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我帮表姨背麦子在棚子躲雨，她凑我耳边说了句话，我瞬间傻眼

楔子

我叫陈望田，今年六十出头，土生土长的皖北陈家沟人。干了一辈子农活，如今天天早上起来先在村口溜达一圈，回来喝碗稀饭，然后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孩子们一个个都去了城里，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老伴走得早，如今我一个人守着这栋三层小楼，日子过得清清冷冷。

前些天，孙子放暑假回来住了几天，闹着要看老照片。我从柜子底下翻出一本发黄的相册，一页一页翻着给他讲。忽然，一张黑白照片从相册里滑了出来，落在膝盖上。

我捡起来一看，愣住了。

照片上是一大片麦田，麦子熟得金黄金黄的，一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年轻女子正弯腰割麦子，侧脸被太阳光照得微微发亮。照片右下角有一行褪了色的钢笔字：一九七六年六月，陈家沟。

那一年，我十九岁。

看着这张照片，那些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一下子全涌了上来，像是被掀开了盖子的一坛老酒，呛得我眼睛发酸。孙子在旁边叫了我好几声，我都没听见。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一个多雨的夏天。那个夏天改变了我的一生，起因是一件我想都不敢想的事，一句话让我当时傻了眼的话。

说这话的人，是我的表姨周玉兰。

一九七六年的陈家沟，穷得叮当响。

村子窝在淮北平原的一处洼地里，百来户人家，清一色的土坯房，茅草顶，远远望去灰扑扑的一片，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村前有一条黄土路，晴天满天灰，雨天满地泥。村后是一大片麦地，一望无际，六月里麦子熟透了，金灿灿的，风一吹像海浪一样翻滚。

那时候还是生产队，大家伙儿一块儿下地干活，挣工分换粮食。我家八口人，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干不动，爹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娘常年有病，底下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最小的弟弟才四岁。一家人全靠爹的工分和我那点力气撑着，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我初中没念完就回家干活了。不是不想念，是家里实在供不起。我记得退学那天，班主任张老师骑着自行车追了八里地，到家里来做工作，跟我爹说这孩子脑子好使，不念可惜了。我爹蹲在门槛上，闷着头抽了半天的旱烟，最后说了一句话：“张老师，不是我不想让他念，是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

张老师叹了口气，骑上自行车走了。我站在村口，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心里头像堵了一团棉花。

从那以后，我就彻底成了一个农民。十六七岁的半大小子，天天跟着大人们下地干活，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春天播种，夏天割麦，秋天收玉米，冬天挖河修渠，一年到头没几天闲着的。好在我个子长得高，十七八岁就蹿到了一米七八，在村里同龄人里头算是最壮实的。

七六年的麦收来得比往年早些。进了六月，连着几个大晴天，地里的麦子一天一个样，眼看着就熟透了。生产队长敲着锣在村里喊，全体劳力都去收麦子，一个不落。那几天整个村子都忙疯了，男女老少齐上阵，从早干到晚，连饭都是送到地头上吃的。收割、捆绑、装车、拉到场里打碾，一环扣一环，谁也歇不得。

那时候没有收割机，全靠一双手一把一把地割。男的割，女的捆，孩子们跟在后面拾麦穗。太阳毒辣辣的，晒得人头皮发麻，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到后来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手上全是血泡。血泡破了结痂，痂掉了又磨出新泡，到后来满手都是老茧。

但再苦也得干。麦子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一年的口粮都指望着这几天。要是赶上连阴雨，麦子烂在地里没收回来，这一年就得饿肚子。

就在麦收最紧要的关头，我爹让我去一趟周庄，帮我表姨周玉兰家收麦子。

周庄在陈家沟东边，中间隔着一条清水河，有十六七里地。那时候没有自行车，更别说汽车了，全靠两条腿走。我爹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是傍晚收工后，他蹲在院子里磨镰刀，我正端着一碗稀饭往嘴里扒拉。

“望田，明天你去一趟周庄。”

“去周庄干啥？”

“你表姨家劳力不够，麦子收不回来，你去帮两天忙。”

我愣了一下，脑子里转了半天才想起来表姨是谁。

表姨周玉兰是我奶奶娘家那边的远亲，说起来其实不算多近的亲戚。我奶奶姓周，是周庄人，表姨是我奶奶一个堂兄家的女儿，跟我奶奶这边算是隔了两层的表亲。按辈分，我得管她叫声表姨。

