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从军八十年 | 张建亚

1946年，正在创作《三毛从军记》的张乐平

三毛九十多岁了！乍一听吓一跳，已是耄耋老人了吗？细想不急，三毛已是人类文化记忆宝库里的经典偶像，跟孙悟空，哪吒，阿凡提，皮诺曹一比，简直太年轻了，未来一百年，三百年，五百年都会被人口口相传。唯一不同是，人们知道三毛的准确生日和生命年谱，今年就是他从军八十年。

1946年5月12日，张乐平的《三毛从军记》在《申报》开始连载。其素材都来自张乐平在抗战中的所见所闻。它是中国第一部无文字的长篇连环漫画。次年，张乐平又创作了《三毛流浪记》，充分奠定了他的大师地位。

张乐平先生说自己是漫画兵——他是以漫画作武器的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里，他辗转沪苏鄂皖浙湘桂赣闽粤半个中国，用漫画向各地民众宣传反法西斯，激励民众的抗日勇气。今天说这段历史堪称英勇辉煌，但他主持漫画宣传队的那五年实际是煎熬，战火危乱，缺衣少食，没钱没后援，逃命躲轰炸，与流民无异。但张乐平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经历，他观察，他记录，他创作，画了不计其数的作品。胜利返回家乡后，他思如泉涌，心里有手下有，挥毫演绎了三毛从军的活剧，貌似滑稽谐谑的场景后面是硝烟战火，灵魂生死，血肉牺牲，把惊魂未定的军旅三毛纤毫毕现地展现在这个世界上，使其从此成为传世经典。

张乐平是伟大的漫画家，三毛是伟大的典型形象，关于那场战争的各类文艺作品艺术形象浩如繁星，但三毛这样真实深刻深入人心的却寥若晨星，而且越来越耀眼。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一本《三毛从军记》，开本比连环画大一点，就是泛黄的新闻纸本，大家借来传去，封面封底全没了，时间越久缺损越多，却一直陪伴我到小学毕业，终于被借走，消失于江湖。然而三毛在我心头从未离开，一直到二十多年后，有幸结缘，他成了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1991年初，我起了改编《三毛从军记》的念头，就邀朱永德带我去恳请张乐平授予改编权，一则朱永德当时是上影厂生产厂长，二来他是张先生的表弟。到了华东医院张先生的病房，他们嘘寒问暖，聊亲戚友人，挺融洽的，但说到改编，张先生不响了，神情显得凝重，一时场面有点尴尬。朱永德比我急：“阿哥，侬拨句闲话……”

张先生微叹一声：“侪是要改编格。”他指着床头柜上几本油印剧本：“侪勿来事（都不行），啥格三毛开口讲他妈的，像啥腔调，三毛啥地方人，伊拉侪搞勿清爽，瞎弄就勿要弄来。”

朱永德（中）到剧组探班

朱永德立刻拍胸脯：“阿哥，侬放一百颗心，我不会随便啥人就带来见侬格，伊拍不好我就不让伊过门，这个片子我是要靠它得大奖卖大钞票的，侬算帮帮我，帮帮上影厂。”

张先生握着改编授权合同，沉默良久……

那个模样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出来后我对朱永德说，好像逼人家卖亲生孩子……

我对自己说：决不能辜负原著，要对得起张先生。

电影《三毛从军记》剧照（贾林 饰演三毛）

拍电影实际是一个找寻摸索的过程，写剧本最重要的是寻找到最恰如其分的形式，符合三毛这个人物，给他穿上得体合身的衣服。有的改编是拿人物做由头，完全不依托原著，讲一个新故事。我觉得在故事上必须亦步亦趋、遵循原著，要原汁原味，但要有新的玩法。

新玩法就是要突破纸本漫画的局限，尽可能拓展三毛的舞台，让他走进更多人心里。为此我设计了三层的套层结构，试图让影片的不同观众群都能得到满足，就是“既要又要全要”，真有点野心勃勃。

第一个层面，因为是儿童片，要让儿童满足，必须让看电影的儿童观众得到初看的惊喜和欢欣，这部分要充分呈现漫画原作的精神，基本是卡通片的法则：效果很强烈，后果不严重，表现要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妙趣横生。

这部分主要是尽量还原漫画再做发挥，要让观众看第一眼就忍不住开怀大笑，比如，埋伏时螃蟹钻裤裆，修工事铁丝网钩破裤子露屁股，打大锤锤头飞出砸倒同侪，被子弹打烂的钢盔做莲蓬头淋浴，隐藏在稻草人里一枪穿糖葫芦射杀鬼子兵，牛头绑炸药冲敌阵等等，几乎都是复刻原作，以这些做引子又生发扩展，使情节在妙趣横生中推进。

初版于1947年2月的《三毛从军记》封面

第二个层面要让成人观众满足。我觉得《三毛从军记》从来不只是儿童读物，看过的成年读者都喜欢——他们看得懂滑稽怪诞故事背后的深刻主题：反战的意义，人性的扭曲，生命的无奈，世道的悲凉。虽然四格漫画中没有直接宣讲，但是纵观全作，这些深意密布在每个角落，细思振聋发聩，要让观众切身体会到这快意。

在原作中，最让我共鸣的是“小人物”的灵魂，甚至觉得是在写我们自己，我们谁又不是小把戏呢？具体到其中最悲剧的一点，就是“小炮灰”。炮灰已经可悲，但还是娃娃就可怜了，所以原作不吝笔墨刻画三毛的小，不仅年纪小，更是地位卑微。影片首尾是他与大人物的交集，委员长“要造就中华民族的华盛顿、岳武穆”的召唤，让三毛热血沸腾。直至被裹挟进历史洪流，历劫磨难脱了几层皮，他才明白自己只不过是“无数的，无名的”而已。当兵了，扛上枪了，警察不敢追他了，还没来得及得意，就发现他在军队里是最底层的，头上有班排连营团旅师军，这些还通通不如委员长。当他和师长争抢“小东西”名头时才明白，师长也是“小东西小角色小把戏”，连委员长也不如外国佬，看似位置不同，都是被卷入战争洪流里的小把戏。三毛作为其中最弱小的存在，他的幼稚懵懂、天真笨拙被残酷的战争碾压摧残成炮灰、牺牲品，这不仅仅具有强烈的反战意味，更刻画出人生的辛酸。

