一下。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他不在。”

“不在？”

“嗯。”

宋巧云没有再问，她好像什么都明白了。她从炕沿上站起来，走到窗户前，看着窗纸上的双喜字。那红纸剪得不太整齐，边边角角有些毛糙，像是自己剪的。她伸出手指，在那个“喜”字的一横上轻轻描了一下，描得很慢，很轻，像是在描一个她等待了很久的梦。

“家兴，”她说，“以后咱俩好好过。”

葛家兴看着她的背影，看着她头发上那朵红绒花在烛光里轻轻晃动，喉咙里忽然堵了什么东西，堵得他说不出话来。

“嗯。”他最后只说了这一个字。

这一个字，比他这辈子说过的所有话加起来都重。

晚宴在院子里摆开了。一共五桌，借了左邻右舍的桌椅板凳凑出来的，桌布是胡氏连夜缝的，颜色不统一，有白的有蓝的，凑在一块儿倒也花花绿绿的挺热闹。菜是胡氏帮着大厨张罗的，八个菜，四荤四素，在苇子沟这地方已经算是上等的席面了。

葛家兴端着酒杯挨桌敬酒，大壮跟在后面替他挡酒。他喝了几杯就上头了，脸红得像关公，说话也有些大舌头，但脑子还清醒着。他跟村里的长辈们说着客气话，跟平辈的兄弟们碰杯，跟小孩子们逗着玩，把该应酬的都应酬了，该招呼的都招呼了。

在这个忙碌而嘈杂的晚宴上，他没时间想别的事情，也没时间去想那个缺席的人。

月亮爬上来的时候，客人们陆续散了。胡氏把桌子上的残羹剩饭收拾了，碗筷堆了一大盆，留着明天再洗。大厨把借来的锅碗瓢盆清点了，打了个招呼就走了。亲戚们也走了，邻居们也走了，院子里只剩下葛家自己人，还有满地的瓜果皮核和踩得稀烂的瓜子壳。

葛全有还坐在堂屋的椅子上，看起来比早上更佝偻了，像是被这一天的热闹耗尽了所有的精气神。胡氏在旁边收拾东西，时不时抬头看他一眼，目光里满是担忧。

“爹，您回屋歇着吧。”葛家兴走过来，弯下腰对葛全有说。

葛全有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那眼皮像两块沉重的铅皮，抬起来都有些吃力。他点了点头，撑着椅子扶手慢慢站了起来，膝盖咯吱咯吱响了两声，像一扇生锈的门被推开了。

胡氏赶紧上前扶住他，两个人一步一步地走向东屋。

葛家兴站在堂屋中间，看着爹娘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门帘后面，心里头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他愣了好一会儿，才转身回到西厢房。

宋巧云已经把新铺盖铺好了。炕烧得热乎乎的，一进屋就有一股暖烘烘的热气扑面而来，裹着新棉花、新苇席和红纸的混合气味。蜡烛燃了大半，烛泪在灯台上凝固了，像一朵一朵红色的蘑菇。

宋巧云坐在炕沿上，已经洗了脸，卸了妆，露出原本的面目。没有胭脂水粉的遮盖，她的脸看起来更清秀了，皮肤白白的，透着淡淡的红，像剥了壳的煮鸡蛋。

葛家兴在她旁边坐下来，两个人之间只隔了一拳的距离。他的手垂在身体两侧，手心全是汗，心跳得像擂鼓。他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肥皂香味，还有头发上一种说不出的清香，这些味道混在一起，钻进他的鼻子里，钻进他的脑子里，让他有些晕晕乎乎的。

“还不睡？”宋巧云轻声说。

“嗯……睡。”葛家兴的声音听起来不像自己的了，又细又哑，像个没变声的孩子。

他伸手去够灯台上的蜡烛，手指哆嗦了两下，才把烛芯掐灭了。

屋里一下子黑了。月光从窗户纸里透进来，朦朦胧胧的，把一切都罩上了一层淡淡的银色。能听见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近了又远了，像是夜的心脏在跳动。

黑暗中，他感觉到她的手摸索着伸了过来，碰到了他粗粝的手指，停顿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指凉凉的，细细的，像几根刚从泥土里刨出来的嫩白茅根，在他的掌心里微微颤抖着。