但我跟表姨不怎么熟。小时候跟着奶奶回过几次周庄，好像见过一两回，印象里是个瘦瘦小小的姑娘，比我大不了几岁。后来我奶奶腿脚不好，不怎么走亲戚了，这层关系也就慢慢淡了。说起来，我大概有七八年没见过她了。

“她家没别的劳力了？”我问。

我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你表姨命苦。她爹——就是你那个表姥爷——前年冬天走的，肺病。她娘改嫁到外县去了，家里就剩她一个。她底下还有个弟弟，才十来岁。她一个女娃子家，又要种地又要照顾弟弟，日子过得难得很。”

我听着心里头一酸。那时候农村就是这样，家里没了男人，日子就难过得要命。一个女人家撑着一个家，那得吃多少苦。

“行，我明天一早就去。”我把稀饭碗往地上一放。

我爹点了点头，又叮嘱了一句：“到了那边手脚勤快点，别让人家说咱老陈家的人懒。你表姨虽然辈分比你高，论年纪跟你差不多，你把她当自家姐姐待就行。”

“知道了。”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了床。我娘给我装了六个玉米面饼子，用一块蓝布包袱皮包着，又塞了一壶凉白开。我把包袱往肩上一甩，出了村。

清晨的田野里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路边的草叶上挂着露珠，走了没多远裤腿就湿透了。远处的麦田在晨光里泛着一层金黄的光，偶尔有早起的鸟雀从头顶飞过，叽叽喳喳叫两声就没了影。

十六七里地，我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到周庄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

周庄比陈家沟稍微大一点，但也没大到哪里去。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树冠遮出了一大片阴凉。树下蹲着几个老汉在抽旱烟，看见我这个生面孔，都抬起头打量我。

我走上前去问路：“大爷，请问周玉兰家在哪？”

一个缺了门牙的老汉指了指村子东头：“一直往东走，走到头，右手边倒数第二家就是。门口有棵歪脖子枣树。”

我道了谢，顺着土路往东走。村子里的房子都差不多，土墙茅顶，院子里堆着柴火垛，几只芦花鸡在巷子里啄食。走到村东头，果然看见一棵歪脖子枣树，树底下是一扇虚掩着的破木门。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正想着要不要敲门，门忽然从里面打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衫，袖子挽到胳膊肘上面，露出两条晒得黝黑的胳膊。她扎着两条麻花辫，辫梢绑着红头绳，额前的刘海被汗水打湿了，贴在脑门上。她个子不算高，大概一米六出头，瘦瘦的，但身板看起来挺结实，一看就是常年干惯了农活的。

她看见门口站着个陌生的大小伙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上下打量了我两眼。

“你找谁？”

“我……我是陈家沟来的，我叫陈望田，你是表姨吗？我爹让我来帮忙收麦子。”

她眼睛一下子亮了，脸上绽出一个笑来：“是望田啊！都长这么大了！快进来快进来！”

她热情地把我拉进院子。院子不大，收拾得倒是挺干净。墙角堆着一小堆麦子，看样子是刚从地里收回来的，还没来得及打碾。院子当中放着一口水缸，缸沿上搭着一条毛巾。东边的墙根下种了一畦菜，茄子辣椒长得稀稀拉拉的。三间土坯房，一明两暗，门窗上的漆早就掉光了，露出里面灰扑扑的木头。

“你爹还好不？你娘呢？你奶奶腿脚好些了吗？”她一边问我，一边给我倒了碗水。水是刚从缸里舀出来的，带着一股泥土的味道。

“都好都好。”我接过碗一仰脖灌了下去，十六七里地走下来，渴得嗓子眼直冒烟。

这时候，一个十来岁的半大小子从屋里跑了出来，光着膀子，瘦得像根豆芽菜。他怯生生地站在表姨身后，拿眼偷看我。

“这是我弟弟玉柱。”表姨摸了摸那孩子的头，“玉柱，叫哥。”

“哥。”玉柱小声叫了一声，又缩回去了。

我看着这姐弟俩，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表姨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但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纹路，一双手也粗糙得不像一个年轻姑娘应该有的。玉柱瘦得皮包骨头，一看就是长期营养跟不上。

