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1995年夏天，刘桂芳去县里担任县长，那时全国推行国企改革，乡镇企业接连关闭，工人纷纷下岗，县财政紧张到连灯泡坏了都要拖半个月才换，全县干部中女性掌握实权的极少，她是第一个，别人开会照稿念，她不照念，别人坐车下乡，她步行下去，不住招待所，直接住进村支书家的偏房，三个月跑遍183个村，鞋底磨破，本子记满，政策不是从上头抄来的，是蹲在田埂上听农民一句句话收集出来的。
秘书刚来时觉得她在装样子，凌晨两点灯还亮着，以为她在加班写材料，推门却看见她跪在地上给丈夫赵国强按摩小腿，赵国强十年前出车祸瘫在床上，一直没能下地活动，她一边按腿一边听丈夫讲化肥厂账目有问题，随手在纸上记几笔，第二天汇报提纲就改了三处，她不让别人插手照顾，但总叫秘书去搬煤扛米翻旧报纸，其实不是缺人手，是想腾出时间陪丈夫说话，她知道要是连这点交流都没了，丈夫就不只是身体动不了，而是彻底没了精神。
赵国强不是一个只会躺着的人，他以前在县机械厂当技术员，生病卧床后，每天通过收音机和报纸了解行业情况，刘桂芳开会时经常提到“老赵说”，比如处理工人安置不能简单一刀切，合资谈判要守住底线，这些观点都是赵国强在病床上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刘桂芳特意安排秘书去家里，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想让人们看清楚，一个身体不能动的人，反而比那些天天喊“高度重视”的干部更明白这个县的实际困难，别人总说女人能干是因为家里有人支持，但刘桂芳的情况正好相反，是丈夫赵国强在背后支撑着她。
1996年冬天化肥厂改制完成，工人们放鞭炮庆祝，县里发通报表扬，当晚赵国强高烧到39.8度被送进医院抢救，门口护士问要不要通知家属，刘桂芳说等会儿，转头告诉秘书回办公室拿材料，明天的会议不能停，她不是心肠硬，是实在不敢停，项目批文卡在局里，信访户等着答复，医院排期要她签字，哪个环节松了，整个链条就断掉，后来医生讲赵国强烧了三天，一直瞒着刘桂芳，怕让她分心。
1997年1月，赵国强去世了，第二天早上六点，秘书在办公室门外听见一阵闷响，像是被枕头捂住的哭声，这三年里没见过她掉眼泪，不是不害怕，是早就耗尽了心力，凌晨三点翻个身、六点批阅文件、中午匆匆喝口凉水——这些事情堆积起来，眼泪早就流不出来了，她没有举办追悼会，也没有发布讣告，丈夫的旧手表、眼镜、一本翻烂的《农业经济》都塞进办公桌最底下的抽屉，那个抽屉她从来不锁，但整整三年没有再打开过。
有次下雨天,秘书看到她站在窗边,手里捏着一张医院缴费单,走近了才看清日期是1996年12月28日,金额后面写着"已付清",但那字迹明显是后来补上去的,她没有回头,只轻声说道,账不能欠,人可以慢点走。
后来县志里写她作风扎实，没人知道她每天把药片分成两半，一半给丈夫吃，一半自己吞下，也没人记录她开完会回到宿舍，先伸手摸摸床头柜，确认水杯还在原处，药盒没有变空，丈夫的呼吸声依然传来。
她不是超人，她只是觉得有些事必须自己来做，就算做着做着人就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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