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苏联俘虏了8万名日本女兵，她们的命运后来咋样了?

1946年1月，西伯利亚劳改营。苏军看守拉开木板房的大门，拖着两具冻硬的日本女俘尸体走出来，随手丢进了门外的雪坑里。

房里，十几个日本女性裹着破旧的毯子，麻木地看着这一切。她们是1945年被苏军俘虏的关东军女兵，和她们一同被俘的，总共有8万人。

从被俘虏的那天起，她们的名字就从日本的官方战报里消失了。

那这8万被苏军俘虏的日本女兵，最后怎么样了？日本官方又为何至今都不愿意提起这段历史呢？

1943年，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日本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常年的战争让日本国内的男性人口锐减，前线的兵源缺口越来越大。

为了维持战线，日本军部推出了“女子挺身队”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征召16到25岁的年轻女性。女子挺身队，就是日本军部为补充兵源，专门组建的女性随军队伍。

日本军部用“为天皇献身”“大东亚共荣”的宣传，给这些年轻女性洗脑。她们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姑娘，结果被军国主义的宣传忽悠得热血沸腾，觉得自己是为国家献身。

她们被编入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派往中国东北，大部分人被分配到野战医院当护士，还有一部分担任通讯兵、文书、后勤人员，少数人被编入作战辅助部队。

到1945年，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总兵力已经扩充到75万人，其中随军的女性人员总数达到了8万人。

她们不是拿着枪冲锋的一线战斗兵，但被纳入了关东军的编制体系，接受严格的军事纪律约束，和关东军一同被绑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

日本军部给这些女性每人都发了氰化钾，告诉她们一旦被苏军俘虏，就立刻自尽，绝不能活着落入敌人手里。

这些年轻的姑娘们把毒药缝进了贴身的衣服里，但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未来。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发动八月风暴行动，150万苏军兵分三路，向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

仅仅11天，关东军全线溃败，75万关东军里，有近60万人被苏军俘虏。这其中，就包括那8万名随军的女性人员。

苏军在俘虏过程中，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是和关东军有关的日本人，全部打包送到西伯利亚土豆

雪原囚笼：劳改营里的生死挣扎

1945年10月，西伯利亚劳改营。19岁的随军护士山田英子，和其他女俘一起，被苏军看守押到了林场。

她的鞋底早就磨穿了，脚趾在零下三十度的寒风里冻得失去了知觉，手里的斧头重得像铁块，一斧头砍在冻硬的落叶松上，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

山田英子在被俘那天，把缝在衣服里的氰化钾丢进了东北的草丛里。她想活着，想回到日本广岛的家乡，看看父母是不是还活着。

可到了西伯利亚她才知道，这里的每一天，都是在和死亡赛跑。

苏军给她们定下的劳动定额，是每天砍倒12棵大树，还要把木材搬运到两公里外的堆放点。只有完成定额的人，才能领到当天300克掺着锯末的黑面包，完不成的人，口粮直接减半。

和山田英子同营房的姑娘，第一天就因为没完成定额，只领到了100克面包，第三天早上就再也没能从木板床上起来。

分到矿山采矿的女俘，要下到漆黑的矿井里，用镐头挖矿石。矿井里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积水没过了小腿，冰冷的水刺得骨头疼。

很多女俘的腿长期泡在冰水里，肌肉坏死，最终只能截肢，没有药品的她们，大多在截肢后就因为感染失去了生命。

只有少数有医护经验的女俘，被分到了劳改营的医院里。

可医院里没有药品，没有足够的医疗器械，她们只能看着身边的人，因为感冒、冻伤、拉肚子这些小病，一点点失去生命，可自己又无能为力。

日本战俘斋藤邦雄在《陆军步兵漫语物语》里写道：劳改营里的日本女俘，每天要干和男兵一样重的活，领到的口粮却比男兵还要少，她们的死亡率远高于男性战俘。

冬天的早上，每天都能从女俘的营房里，抬出几具尸体，这些尸体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

除了繁重的劳动和饥饿寒冷，她们还要面对苏军看守的骚扰。晚上，看守会随意闯进女俘的营房，把她们带走。

有女俘因为不堪受辱，在营房里上吊，还有的冲进了无边的雪原里，再也没有回来。

可更多的人，还是咬着牙活着，把自己的名字和家乡地址，写在小纸条上，缝进衣服里，想着就算自己死了，万一有人捡到纸条，也能把自己的死讯带回日本。

死亡列车：驶向西伯利亚的地狱之旅

关东军全线投降之后，苏军对俘虏的日本女性进行了第一次分流。

8万名女性俘虏里，有接近一半的人，是日本开拓团的家属、军官的家眷，还有部分身体虚弱、无法承担体力劳动的人，苏军将她们就地遗弃在了东北的荒野里，或是移交给了中国方面。