“你爹说让我来帮两天忙，地里的麦子收了多少了？”我问。

表姨叹了口气：“不瞒你说，还有一大半没收回来。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玉柱年纪小，也帮不上什么大忙。这几天眼看着要变天，我急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那咱这就去地里，别耽误了。”

我把包袱往地上一放，表姨递给我一把磨得锃亮的镰刀。我掂了掂，分量正好，刀口也够快。看来表姨虽然是个女人，农活上倒是个行家。

麦地离村子有三四里地，在一片微微起伏的坡地上。表姨家的地不大，大概有两亩多，但麦子长得不赖，麦穗沉甸甸的，颗粒也饱满。只是因为收得不及时，有一小片已经倒伏了，看着让人心疼。

到了地头，表姨二话不说就弯腰割了起来。她动作麻利得很，左手薅麦子，右手挥镰刀，刷刷刷几下就是一大把。我在旁边看着，心里暗暗佩服。这姑娘干起活来，比不少老爷们儿都利索。

我也赶紧弯下腰干了起来。十九岁的半大小子，正是力气最足的时候，再加上在家干惯了农活，我割起麦子来一点都不含糊。两人一左一右，镰刀翻飞，麦子一片一片地倒下。

太阳越升越高，地里的温度直线上升，感觉像被扣在了一个蒸笼里。汗水顺着我的脸往下淌，流到眼睛里辣得生疼，我时不时得直起腰来用袖子擦一把。表姨始终闷着头一声不吭地割着，后背的衣服早就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

到了晌午，我们在地头坐下来歇口气。表姨从带来的包袱里掏出两个黑面馒头递给我，自己却啃一个更黑的。我看了一眼，知道那是麸皮掺得多的，硬邦邦的，咬一口满嘴渣子。我把手里那个好一点的馒头掰了一半递给她，她死活不接，最后还是在我坚持下才接了过去。

“你今年多大了？”她问。

“十九。”

“说媳妇了没有？”

我脸一红，摇了摇头：“家里穷，哪有人看得上。”

表姨笑了：“你长这么高，又结实，肯定有姑娘喜欢。别急，慢慢来。”

我不好意思想换个话题，就说：“表姨，你一个人带着玉柱过日子，不容易吧？”

她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淡了，低下头啃了一口馒头，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轻轻说了句：“有啥容易不容易的，日子不还得往下过吗。”

就这么一句话，听得我心里头直泛酸。

吃完了东西，两个人又弯下腰接着干了起来。下午的太阳更毒，地里的热气蒸得人头晕眼花，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火焰山里干活。但表姨不停，我一个大男人也不好意思喊累，只能咬牙跟着继续干。一直干到太阳偏西，眼见着天边飘过来几朵黑云，表姨抬头看了看天，脸色忽然变了。

“不好，要下雨了。”

六月的天，说变就变。刚才还晴得好好的，转眼间乌云就压了过来，沉甸甸地堆在天边，像一口倒扣的黑锅。风也起来了，吹得麦子东倒西歪，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土腥味。

“快，把割下来的麦子搬到那边棚子里去！”表姨指着地头不远处的一个窝棚，声音里透着一股焦急。

那是一个看庄稼用的小棚子，用几根木头搭成架子，顶上盖着塑料布和茅草，勉强能遮风挡雨。棚子不大，但放几捆麦子还是绰绰有余。

我们两个人手脚并用，抱起一捆捆麦子就跑。风越来越大，吹得人站都站不稳，豆大的雨点已经开始噼里啪啦地往下砸了。我扛着一捆麦子拼命往棚子跑，表姨跟在后面也抱了一大捆。等来回跑了好几趟，把地头割下来的麦子差不多都搬进棚子里了，雨终于哗地一下瓢泼般下了起来。

我们两个人躲进了棚子里。

棚子里面逼仄得很，两个人挤在一块儿，胳膊贴着胳膊。雨水从棚顶的缝隙里渗进来，滴滴答答地落在麦捆上，空气中弥漫着新麦特有的清香和潮湿的泥土味。棚外的雨越下越大，整个世界都被白茫茫的雨幕遮住了，几米之外什么也看不清。

我和表姨并肩坐着，谁也没说话，只听得见哗哗的雨声，和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

她身上的碎花布衫被雨水打湿了一大片，头发也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雨水顺着发梢往下滴。我看着她，发现她其实长得挺好看的，五官清秀，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只是常年干农活日晒雨淋，皮肤晒得黝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成一些。

