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往事4：祖父头一回被绑票赎出之后不久，我的家庭发生了变故

就在祖父五姨太私奔和提出诉讼的那一年中，我父亲娶了我母亲。

我母亲费宝树是常熟人，她父亲光绪年间在河南当过知县，以后退休回原籍养老。他只有三个女儿，长女宝敏，次女宝琪（后改为葆琪），幼女便是母亲，都是一母所生。外公在四十多岁便生病去世，遗下寡妇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受尽了觊觎遗产的族人的欺负。好容易熬到大女儿嫁给了一个本城财主的儿子，家门前有男丁走动，日子这才好过些。接着是次女到上海读书，以后自由恋爱嫁了个海关职员，我母亲便来上海和她二姐同住，便在这时经人介绍认识了父亲。当时她才十六岁。父亲比她大十五岁，他在十八岁上已遵从父命结过一次婚，当时他还在苏州的东吴大学文学院念书。女方的父亲在前清当过兵部侍郎。这桩高攀的婚姻并未维持多久。当父亲大学毕业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做事时，便和妻子因性格不合而离婚了，两人没有孩子。父亲在商务印书馆干了两年，大概是忍受不住清苦的编辑工作，便由人介绍进英商有利银行去当了买办。以后，他又和祖父分了家，开始亲自执管嗣父便是祖父的兄长留给他的那笔遗产。在和母亲结婚时，他集资办了家华东商业储蓄银行，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母亲新婚时的照片（十七岁）

父亲的年纪比母亲大十五岁，在当时几乎可算是两辈人，但那时的女孩子大都早熟早婚，父亲又正在壮年，长得身材高大一表人才，因此他俩的自由恋爱并未受到障碍。在相识的第二年两人结了婚。第二年便生下我的大姊树澄。过一年，又生下了二姊树梁，再两年后生下三姊树瑩。

母亲这样接连着生女孩子使祖母不禁着急起来，还住在常熟的时候，她就常听到传来的当地人对我家的诅咒："这样有钱却不肯为地方上做好事，早晚总会绝子绝孙！"

"绝子绝孙"被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最恶毒的诅咒，这意味着这个家族或这个家庭从此断绝了香烟，列祖列宗都将成为无人祭奠的孤魂野鬼，饥饿时只能到其他鬼魂坟前去抢食。祖母相信这种说法，因此她曾到处求神拜佛，捐钱给普善山庄和德本善堂，在家里施米、施药、施寒衣，想求得个孙子来接续香烟。被祖父逐出家门的二叔生的也是三个女儿，倘若母亲不能生下个儿子，那么姓孙的这一支家族在三代之后真是要断子绝孙了！

我的二姐树梁在三岁时患猩红热夭折，而母亲很快便怀了第四胎。

1932年农历十月十四日，我在公共租界大西路上的天主教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南楼）中出生。由于我的出生给家族带来接续香烟的希望，祖母给我起乳名为重庆，按照苏（州）常（熟）一带的习惯，简称为庆宝。

但我这个新生的儿子并未给家庭带来什么好运，我才满周岁不久，父亲经营的银行便宣告倒闭清理，原来在爱文义路上的那幢占地五亩多的花园洋房，被债券团委托鲁意思摩洋行拍卖抵充部分债务，同时被没收抵债的还有父亲购买的一批外国股票和曾祖父遗下的一批字画古玩等东西。据父亲在许多年后告诉我，这回银行的倒闭清理大约使他损失了一半以上财产，剩下的主要不动产只是三马路和四马路上那些房地产了。

原来的住宅被没收抵债之后，父亲带着一家主仆暂住在祖父开的惠中旅舍五楼的几个套间里，同时着手另外买屋或租屋，最后在公共租界沪西越界筑路的愚园路上租下了一亩多一块地，请了建筑师设计打样，在上面自行造屋。这一带周围的几十亩地都是父亲的朋友、中国垦业银行行长王伯元的产业，父亲原想把这块地买下，但王伯元说他的地皮一直都是只租不卖，即使朋友也不破例。合同上写明租期三十五年，这些年里不收租金，期满后租地者所建房屋归地主所有，但原来的建屋者有权优先租住。