他握紧了她的手，用力地，像是怕她跑了一样。

窗外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躲进了云层里，院子里暗了下来，只有那棵老枣树的影子，在风里轻轻摇晃着，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腊月的风从苇子沟的南边刮过来，裹着枯草和尘土的味道，把院门上贴的红对联吹得呼啦呼啦响。自从葛家兴娶了媳妇，这个院子像是被人从中间画了一条线，东边还是老样子，西边却有了些不同。

西厢房的门框上贴着双喜字，虽然被风吹得翘了边，但那红色还是鲜亮的，像一摊凝固的血。窗户上糊了新纸，白生生的，不像其他屋子那样灰扑扑的，透着些生气。宋巧云是个勤快人，嫁过来没几天就把西厢房收拾得跟换了个人住似的，连灶台都用碱水刷了一遍，露出了原本的青砖颜色。

东厢房那边却还是老样子。葛家旺在婚礼第二天下午回来了，头发乱蓬蓬的，眼睛红红的，衣裳皱得像咸菜，浑身一股酒气，还有一股说不出是什么的臭味。他回来的时候，胡氏正蹲在院子里择菜，看见他这副模样，手里的菜掉了一地，嘴巴张了张，最终却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站起来，低着头进了灶房，锅碗瓢盆碰得叮当响。

葛家旺也没说话，垂着头穿过院子，推开东厢房的门。那扇门自从他搬出来之后就一直没关上过，风吹雨打的，门轴都锈了，推起来吱呀一声，像是什么东西在尖叫。屋里头还是他搬走前那个样子，铺盖卷散着没打开，枕头歪在一旁，墙角的蜘蛛网又织了一层新的。

他站在门口停了一会儿，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进去。风把他皱巴巴的衣角吹起来，露出腰间一截白生生的皮肤，瘦得能看见肋骨。

葛家兴从西厢房出来倒洗脚水，一抬头就看见弟弟站在东厢房门口。两个人隔了一个院子的距离，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葛家兴端着搪瓷盆的手顿了一下，盆里的水晃了晃，溅出几滴，落在泥地上，立刻就被吸干了，只留下一小块深色的印记。

谁都没有说话。

葛家兴端着盆转身进了屋，把门关上了。那扇镶着新窗纸的门在他身后关得严严实实的，连一条缝都没留。

葛家旺低下头，咬了咬嘴唇，嘴角扯出一个弧度来，那不算是笑，只是肌肉的某种抽搐。他迈过门槛，走进东厢房，把门关上了。他的门关上时连声音都没有，只是轻轻地碰上了，像一个人不敢用力呼吸。

这些动静，葛全有都听见了。他躺在炕上，两只耳朵竖得像兔子一样，把院子里每一声响动都听得真真切切的。他想起来看看，可腿不听使唤，想喊胡氏，又张不开嘴。

自从婚礼那天坐在堂屋里拜了堂，他就再也没能从炕上起来过。那一天的硬撑像是耗尽了他身上最后一点力气，第二天就彻底倒下了，整个人缩在被窝里，像一团被揉皱的旧报纸，薄薄的，软塌塌的，风一吹就要散。

胡氏说他这是高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爽完了一泄气，就撑不住了。她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但她这么说，别人也就跟着这么说。村里人都说全有哥这是高兴坏了，娶了这么好的儿媳妇，乐极生悲了。说这话的人有些是真信，有些是不信装信，反正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人们总得给各种不幸安上个说得过去的由头，要不然日子怎么过下去呢？

宋巧云嫁过来之后的头几天，一切都是新鲜的。她天不亮就起来烧火做饭，把全家的饭都做了，连葛家旺的那一份都盛好了搁在灶台上温着。葛家兴不让她做这么多，说你是新媳妇，不用这么累。她不听，说这不是应该的吗，我嫁过来了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不做两家事。

葛家兴听了这话，心里头热乎乎的，嘴上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闷闷地笑了一下。他这辈子很少笑，笑起来的样子有些生硬，像是脸上的肌肉还在适应这种陌生的表情。

胡氏对这个儿媳妇是满意的，满意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逢人就夸，说我们家巧云啊，手巧得没话说，做的针线活连镇上的裁缝都比不上，烧的菜也好吃，昨晚上做的那个醋溜白菜，啧啧啧，那个味儿啊……