雨中吹来一股凉风，她打了个寒颤，我赶紧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递给她。那是一件打了补丁的灰布褂子，是爹穿剩下的，在我身上也大了一号。

“不用，你自己穿着。”她推辞。

“我皮实，不怕冷。”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推，接过去披在了身上。两个人又陷入了沉默，棚外的雨声仿佛灌满了整个世界，让棚子里这片小小的空间显得格外安静。

就在这时候，我忽然感觉到她的身体朝我这边靠了靠。我以为是棚子漏雨，她为了躲雨才往这边挪，便没在意。可是紧接着，她凑了过来，一只手轻轻攥住了我的胳膊，抓得很紧很紧。

她的嘴唇几乎贴到了我的耳廓。我甚至能感受到她呼出的温热气息，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皂角味道，撩得我耳根子一阵酥麻。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

那声音低得像蚊子嗡嗡，可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清楚楚地钻进了我的耳朵里。

“望田，你别嫌我——我其实，不是你亲表姨。”

我整个人一下子僵住了，脑子像被什么东西炸开了一样，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棚外的雨声忽然变得很远很远。

我呆呆地转过头，瞪大眼睛看着她。

“你说什么？”

她没有躲开我的目光，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眼睛里闪烁着一层晶莹莹的光，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跟你没有血缘关系。”她一字一顿地说，“你那个亲表姨，也就是你奶奶堂兄家的那个姑娘，才是你真正的表姨。她早就嫁到外省去了，五六年没音讯。我是她爹从外面捡回来养的。”

她顿了顿，声音更低了：“这事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你回去问你奶奶，她也知道。我跟你，不是亲戚。”

我彻底傻眼了。

那一瞬间，脑子里各种念头像开锅的水一样咕嘟咕嘟往上翻。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就那么愣愣地看着她，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这事怎么可能？可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告诉我？她说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雨还在下，雨水啪啪地打在棚顶的塑料布上，像是一阵密集的鼓点。棚子里却忽然静得出奇，两个人就那么对视着，谁也不说话。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怦怦直跳，跳得又快又响，像是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

表姨说完那句话，好像是卸下了一个压了很久的包袱，整个人都松了下来。她松开抓着我胳膊的手，低下头去，两只手绞在一起放在膝盖上，不再看我。

“我知道我不该这时候跟你说这个，”她的声音轻飘飘的，像是被风一吹就散，“可是这些话压在我心里好久了，要是再不说，我怕自己会憋疯。每次你跟在秀芝姐后头来我家，每次在麦场和集市上碰见你——我明明知道你当我是长辈，可我……”

她忽然停住了，咬着下嘴唇，没有再说下去。

秀芝？她说的是三奶奶家的秀芝姑姑？我的脑子更乱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艰难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

“你……你为啥要告诉我这个？”

她没有回答，只是把脸埋进了膝盖里，肩膀微微抖动着，肩膀一耸一耸的。我看着她瘦削的背影，心里头翻江倒海，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

这些年，我们家跟表姨家之间的走动一直淡淡的。可她每次到陈家沟来，都会带点东西给我们家——几块红薯，一小袋芝麻，或者她自己纳的鞋垫。有一年冬天，她还给我做过一双棉鞋。那时候我以为是亲戚之间的礼尚往来，现在回头想想，心里头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棚外的雨好像小了一些，雷声也渐渐远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雨后特有的清新气息，混着泥土和麦秸的味道。

过了好久，表姨终于抬起头来。她的眼睛红红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但她冲我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苦涩。

“你别往心里去，我就是一时没忍住。你还是把我当表姨就好。”

她站起来，探出头看了看外面的天：“雨差不多停了，咱赶紧回去，麦子还没收完呢。”

她理了理头发，又扯了扯披在身上的灰布褂子，转身走出了棚子。我看着她单薄的身影消失在雨后的薄雾里，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用从前的眼光去看她了。

从周庄回来的那天夜里，我失眠了。

我躺在堂屋临时搭的铺板上，睁着一双眼睛盯着黑洞洞的房梁，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表姨说的那句话——“我不是你亲表姨。”

窗外蛐蛐叫得正欢，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银白色的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更衬得这夜晚寂静得让人心慌。

她说她不是我的亲表姨，是表姥爷捡回来养的，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她说她知道我不只是替爹跑腿才来帮她，她还提到了秀芝姑姑——这么说，她一直在暗暗关注着我。