剩下的4万名女性俘虏，大多是随军护士、通讯兵、后勤人员，有基本的劳动能力，被苏军划入了强制劳动的名单里。

1945年9月，苏联正式确定将50万日本战俘运往苏联境内，参与战后重建的强制劳动。这4万名女性俘虏，也被纳入了这个名单里。

她们被押上了向西行驶的列车，车厢是用来运输牲畜的闷罐铁皮车厢，一节不到二十平米的车厢，要塞进五十多个战俘，人挤着人，连躺下的地方都没有。

列车从中国东北出发，沿着西伯利亚铁路一路向西，行驶的路线大多是荒无人烟的冻土带，晚上的气温会降到零下三十多度。

车厢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她们身上只穿着被俘时的单薄军服，只能挤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取暖。每天早上车厢门打开的时候，都会有几具冻硬的尸体被抬出来，随手丢在路边的雪地里。

日本厚生省后来的统计数据显示，从中国东北到西伯利亚的运输途中，4万名女性俘虏里，有超过3000人死在了列车上。

运输的路程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当列车终于停下，车厢门被打开的时候，活着的人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雪原，才知道自己来到了西伯利亚。

苏军看守拿着名单，给所有活着的战俘登记造册，她们的名字被换成了一串编号，之前的身份、军衔全部作废。

分流处置：被俘之后的第一次筛选

关东军全线投降的消息传来，东北的日军营地瞬间陷入了混乱。很多女性看着溃败的军队，看着步步逼近的苏军，手里攥着军部发的氰化钾，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吞下去。

山田英子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下，她当时看着身边的同伴一个个吞药倒下，自己把毒药攥在手里，直到手心出汗，最终还是把药丢进了路边的草丛里。

苏军把所有投降的日本人，集中到了哈尔滨、长春的临时营地。

临时营地没有像样的住所，没有足够的食物，她们只能挤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每天只能领到一小碗掺着沙子的米饭，连干净的饮用水都很难喝到。

营地的看守对这些女俘没有任何优待，她们和男性战俘一样，每天要承担营地的杂役，打扫营地、搬运物资、修补帐篷。

在临时营地里待了一个月之后，苏军完成了第一次分流。身体强壮、有劳动能力的4万名女俘，被划入了运往苏联的名单，剩下的人被就地遗弃。

很多被遗弃的女性，在东北的荒野里饿死、冻死，还有的被当地百姓收留，最终留在了中国，一辈子都没能回到日本。

日本厚生省1977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被运往西伯利亚的4万名女俘里，有超过12000人死在了劳改营里，死亡率超过30%，是男性战俘死亡率的两倍还多。

她们大多死在1945年到1947年这两年里，死因大多是冻死、饿死、累死、病死，连骨灰都没能留在身边。

归途漫漫：被祖国抛弃的幸存者

1947年，二战结束已经两年，国际社会开始关注苏联境内的日本战俘问题。美国拿出《波茨坦公告》，要求苏联遵守国际公约，尽快遣返日本战俘。

苏联迫于国际压力，终于开始分批遣返日本战俘，第一批活着的女俘，终于踏上了回国的路。

遣返的过程持续了整整九年，直到1956年，苏联境内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俘，才被全部遣返回日本。被运往西伯利亚的4万名女俘里，最终活着回到日本的，只有不到28000人。

可这些活着回到日本的幸存者，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欢迎，反而被自己的祖国彻底抛弃了。

日本官方对这些从苏联回来的女俘，没有任何的补偿，没有任何的安置，甚至不愿意承认她们的遭遇。

在日本国内的宣传里，这些女性是“天皇的耻辱”，是“不贞洁的人”，是“给大日本帝国丢脸的人”

她们回到家乡之后，发现自己的家人大多已经在战争中去世，就算还有家人活着，也不愿意接纳她们。

邻居们对她们指指点点，没有人愿意雇佣她们，没有人愿意和她们说话，她们只能躲在城市的角落里，靠着打零工勉强糊口。

99岁的原日军红十字会护士小鹿胜枝，在2019年的纪录片里，第一次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她1943年被派往佳木斯的第一陆军医院，1945年被苏军俘虏，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待了整整7年，1952年才回到日本。

她说，回到日本之后，她从来不敢和别人说自己的经历，怕被人看不起，怕给家人丢脸。她把这段记忆锁了70多年，直到自己快去世了，才敢说出来。

还有很多幸存者，在劳改营里生下了孩子，这些孩子是苏军看守的后代，她们带着孩子回到日本，更是受到了无尽的歧视。

孩子在学校里被同学欺负，她们走在街上，会被人吐口水。很多幸存者，因为受不了国内的歧视和排挤，最终选择了自尽。

还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结婚，没有组建家庭，孤独地死在了出租屋里。

1956年，最后一批日本战俘被遣返回国，这段持续了11年的战俘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

8万名被苏军俘虏的日本女兵，有超过15000人死在了中国东北、西伯利亚的雪原里，连骨灰都没能回到家乡。活着回到日本的人，也承受了一辈子的歧视和痛苦。

她们为日本军国主义献祭了青春，可最后被祖国抛弃。她们被刻意遗忘在历史褶皱里的命运，是对战争最残酷的控诉。

可又说，雪崩来临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大家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