可这种满意里头，似乎总掺着什么别的东西。也许是愧疚，也许是别的什么。胡氏觉得自己亏待了老大，现在老大娶了这么好的媳妇，她这个当婆婆的，必须对儿媳妇好，好得比亲闺女还要好，才能把心里那份歉疚给弥补上。

至于葛家旺，他像是成了这个家里的一个影子。他早上起得晚，起来的时候灶台上给他留的饭已经凉了，他就那么凉的也吃，也不热一下。吃了饭也不出门，就窝在东厢房里，不知道在干什么。有时候能听见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的声音，有时候什么声音都没有，安安静静的，像是屋里根本没人。

宋巧云起初还喊他一起吃饭，喊了两回他都不出来，也就算了。葛家兴从不提他弟弟的事情，仿佛这个人不存在似的。只有在必须说到他的时候，比如说“东厢房的灯一晚上没关”，他才会说一句“家旺忘了关灯”，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

这种表面上的平静，像初春河面上的薄冰，看着是结结实实的，可底下暗流涌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裂开一道口子。

葛全有终于没能撑过那个春天。

三月十二，傍晚，天边的云彩烧得通红。胡氏端着一碗小米粥去喂老头子，一掀门帘，看见葛全有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直直地盯着房梁，嘴巴微微张着，像是要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胡氏手里的碗一下子摔在了地上，小米粥溅了一地。

后来的事情就像一场乱糟糟的戏。葛家兴从地里跑回来，满身的泥土，膝盖上还沾着新鲜的泥巴。他跪在爹的床前，嘴唇哆嗦着，眼泪把脸上的灰尘冲出了两道白印子。宋巧云在旁边扶着婆婆，自己的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掉。葛家旺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就那么站着，脸色白得像纸。

大夫来的时候，葛全有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有眼珠子还能动。他的眼珠子慢慢地在屋里转了一圈，看了看胡氏，看了看葛家兴，看了看宋巧云，最后落在门口站着的葛家旺身上，定住了。

他就那么看着他的小儿子，看了很久很久。那目光里有太多东西了——责备、心疼、不甘心、放不下……所有的东西搅在一起，搅成了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塞满了那双浑浊的眼睛。

葛家旺被这道目光钉在了门口，一动也动不了。他的嘴唇开始发抖，眼眶红了，鼻翼翕动着，像是要哭，又哭不出来。

他张了张嘴，想要说句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葛全有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说什么。没有人听清他说了什么，也许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嘴唇在无意识地动弹而已。

然后他的眼睛就闭上了。

就像一盏灯被风吹灭了，先是暗了一暗，然后就彻底黑了。

胡氏扑在老头子身上哭得死去活来，葛家兴跪在地上磕头，额头磕在砖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宋巧云在旁边拉着他，拉都拉不住。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好些村里人，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声音嗡嗡的，像一群没头的苍蝇。

没有人注意到葛家旺是什么时候走的。

等葛家兴想起弟弟的时候，东厢房的门开着，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铺盖卷叠得整整齐齐，枕头端端正正地放着。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底下压着一张纸条。

葛家兴拿起纸条，上头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字：

“哥，我走了。别找我，找也找不到的。爹在的时候我没有好好孝顺，这辈子还不上了。你好好过日子，对嫂子好一点，对娘好一点。我欠你们的，下辈子还。”

纸条的末尾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

葛家兴把纸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手抖得厉害，纸条在手里哗啦哗啦响。他忽然把纸条揉成一团，狠狠地攥在手心里，攥得指甲都嵌进了肉里。

宋巧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脊背绷得笔直，肩膀一点一点地抖动着，像一座快要崩塌的山。

“家兴……”宋巧云轻轻地叫了一声。

葛家兴没有回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整个屋子的空气都吸进肺里，然后慢慢地吐了出来。

他没有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话，不是因为他真的不想哭，而是因为他是老大，这个家还需要他撑着。他要是哭了，这个家的顶梁柱就真的塌了。

爹已经没了，娘还在，媳妇还在，日子还要过。

弟弟走了就走了吧。走了也好，省得在家里看着心烦。反正他迟早是要走的，这个家容不下他，他也容不下这个家。

可为什么心里这么疼呢？

那种疼不是刀割的疼，是一种闷闷的、钝钝的疼，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想把这块石头搬开，可石头太重了，他搬不动。他想喊人帮忙，可嘴巴张开了，喊出来的只是一声闷哼。