我把她当长辈，可她想的却是别的。

可是她的处境我也清楚。村支书邓满仓的儿子邓建设对她图谋不轨不是一天两天了，村里传得风言风语。她一个人带着弟弟过日子，家里没个男人撑腰，难免受人欺负。她跟我说这些，也许是想找一个依靠。

我不是不愿意帮她，可我一个十九岁的半大小子，能帮她什么呢？再说，我们家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一家八口人挤在三间土坯房里，爹的腿又不好，我要是娶了媳妇，住哪儿去？拿什么养家？

可如果我不帮她，她怎么办？

翻来覆去想了大半夜，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院子里传来爹劈柴的声音，咔嚓咔嚓地响。我翻身爬起来，走到院子里，接过爹手里的斧头。

“怎么起这么早，睡不着？”爹看了我一眼问。

“嗯。”我含糊地应了一声，一斧头劈下去，手腕粗的槐木应声裂成两半。

“周庄那边麦子收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还有一小块没收完。”

“那你下午再去一趟，帮人帮到底，把活干完了再回来。”爹说着转过身去，一瘸一拐地往屋里走。爹的腿是前年挖河时被一块石头砸伤的，落下了残疾，走路走得久了就疼得厉害。

我应了一声，心里却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闷得慌。

吃完早饭，我没急着走，去了三奶奶家。三奶奶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之一，七十多岁了，头发雪白雪白的，但耳不聋眼不花，精神好得很。她是奶奶的亲妹妹，两人长得有七八分像。

“望田来了？快坐快坐。”三奶奶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纳鞋底，看见我来了，笑眯眯地招呼。

“三奶奶，我问您个事。”

“什么事？”

我犹豫了一下，开口问道：“周庄那边，我表姨周玉兰，她……”

三奶奶手里的针停了一下，看了我一眼：“你怎么忽然问起她了？”

“我去帮她家收麦子，听人说，她不是表姥爷亲生的？”

三奶奶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这事儿说起来话长了。没错，玉兰确实不是你表姥爷亲生的。那年发大水，你表姥爷在河滩上捡到的，也不知是谁家的孩子。当时你表姥爷家没孩子，就把她当亲生女儿养了。后来才有了玉柱，是她亲生的。”

我听着，手心里全是汗。

“那她跟我，就没有血缘关系？”

“没有。”三奶奶摇了摇头，又看了我一眼，“望田，你是不是对玉兰有什么想法？”三奶奶的语气忽然变得有些异样。

“没有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我赶紧摇头。

三奶奶没再说什么，又低下头去纳她的鞋底了，只是偶尔抬眼瞅我一下，目光里带着一丝琢磨。

我在三奶奶家坐了一会儿就回家了。一路上脚像踩在棉花上，轻飘飘的。三奶奶的话证实了表姨没有骗我，她跟我之间，确实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系。

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呢？

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在村里人眼里，她就是我表姨，我就是她外甥。这种辈分和名义上的关系，比血缘还要牢固。我要是敢对她动什么心思，不光村里人会戳我脊梁骨，我爹得把他的老脸丢尽，我奶奶说不定会被气死。别说娶她，就是跟她多说几句话被村里人看见了，都能传出不知道多少闲话去。

可是我又想起了她那句话，她攥着我的胳膊，她的手心又湿又凉，指节因为用力过度微微泛白。那时候棚子里安静得只剩下雨声，她的嘴唇几乎贴着我的耳朵，声音低得像是从心底里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的。她说：“望田，你千万别嫌我……”

我当时傻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心里头更乱了。脑子里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吵得我脑仁疼得厉害。

我想帮她。她不容易，一个人拉扯着弟弟，还要应付邓建设那种人，日子的艰难连我一个外人都看得心疼。可是帮完之后呢？我能娶她吗？村里人能接受吗？我家里人能接受吗？

我一边劈柴一边想，脑子越想越乱，活像一锅烧开了又粘了底的糊涂粥，搅都搅不动。到最后，我干脆不想了，一门心思劈柴，把力气全使在斧头上。咔嚓咔嚓劈了一上午，劈出来的柴堆得比我都高。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喝了碗稀饭，啃了半个黑面馒头，跟我娘说了一声去周庄，就又踏上了那条土路。这次走得更快，心里头像装了个小鼓，咚咚咚敲个不停，越靠近周庄敲得越响。我对自己说，我是去帮忙收麦子的，欠人家的活总要干完。可是心里头又有个声音在问：你真是只是去收麦子的？