这样，我们一家便住进了愚园路668弄15号那幢房子。我在那里面住了三十二年，直到1966年10月经历了十四天掘地三尺的抄家之后被"扫地出门"。那是一幢三开间三层楼的英国式洋房。加上亭子间和附属偏屋共有十六七间房间，实用面积六百多平方米，应该说不算小了，但据母亲说，面积只有被拍卖抵债的那幢房子的三分之一。

愚园路旧居

住进这座新居两年，母亲生下了长妹树荃。一年多后，又生了幼妹树珏。幼妹出生的日子已在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之后了。

1938年，上海沦陷之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而我家所在的沪西越界筑路也很快变成了"歹土"。在这块方圆不足二十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形形色色的淫窟、赌场、毒窠，像阴湿沼地上的毒蕈那样遍处滋生，再加随着汪伪特工机关"76号"的出现而带来的那些凶杀、抢劫、绑票、敲诈，生生地把这片土地搞成了个魑魅世界……

这时候祖父被绑了票，他倒不是被"76号"绑去的，以后查明绑他的是奉贤境内的一支杂牌军，原是当地的土匪兼海匪，以后被收编成"国军"，这时则又投降日寇成了汉奸伪军。这场绑票是经过周密筹划和准备的，他们先派两个人装成阔客住进惠中旅馆的五楼套房，摸清了祖父的作息规律和旅馆中各种情况，这才等候祖父从五楼乘电梯下去时用手枪抵在他的腰间，然后左右两边挟持着他经过大堂的接待处走出大门，正好我父亲的汽车停在门前，他们便上了车，命令车夫阿全开车离开。一小时后，父亲从对面的老半斋饭馆吃过午饭到旅馆中来，不见自己的汽车，便问接待处的职员。得到的回答是：东家在一小时前由两个朋友搀扶着出大门坐了那部汽车开走了。父亲听了大惑不解，祖父的汽车就停在前面不远的路边，为什么他要坐儿子的车呢？正在惊疑不定时，从老闸巡捕房来了个探目，说刚才接到西区巡捕房的电话，那边的巡捕在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上发现了父亲的汽车和被打昏过去的汽车夫，阿全醒来后讲出了事情的经过。到这时父亲便断定祖父被绑票了……

接下来便是赎票，父亲先找杜月笙。杜月笙叫他去找张啸林。父亲知道张啸林此人很难打交道，正如俗语说的"枇杷叶面孔一面光一面毛"，但既然杜月笙关照去找他，其中必有道理。

以下的事情就像其他绑票案一样，张啸林派手下找到那伙绑匪谈判，经过几轮讨价还价之后，以一千二百两黄金的代价把已被囚禁了两个多月的祖父赎回来。当然。给张啸林的酬谢还不在这笔赎款之内。

1938年初，国军从上海撤退时，征用了大批民用轮船运输兵员物资，这批船只以后就再也没回来过。我家的轮船公司的船全部被征用开走了，这家轮船公司就此破产关闭了。

先是二叔的诉讼和分家，继而是五姨太的出走和诉讼，再加上战争带来的灾祸，已使祖父在经济上受到重创，这回又付出这么一大笔赎款，更使他元气大伤。从此他便把剩下的那些财产，包括两家旅馆，一家钱庄和上海及常熟的房产田地等构筑起一道围墙，自己蜷缩在里面，极少与外界接触。尽管如此，他还是逃不了被"大日本上海地区海军武官府"以"为富不仁"的罪名抓去狠狠地敲掉了一笔竹杠。

祖父到六十岁之后变得出奇的吝啬，正像俗语所说"一个铜板恨不得掰成八瓣来花"。一粒水果糖他要分成几回吃，在嘴里含了一会儿，便吐到一只随身携带的小铁盒里。他和一直陪伴他到老的四姨太分开吃饭，每餐的下饭菜永远以豆腐为主，尽管烧法不同，煮、蒸、煎、拌……但主料永远是豆腐。

1951年，祖父因患肺炎去世，作为他的正室而又守了五十多年活寡的祖母没去参加丧仪，也没戴孝。有亲威问她："老太太，老太爷过世了你是不是伤心？"她淡笑了一下回答："我和他早就是陌路人了。"