他把那张揉皱的纸条展开了，又看了一遍。纸条上的字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笔画都断了，像是写字的人手也在抖。他看着那些字，忽然想起一件很久远的事情——他弟弟小时候学写字，总是写不好，老师把他的作业本摔在地上，说你这辈子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弟弟捡起作业本，拍拍上面的灰，笑嘻嘻地说，名字就是一个记号，写得再好能当饭吃吗？

那时候葛家旺才七岁，就已经会说这种话了。

葛家兴把纸条叠好，塞进了贴身的衣兜里。

那天晚上，月亮很大，很圆，把整个苇子沟照得亮堂堂的。葛家兴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宋巧云给他倒了杯水放在旁边，他也没喝。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枣树上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

他忽然想起爹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不怕家里穷，就怕出懒虫。”

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力的叹息。那时候他不懂，觉得爹就是恨铁不成钢，觉得爹嫌弃弟弟不成器。现在他好像有点懂了——爹不是在嫌弃弟弟，他是在心疼弟弟。他心疼弟弟这辈子不知道该怎么过，心疼弟弟又懒又没本事，等他死了之后没人能管他，他一个人该怎么活。

穷不可怕，穷可以靠双手去挣。可怕的是一个人连挣的念头都没有，可怕的是一个人把日子过成了一潭死水，连自己都不想捞自己一把。

他吸了一口烟，呛得咳了半天，咳得眼泪都出来了。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手背湿了一片。

枣树上的叶子还在沙沙地响，像是在替他哭。

他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月亮圆得不像真的，像一面被人擦得锃亮的铜锣，悬在头顶上，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慌。

远处传来几声犬吠，忽远忽近的，像是在喊一个人的名字。喊了几声，没人应，就不再喊了。

苇子沟的秋夜漫长而深沉，风声穿过枯黄的芦苇，发出呜咽似的低吟。葛家兴家的院子里，那棵老枣树落尽了最后一片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月光里投下细碎的黑影，像老人枯瘦的手指，指向看不清方向的远方。

葛家旺走后第三天，胡氏才真正接受了这个事实。她没有哭闹，甚至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饭量忽然少了大半，一顿饭只喝小半碗糊糊就撂了筷子，然后坐在灶台前发呆，眼睛看着灶膛里忽明忽暗的火光，一看就是一个下午。火光映在她脸上，皱纹像干裂的河床，一条一条的，深得能夹住一粒黄豆。

宋巧云看出了婆婆的心思，变着法子做她爱吃的菜，今天烙个葱油饼，明天蒸碗鸡蛋羹。胡氏接了，吃两口就放下，说饱了，转身又去灶台前坐着。宋巧云也不说什么，把碗筷收了，洗干净了码好，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葛家兴这几天没怎么下地，不是偷懒，是觉得离了爹和弟弟的家忽然空旷了许多，像是一件穿惯了的衣裳忽然被人抽走了里子，只剩下薄薄一层布，风一吹就透。他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摸摸驴槽，拍拍柴垛，把那把锈迹斑斑的锄头擦了又擦，不知道该把自己安放在哪里。

大壮来看过他几回，每次来都带点东西，有时是一包烟，有时是半瓶酒，有时什么也不带，就是两个人在枣树下并排蹲着，你一根我一根地抽烟，抽完了拍拍屁股走人，谁都不说那些没用的安慰话。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大壮终于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你弟那个人，他吃不了苦的，走不了多远就得回来。外头的日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没钱没本事，寸步难行。”

葛家兴把烟头在鞋底上碾灭了，闷声说：“回不回来是他的事，我不会去找他。”

“那万一他在外头出了啥事呢？”

“他那么大个人了，又不是小孩子。”

大壮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葛家兴嘴上说得硬，心里头未必真这么想。做了这么多年朋友，他太了解葛家兴这个人了——嘴上能刮下霜来，心里头比谁都软。可有些话点到为止就行了，说得太透反倒没意思。

日子像磨盘一样碾过去，碾碎了春日的桃花，碾碎了夏日的蝉鸣，碾进了秋天。葛家兴的庄稼收了两茬，苞米棒子掰下来堆在场院里，金灿灿的像一座小山。宋巧云怀孕了，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走路的时候一只手撑着后腰，另一只手托着肚子，样子笨拙而庄严，像是庙里的一尊送子娘娘。

