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颖超遗容，秘书病床前含泪吻别催泪

1992年7月，北京医院的病房里，一个女人俯下身，把嘴唇贴在另一个女人的额头上。

床上的人已经没了呼吸，床边的人泪水顺着脸颊直往下掉。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没办法再忍住。

那个俯身的女人叫赵炜，她在这张床边，已经站了整整二十七年。

赵炜这辈子，有很多事是稀里糊涂撞进来的。

1952年，她还是个即将初中毕业的女生，连朝鲜在哪儿都没搞清楚，就想着去当兵。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抗美援朝，每个学校都有征兵名额，赵炜盯着那张名单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有她的名字。暑假前脚踏出学校，老师后脚追来说名额空出来了，让她补缺。

赵炜没多想，转头跑去弟弟学校，让他回家通个气，第二天就穿上了军装。

父母那边炸了锅。母亲被父亲催着赶去部队，非要把女儿拉回来。部队领导索性带着她参观了一圈，母亲看完觉得还行，就放心回去了。父亲十分生气，一度不愿与她通信，后来好几年，赵炜寄回家的信，父亲一封都不拆。

朝鲜战场停战后，没有技术专业的女同志开始转业。1954年3月，赵炜脱下军装。毕业前夕，国务院从学校里挑了80个人去北京，赵炜在其中。

到了北京，她先进机要处，再转校对科，又被调进秘书厅秘书科。在秘书科待了一个多月，科长找她谈话，说总理办公室决定把她调走。

那一夜，赵炜没睡着。第二天，她走进了中南海西花厅。那年，她二十三岁。

西花厅的日子，赵炜过得并不轻松。

1957年底，总理办公室开始裁人，十几个秘书最后剩下八个。人少了，活没少，赵炜直接进了值班室，二十四小时轮流转。职务也跟着变了——不再是干事，而是秘书，直接对接周总理的日常事务。

这一干，就是将近十年。

1965年，赵炜病了，医生说是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不适合再长期值夜班。换做别的单位，这种情况多半是调去别的部门，换个轻松的岗位。但组织上给赵炜的方案，不是调走，而是平移——从总理办公室，挪到邓颖超身边。

赵炜听到这个安排，第一反应是紧张。她认识邓颖超，但真要共事，是另一回事。她只说了一句话：如果邓颖超觉得我行，我就试试。

1965年12月，赵炜正式到邓颖超处报到。邓颖超当时在全国妇联工作，身体也不算好。两人磨合了一段时间，赵炜慢慢进入了状态。

就这样，两头跑，两头兼顾。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976年。

1975年11月，周恩来的病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

那天，医院方面给西花厅打来电话，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去探视。一个多月没见到总理，赵炜一路上脑子里转的全是：进了病房，该怎么开口叫人？

之前她去医院办公，叫了一声"总理"，结果周总理说自己现在不工作了，不用叫总理，说个"您好"就行。总理自己说完还笑了笑，说"好什么，现在生病住院呐"。那以后，赵炜就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下车前，她向邓颖超求助。邓颖超想了一会儿，说还是叫总理，并叮嘱她——进了病房，千万不能哭。

走进病房，走到床边，赵炜尽力稳住声音，轻轻叫了一声"总理"。周恩来从被子里缓缓伸出一只手，要跟她握手。赵炜说手从外面进来，太凉了，不握了。"不怕。"

周恩来用那只瘦下去的手拉住了赵炜，说出了那句话："您要照顾好大姐。"

赵炜没能忍住。眼泪一颗接一颗往下掉，身旁的邓颖超使劲拽了拽她的衣角，赶紧和总理说别的，给她一个喘息的空间。赵炜趁机跑出病房，站在走廊里，生怕自己在病房里哭出声来。

第二天邓颖超去医院，怕赵炜情绪控制不住，就没带她去。结果周恩来一见邓颖超，第一句话就是问赵炜怎么没来。此后，赵炜几乎每天都要陪着去，亲眼见证了周恩来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赵炜把心里那句话咬死，暗暗对自己发誓：不辜负他的嘱托，不让邓颖超有一丝寂寞。

追悼会结束当天，骨灰依照遗愿不予保留。1月15日夜里，高振普等人乘飞机将骨灰撒向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和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完成任务回来向邓颖超汇报时，邓颖超眼含热泪，随即吩咐赵炜和高振普：把装过总理骨灰的那个骨灰盒，好好保存起来。等她走的那一天，还用这一个。

一个旧骨灰盒，从此在西花厅存放了整整十六年。赵炜每年立秋，都会把它拿到外头通一次风。

周总理走后，赵炜索性不再回家住了。

她把女儿接进西花厅，告诉孩子：夜里如果发现妈妈不在，不要找，妈妈是陪奶奶去看爷爷了。这话说出来，谁听了都难受。但那时候整个西花厅都是这个状态，司机都不能回家，所有人绷着一根弦。

邓颖超离不开赵炜。不是客套，是真的离不开。赵炜只要离开西花厅，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都要提前向邓颖超请假，说清楚去哪、几点回来，否则邓颖超不放心。