在祖父头一回被绑票赎出之后不久，我的家庭中发生了变故：我的父母离婚了。

造成这段持续了十二年并且生过六个孩子的婚姻破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父亲一直在外面拈花惹草；其次是两人年龄相距较大，生活上的兴趣爱好不同，所交朋友的类型也不同，这样日子长了便会格格不入；再加上父亲在外面风流时无甚顾忌，常有绯闻传出，使母亲在亲友们面前显得挺难堪。在这样的情形下，经常争吵便不可避免了，直到父亲一次二次三次地动起了手，这段婚姻便走到了尽头。我的父母通过律师办妥了协议离婚手续，母亲得到了一笔赡养费。五个孩子即我和我的两个姐姐及两个妹妹的抚养权归属父亲。

母亲搬进了愚园路西端的一座公寓独自居住，根据离婚协议，孩子们每星期可以去探望她一回。两年后，她决定去重庆找自己的二姐宝琪，她们两姐妹从小到大一直是最亲密的。我的二姨母前些年同那位海关官员离婚之后，嫁了一位财政部的官员。抗战爆发后，他们夫妻俩便跟随国民政府撤退到西南后方。这时，二姨夫陈长桐在重庆担任中国银行总行国外部经理兼财政部国库司长。二姨母待人和蔼，举止大方又善于交际，和重庆中央政府的许多政要和包括宋氏三姐妹在内的许多显贵夫人都过从甚密。母亲去投奔她，处境肯定比孤身居住在沦陷后的上海要好得多。

那时候要从上海到重庆非但要长途跋涉，还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要经过沦陷区、共产党新四军游击区、国民党"忠救军游击区"和盗匪出没的"三不管"地区，才能到达国民党正规军的防区，这才算进入"后方"。因此走这段路要冒着生命危险。若干年后，我读到当时进川人员撰写的回忆录时，不由得佩服一直是家庭主妇并在生活上养尊处优的母亲竟能有这样这样的勇气和决心走这么段路程，推测起来，当时大概是因为有人结伴同行才使她壮起胆子的。

和母亲结伴同行的是她的好友盛阿姨，此人的父亲是上海有名的资本家，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关系十分密切，解放后是重要的统战对象。盛阿姨比母亲年长两岁，精明能干，能说会道，交游广阔。和这样的人结伴同行是能使人放心的。

她俩在路上走了三个多月，才到了安徽的界首，那里是日军和国军对峙的地带，基本上是"三不管"地区。这时，她俩的盘缠已用完了，搁浅在镇上的小客栈里。母亲当时三十二岁，容貌又十分美丽，盛阿姨便暗里托人找到了当地的一个土豪，收了笔钱把母亲卖给那个土豪做姨太太，自己则撇下母亲进后方去了。幸得那家客栈老板暗中把这桩卑鄙的交易透露给了母亲。也幸得那镇上还有一家小电报局，母亲写了份电报求那客栈老板去发给重庆的中央财政部转交二姨父，她许诺那客栈老板日后必会重谢。二姨母接到电报后，去找宋子文。宋子文立即发急电给当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由顾祝同电令驻扎在界首的一位军长救出母亲。于是，就在那土豪财主安排好轿子来镇上接母亲到他的镇外的围子中去的前夜，一排兵士在一名军部副官带领下，开进镇上接走了母亲。那一带土豪财主家中都有被称为"家丁"或"民团"的私人武装，但面对着一整排荷枪实弹的正规军也只能自认倒霉，落得个人财两空了。

母亲这才由第三战区派人护送到重庆与姐姐团聚。

抗战胜利后，盛阿姨还到母亲家来过，痛哭流涕地要求宽宥，母亲似乎还有意原谅她，但被知道这件事经过的静阿姨狠狠地骂走了，从此再也没来过。60年代中期，我从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盛阿姨住在淡水路一条弄堂后面的汽车间里，靠给附近几条弄堂中居民送牛奶为生。据说她那个解放后在上海地位显赫的父亲和弟弟都早就和她断绝了来往。以后听说她在"文革"中病死。