到了周庄村口，老槐树下那几个老汉还在。那个缺了门牙的老汉看见我，咧嘴笑了一下：“小伙子，又来帮你表姨干活啊？真是个好外甥。”他故意把“外甥”两个字咬得很重，旁边几个老汉也跟着嘿嘿笑了两声。

我脸上烧得厉害，低着头快步走过去。他们的笑声在我身后传来，像一根根针扎在后背上。

到了表姨家门口，歪脖子枣树的影子拉得老长，斜斜地铺在地上。门还是虚掩着的，我敲了敲，里面传来玉柱的声音：“谁呀？”

“是我，陈家沟的。”

门吱呀一声开了，玉柱探出脑袋，看见是我，脸上露出一个笑：“哥，你来了！”这孩子比上次见面时活泛多了，看来跟我混熟了。

“你姐呢？”

“姐去地里了，她说今天把那块地收完。”

“你怎么没去？”

“姐让我在家看门，她说我一个人去地里也干不了多少活，还不如在家待着。”

我心里一酸。这孩子才十来岁，搁现在正是上学的年纪，可他连学都没上过几天。表姨一个人养家，能糊住两张嘴就已经拼尽了全力，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供弟弟读书。

“走，跟我去地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可是姐让我在家……”

“没事，你姐要是怪你，我替你担着。”

玉柱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关上屋门跟着我往村外走去。这孩子走路一蹦一跳的，到底是小孩子，不知道什么叫愁滋味。

麦地里的麦子比上次来时又少了些，看来这两天她一直没闲着。放眼望去，地里只剩西南角那一小块了，大概三四分地，麦穗被太阳晒得焦黄，有些已经开始掉粒了。再不收回来，这一年的辛苦就算白费了。

可表姨不在麦地里。

镰刀扔在地头，旁边放着喝了一半的水壶。我叫了两声，没人应。沿着麦垄往里走了几步，远远看见一个人影蹲在地头的沟渠边，是表姨。她弯着腰，手里攥着一把麦穗，就那么蹲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

走近了，我才发现她的肩膀在轻轻抖动。她在哭。

“表姨？”

她猛地抬起头，看见是我，慌忙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可眼眶还是红的，鼻尖也红红的。她站起来的时候身子晃了一下，我赶紧伸手扶住她的胳膊。

“没事，眼睛里进沙子了。”她勉强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玉柱，你怎么也来了？”她看见玉柱，语气里多了一丝责备。

“是我让他来的。”我替玉柱挡住了，“男孩子总待在家里干嘛，出来干点活，见见世面。”

表姨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那天下午，我们三个人一起割麦子。太阳已经偏西了，光线从刺眼的白变成了柔和的金黄，把麦田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光。三个人干活的效率比一个人高多了，太阳还没落山，最后一块地的麦子也终于收完了。玉柱虽然力气小，但很勤快，割不动麦子就抱麦垛递水壶，跑前跑后忙得满头大汗。

最后一捆麦子搬进棚子里的时候，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田埂上，浑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表姨也坐到我对面的田埂上，夕阳照在她脸上，把她晒得黝黑的皮肤染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她的脸颊和下巴上还挂着几道干涸的泪痕，耳侧贴着一缕被汗水黏在皮肤上的碎发。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摘了一朵不知名的小野花，捏在指尖转来转去，花瓣已经被她转得有些蔫了。

“谢谢你，望田。”她低着头，声音很轻，“要不是你来帮忙，这些麦子怕是要烂在地里了。”

“谢什么，应该的。”我说完这句话，忽然又觉得不太对劲。什么叫应该的？我这话说得好像自己真是她外甥似的。可她刚刚才告诉过我，我不是。

她也察觉到了我语气里的别扭，没再说话，只是把那朵小野花轻轻地放在膝盖上。

空气忽然变得很安静，只听得见远处的鸟叫声，和风吹过麦田的沙沙声。玉柱在棚子里鼓捣麦子，嘴里还哼着不知道从哪学来的顺口溜。

“表姨。”

“叫我玉兰吧。”她忽然打断我，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我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那个名字在舌尖上滚了两滚，最终还是没能叫出口。喉咙发干，心跳得厉害，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不敢放出来。