电影《三毛从军记》场景设计稿

原作浓烈地嘲讽了军队中的官僚腐败，军纪涣散。电影要让观众知道，战争根本不是敌我营垒分明，运筹帷幄，正义战胜邪恶，战争永远是一堆荒诞矛盾的借口，混乱无序的状况，乱七八糟的情报，投机钻营的草台。看当年的《申报》就知道，有时只是拿打仗作为谋生的话头，拼命活下去，枪响了打起来了，赢了输了无所谓，要紧是活着，只要自己没死就是胜利。于是就有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时的“轰炸东京”的意淫；就有了“要在友军前保存自己比在敌军前保存自己更伤脑筋”；就有了“再议”——再议论议论再研究研究再等等再想想……就有了“八年了别提它了”……

不能忽略的，是通过影片揭示战争对人性的异化。当然不能晦涩拗口，作抽象哲理深刻状。依托漫画风格，电影直接表现三毛和老鬼被“再议”抛弃在敌占区后几乎成了野人的场景，他们遭遇鬼子兵学鸡叫斗输赢，完全没有正常思维，人性扭曲与动物无异。

导演张建亚在片场

第三个层面是要让我自己满足。作为电影导演对电影本体的探索尝试，我的目的是要用全新的电影语言转换漫画，给漫画找到最恰如其分的胶片外壳，速度节奏快捷灵巧，手段技巧随心所欲。当时我才拍过六部电影，对电影的可能性充满好奇，很想随心所欲地摸索一下电影各类技巧、工艺手段的无限可能性，没有一定之规，纵情玩耍，只要能表达意思，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能用什么手段就用什么，结果应该是一部前所未有的怪电影，我认为这才符合“漫画电影”的样貌。

我想让电影有默片感，我们试验了各种片速，从16格到22格都拍了，考虑到同期录音，最后决定用22格拍摄全片，意外的收获是这样全片就渡出7分钟的容量，更高密度，更快节奏，更符合我们的风格。

为了破除漫画的虚构感，让观众感觉一切都是真的，我们特别设计了许多假纪录片的段落，比如委员长演讲阅兵的段落全是手持摄影机新闻记录的风格，还故意设计了“穿帮意外”镜头，使其更有新闻片的感觉。这点使委员长接见三毛的戏最为精彩，这也是原著中特别深刻的一节：让三毛把给他的锦旗举高举高再举高，结果三毛没有了，锦旗成了委员长的了。以新闻纪录片的形式表现，效果升级了许多。

仿默片的场景用手绘巨幅天片，完全是古早制片厂的工艺。动画与真实的合成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工艺复杂，但仰仗上影美影的专业部门，虽有遗憾，也是一时之选了。

整部电影在情节线上刻意弱化，没有如“流浪记”那样讲述一个完整故事，就是想保持四格漫画的味道，实际效果更好，更有广度、厚度。用默片字幕的方式切分，观众观影时有异样感陌生感，更加兴奋、富有快感，这点是在电影后期时做到的。导演都是写两次剧本，第一次是在纸上写，第二次是用胶片写（剪辑）。影片初剪后试映，我有点郁闷，总觉得效果不理想，整片不如片段，有声不如无声，放映厅里的爆笑少了，很让我挠头。后来与美影厂老导演等专家讨论研究，反复翻看原著，我恍然：本来没有因果连续的故事，为什么非要编成故事？四格漫画的魅力就在于它既连贯又不连贯，既有情节又没情节，核心是人物。张乐平已经给了样子，我又何必自找无趣做无用功呢。于是又大刀阔斧重新架构，一下子全顺了。

影片加上音乐后，一下子就鲜活了。作曲用上海弄堂民谣和RAP混搭，用古典拼摇滚，有声有色地把三毛这个上海“小瘪三”貌似散乱的军中苦难段落完美融为一体，推给观众。

拍摄这部影片时，张乐平有个捐赠《三毛从军记》原稿给上海美术馆的活动，我跟张先生说好，要将这个仪式记录下来，把它作为影片的结尾。一切都准备好了，仪式前一天我们已将照明灯具摄影器材都运到南京路美术馆，安置妥当。第二天我们到了美术馆，得知张乐平先生头天晚上住进华东医院，仪式取消了。当时说是几天一个礼拜，就决定等张先生好了再拍。我们在南京上海日夜不停拍了三个多月，其间冯雏音师母来现场探班时（上图，自左至右：张建亚、贾林、冯雏音），正在拍飞机的戏。看见三毛在飞机里天地颠倒，师母笑着说：迪个小囡蛮好格，哪里寻得来的？我问起张先生，说是还没有出院。拍摄停机那天夜里，我梦见张先生，还是病床上的样子，温和地微笑，我问：张先生，捐赠仪式还搞吗？他淡淡笑说：要搞格要搞格……之后，张先生仙逝了，未能拍摄的捐赠仪式成了这部影片最大的遗憾。

我今生有幸，导演生涯中有三毛。拍《三毛从军记》就是我读解这部伟大作品的心得。三十多年来，我得到不少奖掖与好评，但我很明白，所有精彩成功都是蒙恩得惠于张乐平，一切瑕疵遗憾都是我能力不逮。

202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