母亲在1944年底回到上海，独居在白赛仲路（今复兴西路）上一座公寓里。1948年底，她跟随姨母去了香港，以后姨父姨母去了台湾，她则留在香港，在九龙弥敦道上开了家兼售珠宝首饰的编结服装店，自己设计并参加编结出样，一度生意挺红火，光顾的大都来自上海的移民，其中更有不少是旧友。

在母亲去香港之前，祖父和父亲家中都受到了一次经济上的严重打击。那便是1948年8月19日宣布实行的"币制改革"。蒋经国以"经济督导员"名义到上海来"打老虎"，公开声称"宁使哭一家，不使哭一路"。但这场锣鼓喧天的"经济改革"闹了两个多月，便以彻底失败告终。蒋经国灰头土脸地离开了上海，国民党政府残存的一点民心也丧失殆尽，加速了他们在大陆的溃败。

1950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的三圣约翰大学就读的三姐树莹去了香港。翌年，大姐树澄也去了那里，母亲身边有两个女儿陪伴了，她也希望我能去香港，但我是这家族唯一的男性后裔，按惯例应当守住剩余的那些家业，因此我直到三十多年后才到香港去见母亲。

长妹树荃和幼妹树珏都考入了北京大学，毕业后分别在中学和大学里教书，长妹以后也移居香港，在那里仍旧从事教学工作。

祖母在1958年去世，终年八十一岁。这在当时也算得长寿了。信佛的亲友都说这是她一生行善获得的善报，但我明白她的一生其实是一幕很长的悲剧，一个旧时代富贵人家的女性常会遭遇到的悲剧。

父亲死于1969年，死时戴着由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判处的"反动资本家"帽子。1978年由法院宣布平反昭雪，以后市政协又在美琪电影院举行大会，为包括他在内的一批工商界人士恢复名誉，通知我去参加大会，但我没去，既然人已亡故，是否平反和以何种形式平反已不足挂怀了。

我念了五年中学，换了六所学校，最后应当是念高三那年在家游荡了一年，1950年以"同等学力"考入私立大同大学，第二年转入上海法学院。全国院系调整后，1954年在华东政法学院政法本科毕业。但没被分配到政法部门工作，而是到中学里当了政治课教师，以后又教过历史、地理、语文和英语。

按照我这样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文革"中自然在劫难逃。从1966年9月以后的五年多里，我被扣上过各种名目的帽子，经历可谓"丰富多彩"：关过"牛棚"，蹲过隔离室，挨过一百多场批斗，下乡监督劳动，挖过防空洞，到工厂"战高温"。当然也挨过许多回打，其中三回被打得昏厥过去，但也还手打过"红卫兵小将"，还手持斧头追赶过"小将"，因而成为"反革命行凶犯"而被关进一只面积不足一平方米的木笼，在里面蹲了二十九天……

"文革"过后，我没有"一切向前看"和"把账都算在'四人帮'头上"，对那些由于品质恶劣或某种阴暗心理而干坏事的同事、工作组、工宣队和"红卫兵小将"，我都不会轻易放过，都力所能及地找他（她）们算账。那些人当然都不会认账，还会有上面的人层层包庇。我便一级级地往上告，直告到市委组织部和市整党办，最后的处理结果当然远抵不过他（她）们所干的坏事，但多少也让他（她）们受到了些处罚。我为追究这些人所做坏事的经过足够写一部中篇纪实文学作品，而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足够写一部长篇小说。有人说我这样做是"胸襟狭窄，报复心强"。我则认为不论是谁，做了坏事而一点得不到报应，那这世上就无天理可言了。

我从1978年起离开学校专业从事文学创作，一直至今。过去是上海的专业作家，现在是香港的自由撰稿人。

孙树棻，1933年1月10日生于上海，笔名树棻。祖籍浙江绍兴，出身银行世家，后来家道中落。195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政法系。历任教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第五届理事。1993年移居香港，成为香港自由写作人与报刊专栏作者。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姑苏春》、《伴飞》、《毒枭》等，中篇小说《夜深沉》获上海市首届文学作品奖。晚年专述海上旧事，著有《上海往事：最后的玛祖卡》、《豪门旧梦》等。2005年9月2日病逝于上海，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