她也不逼我，只是微微笑了笑，站起身来：“走吧，天快黑了，回家吃饭。今天你可别走了，就在我家吃了再走。”

晚饭是她亲手做的。玉米糊糊，配一碟自己腌的萝卜条，还有几个黑面饼子。饼子烙得金黄，咬一口满嘴的粮食香。这东西我多少年没吃过了，那天晚上一口气吃了三个，吃得连糊糊都差点不够喝。

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表姨总是偷偷看我。我抬起头的时候，她就赶紧低下头去喝糊糊，耳根子却悄悄地红了。其实我也在偷偷看她。她吃饭的样子很斯文，小口小口地喝糊糊，不像一般乡下女人那样呼噜呼噜往嘴里灌。她的手指细长细长的，指甲剪得干干净净，虽然皮肤粗糙，但看得出来底子不差。

玉柱在旁边呼噜呼噜地喝着糊糊，什么也没察觉，一边喝还一边问东问西，问陈家沟有没有种西瓜，问我抓没抓过兔子——这孩子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几里地外的地方。

吃完饭，天已经全黑了。她送我到村口，手里提着一盏煤油灯，灯芯挑得很小，一团橘黄色的光摇摇晃晃地照着脚下的路。玉柱跟在旁边，走了几步就自己跑回家去了。村子里安安静静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风从田野里吹过来，带着一股麦秸和泥土的气味。

“望田。”她忽然叫了我一声。

我站住了。

“那天在棚子里跟你说的话……”她咬了咬嘴唇，煤油灯的光把她侧脸照得忽明忽暗的，像一幅在夜风里轻轻晃动的剪影，“你别害怕。我不是要逼你做什么，我绝对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一个人扛得太久了，太累了，碰上你，没忍住。”

我看着她在灯影里的样子，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一样。她眼里的光，像是被云遮住的星星，明明灭灭的。

“我知道。”我说。

“你回去好好想想，想通了就来，想不通，就当没听见，我也不怪你。”她把手里的煤油灯递给我，“路上黑，你拿着。”

“那你回去怎么办？”

“我闭着眼都能走回去，放心吧。”

我接过煤油灯，手指碰到了她的手背，冰凉冰凉的。她触电一样缩了回去，转过身快步走回了村子里。我看着她瘦瘦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心里头像搅翻了一锅粥。

回家的路上，我提着那盏煤油灯，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月亮很大很圆，挂在半空中，把田野照得亮堂堂的。清水河在不远处哗啦啦地流着，河面上铺着一层碎银子一样的月光。蛐蛐、蛙鸣、风吹麦浪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是仲夏夜才有的交响乐。

可我的心里，却比这夜色还要乱。

五黄六月，麦收是一年里头最紧要的活计。整个陈家沟都像上了发条一样转得飞快——男人们天天从清早干到天黑，女人们在地头和麦场之间来回奔忙，连七八岁的娃娃都被赶到地里去拾麦穗。这些天谁家的劳力都恨不得一个人劈成两个人用，偏偏我坐在田埂上发愣，脑子里想的不是麦子，是表姨周玉兰。

那晚从周庄回来之后，我像丢了半个魂。干活的时候镰刀挥到一半就停住了，吃饭的时候筷子戳在碗里半天不动。我娘问我是不是中暑了，我说没事，转脸又抄起扁担跑到麦场上去了。她不知道，我心里头藏着的那件事，比中暑也好受不了多少。

我试过用最累的农活来麻痹自己。别人扛一捆麦子，我扛两捆。别人歇一晚就缓过来了，我偏要连着两天不歇，累到一闭上眼睛就昏睡过去——可第三天傍晚回家，看见夕阳照在村东头那条土路上，我还是想起了她站在村口递过煤油灯的样子，手背冰凉，眼睛里有光。

我知道这样不行。这事不解决，我这魂就回不来。

第四天早上，吃完早饭，我去了三奶奶家。

三奶奶正坐在枣树底下摘豆角，竹筛子里搁着半筛子嫩绿的豆角，她一根一根慢慢地摘着，银白的头发在晨光里泛着淡淡的光。看见我来了，她没抬头：“又来了？”

“三奶奶，我想问您……”

“问吧。”她把一根豆角的筋抽掉，干脆利落，“还是问你表姨的事。”