有一次，赵炜陪邓颖超外出会见外宾，回来已经傍晚六点，她心想邓颖超七点吃饭，这中间有一个小时，应该没什么事，就骑车回家吃了顿饭。家离中南海不远，来回也就几分钟。没想到她脚前脚出门，邓颖超就找人了。

听说赵炜回家了，邓颖超当场沉了脸，批评了值班的同志。赵炜回来之后，赶紧往客厅跑，看到邓颖超还在吃饭，才把一颗心放下来。饭后，邓颖超第一句话就是问：家里是不是有急事？

从那次之后，赵炜做事越来越谨慎。不管大事小事，出门前都要请假，还特别叮嘱值班同志，只要邓颖超找她，不管她在不在休息，立刻通知她。

1981年春，两个人同时住进了医院。

邓颖超做胆囊手术，赵炜因为过于担心，出现子宫大出血，情况不轻，医院坚持要她马上住院。就这样，秘书和邓颖超，住在同一家医院里，隔着几个病区，各自养病。邓颖超康复出院之后，赵炜还没能走，一直住到了春节。

邓颖超担心赵炜父亲年纪大了，心里受不住，主动帮着瞒下来，说赵炜春节要加班不能回家。等赵炜出院、身体恢复之后，邓颖超邀请赵炜父亲专程到西花厅做客，当面解释，当面道歉。

赵炜的父亲从孙女那里已经猜到了几分，进了西花厅，看见女儿站在面前，好好的，这才真正放下心来。邓颖超握着这位老人的手说："你的女儿不能为你做什么，我没有女儿，可占有了你的女儿啦。"

听着这句话，赵炜没说话。她眼眶湿了，但没哭出来。她知道，自己不只是邓颖超的秘书，更是她的女儿。

1988年，邓颖超正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三天两头因为感冒和肺炎住院。1991年夏，肺炎再度来袭，情况格外凶险。

一周之内，邓颖超出院又住院，两次都是同一个病因。住院第五天，经医疗专家组评估后实施手术，相关善后准备工作有序启动。好在邓颖超扛住了，再次从危险边缘拉了回来。

但所有人都明白，这只是时间问题。

1992年春，邓颖超病情危重，仍坚持让秘书给她朗读邓小平南方谈话，听完表示赞同。这件事后来被许多媒体记录，成为她生命最后阶段里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一个八十八岁的病榻上的老人，惦记的还是这件事。

1992年7月9日，中午。病房里静得出奇。护士跑来叫赵炜，说邓颖超有要事找她，让她快去。赵炜放下饭碗，跑进病房。邓颖超拉住她的手，声音已经轻得像羽毛，但吐字很清楚："赵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

赵炜红了眼圈，低声应着让她先睡一会儿。那天的见面，是两人清醒状态下最后一次对话。

第二天一早，邓颖超的状况急转直下。医生说情况需要向中央报告。赵炜和几名工作人员开始着手安排后事，整整罗列了两大张纸。当天晚上，赵炜守在病房外，盯着里面的动静，一直到深夜。状况没有好转。

1992年7月11日凌晨，护士几次呼唤，邓颖超没有任何反应。赵炜俯下身，趴在床边，一声一声叫着大姐。血压在降，脉搏在降，赵炜和护士分头去叫人。

6时55分，邓颖超安详地走了。

赵炜俯下身，把嘴唇贴在她的额头上。两行泪顺着脸颊落下来，滴在床单上。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哭了出来。

善后工作有序筹备。赵炜获准在会上发言，汇报邓颖超遗嘱相关要求：是否在西花厅设吊唁处、遗体告别安排在哪里、工作人员要不要守灵、专程赶来的日本友人如何安排。

7月17日，遗体火化。赵炜和高振普收骨灰，装进的，正是那个在西花厅存放了十六年的旧木盒——周恩来去世时用过的那一个。每年立秋，赵炜都会拿出来通风，如今轮到它再次启用。

7月18日清晨不到六点，赵炜捧着骨灰盒，高振普捧着邓颖超遗像，一同登上"新海门"号。船驶向天津海河入海口，风很大，水面上卷起浪花。

赵炜用双手捧起白纱裹着的骨灰，一把一把撒向海面。旁边的同志抛洒月季花瓣，花香混着江风，散得无影无踪。

最后一捧骨灰落入水中，赵炜低声说：邓大姐，您的嘱托办妥了。

1976年至1992年，周总理在病床上拉着她的手留下那句嘱托，到这一刻，整整16年。赵炜陪在邓颖超身边的时间，从1965年算起，整整近 27 年年。加上此前在总理办公室的岁月，她在西花厅，前后待了38年。

几乎所有的吊唁活动里，赵炜站的位置，都是逝者家属的第一排。不是安排出来的，是邓颖超早就在遗嘱里写好的。撒骨灰的任务，也早早交给了赵炜和高振普——两个她生前最信任的人。

一个人活到最后，身边留的是什么，心里托的是谁，其实从来不会说谎。

邓颖超把骨灰盒存了近十六年，把最后一面留给了赵炜，把骨灰托给了赵炜的手。

这37年，赵炜没有辜负那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