胡氏因为这个未出世的孩子，精神好了许多。她开始忙着做小衣裳小被子，一针一线地缝，缝得很仔细，针脚密得像牙齿。她一边缝一边念叨：“这个孩子生下来可不能惯，惯坏了就像他二叔一样，那可不行。”说着说着就停了手，眼睛盯着手上的针线发愣，半天才又低下头去继续缝。

葛家旺始终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消息。

十月底的一个傍晚，村长葛德茂忽然登了门。葛德茂五十出头，方脸膛，说话声音大得像打雷，在苇子沟当了十来年的村长，村里的大事小情没有他不管的。他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好，手里捏着一张纸，纸已经皱巴巴的了，像是攥了一路。

“家兴，”他一进门就喊，“你得去一趟镇上。”

葛家兴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停在半空中：“咋了？”

葛德茂把那张皱巴巴的纸递过来，葛家兴接过去一看，是一封信，确切的说是派出所的通知。上头写着葛家旺的名字，说他参与了一起打架斗殴，被人用啤酒瓶子砸破了头，现在躺在镇卫生院里，需要家属去处理。

葛家兴拿着那张纸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像一截被冻住的树枝。

宋巧云从屋里走出来，挺着大肚子，看了看葛家兴的脸色，又看了看那张纸，什么都明白了。她把手搭在葛家兴的肩膀上，没说话，只是轻轻按了按。

胡氏坐在灶台前，手里的针线活掉在了地上，她没有去捡。她的眼睛看着某个地方，但不是看着任何一件具体的东西，而是在看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她自己也说不清在哪里。

屋里安静了好一会儿，安静得能听见灶膛里柴火噼啪爆裂的声音，能听见院外风吹芦苇的沙沙声，能听见远处谁家的狗在有气无力地叫。

“我去。”葛家兴把那封信叠好了，塞进裤兜里，转身进了西厢房，开始收拾东西。

宋巧云跟了进来，从柜子里翻出一件干净褂子递给他，又把家里仅有的十几块钱塞进他的衣兜里。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嘴唇抿得紧紧的，抿成一条线。

“你在家好好照顾娘。”葛家兴把褂子穿上，扣子一个一个系好，系到最上面那颗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又解开了。

“我知道。”宋巧云说。

葛家兴看了她一眼，看了她隆起的肚子，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弯下腰，把耳朵贴在宋巧云的肚子上听了听，什么也没听到，也许听到了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直起腰来，拿起那件打了补丁的旧褂子，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门。

暮色四合，天边还剩最后一抹暗红，像燃尽的炭火最后的余光。通往镇上的土路在暮色里变成了一条灰白色的带子，曲曲折折地消失在远处的黑暗里。

葛家兴走在路上，脚步不快不慢。秋天的晚风有些凉了，吹在脸上带着一股庄稼秸秆烧过的焦糊味，还有远处村子飘来的炊烟味。路两边的杨树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剩下的一些还在枝头瑟瑟发抖，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像是在鼓掌，又像是在告别。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带着弟弟在这条路上走过好多次。赶集的时候，弟弟走不动了，他就背着弟弟走，弟弟趴在他背上，两只小手搂着他的脖子，嘴里含着糖球，含混不清地说：“哥，你背我走到镇上，我给你买糖吃。”

他一口气走了十里路，弟弟的糖始终没有买。

不是弟弟不想买，是没钱买。

想到这里，葛家兴忽然停下了脚步。他站在空无一人的土路上，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秋天的星星又高又亮，一颗一颗的，冷冰冰的，像是谁在天上撒了一把碎冰碴子。

他的眼眶有些发热，但最终还是没让那点热化成水流下来。

他把裤兜里那张皱巴巴的纸掏出来，在月光下又看了一遍。葛家旺的名字印在纸上，黑体字，方方正正的，跟弟弟那歪歪扭扭的笔迹一点都不像。

他把纸重新叠好，放回兜里，继续往前走。

身后，苇子沟的灯火渐渐远了，稀了，像是河水里的碎月亮，被风吹散了。

夜风从田野上刮过来，带着泥土的气息和霜冻来临前的凉意。远处有狗在叫，一声接一声的，像是有什么话非要说完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