我脸一红，好在黑脸膛也看不出来。我在她旁边的石墩子上坐下来，手在膝盖上搓来搓去，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三奶奶，她跟我说……说她不是我亲表姨。”

三奶奶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摘豆角：“她跟你说的？”

“嗯。前阵子在周庄帮她收麦子，她……她跟我说的。她还说，这事您也知道。”

三奶奶沉默了一会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拎出来的一口叹息。

“这事啊，说来话长。”她把竹筛子放到一边，拍了拍手上的豆角须，“玉兰这个丫头，说起来也是个可怜人。那年春天发大水，河水都快漫过堤了，你表姥爷去河边捞浮柴，在柳树林子边上捡到一个篮子，里头就装着个娃娃。那娃娃脐带还没掉利索，也就是生下来三两天的样子，用一块红布裹着，上头别了个银锁，锁上刻着'长命富贵'四个字。”

“银锁？”我心里一动。

“对，后来玉兰一直戴着。她不是老周家的骨血，这事儿庄上年纪大的人都知道，只是当着孩子的面从来不说罢了。”三奶奶看了我一眼，“你表姥爷没孩子，把玉兰当亲生女儿养。后来才有了玉柱，那是亲生的。可惜好景不长，你表姥爷前年冬天走了，玉兰她娘带着玉柱改嫁，玉兰不肯跟去，非说要守着爹留下的这个家。”

我听着，心里头又酸又涩。原来她的命这么苦。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被捡来养大，又没了养父，一个人撑着一个家。难怪那天在棚子里她会哭，难怪她说那些话——这世上，她连一个真正的亲人都没有，怎么能不渴望有个人能疼她、护她？

“可是望田，”三奶奶忽然话锋一转，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你心里头打的什么主意，我能不明白？你——是看上了玉兰？”

这一针见血的话让我浑身一震，我张了张嘴，脸烧得厉害。

“我……”我“我”了半天，没“我”出一句整话来。

“你要是真有这个心，有些事我得给你说清楚。”三奶奶又拿起一根豆角，声音不紧不慢，“第一，玉兰虽然没有周家的血缘，可她从小就是老周家养大的，村里人只认她是老周家的人，也只认你是她外甥。你们俩要在一起，光辈分这一关就得让人嚼碎舌根。第二，她弟弟玉柱才十来岁，还没成人，这些年一直是她一个人在拉扯。你要是娶了玉兰，这个弟弟你就得一起养，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第三……”

她把手里的豆角搁进竹筛子里，抬起头看着我，目光清明而郑重。

“玉兰这丫头的难处，不只是穷。周庄的村支书邓满仓，他儿子邓建设，你听说过吗？”

“听……听说过一点。”我心里一紧。

“邓建设盯上玉兰不是一天两天了。”三奶奶的声音沉了下去，“这人仗着他爹是支书，在周庄横行霸道惯了，谁家的姑娘媳妇都躲着他走。玉兰一个人过日子，没个男人撑腰，更是被他当成好欺负的。听说有一回半夜去敲玉兰家的门，让玉兰拿扁担轰出去的。还有一回在路上堵住她，说要给她安排去杨庄学养猪，玉兰没答应。你想想，她一个姑娘家，为啥非要守着那三间破土房和二亩孬地不走？去了杨庄，日子不是更好吗？”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后来我听周庄的人说，邓建设还放话出来，说他早晚要娶了玉兰，谁要是敢跟他抢……”三奶奶说到这里看了我一眼。

“怎么了？”我的心跳得厉害。

三奶奶抿了抿嘴，似乎不太想往下说。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开口：“谁要是敢跟他抢，他就打断谁的腿。这人干别的不行，打架是一把好手，村上跟他动过手的人少说也有三四个。别说你了，连他们本村的人都不敢惹他。”

我手里的汗水涔涔地往外冒，心里头像滚开了一锅沸水。邓建设这个名字我听过不止一次，他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混混，仗着他爹邓满仓手里握着大队的公章和招工推荐名额，从来没人敢拿他怎么样。前年有人在麦场上跟他吵架，被他打断了胳膊，最后连屁都没敢放一个，是邓满仓拿了张招工表当作赔礼，事情就那样不了了之了。

“所以我问你，望田，”三奶奶盯着我的眼睛，“你怕不怕？”

我沉默了很久。

怕，怎么不怕？邓建设在周庄那一片的名声，不是一天两天积攒起来的。他爹是村支书，大队的公章在他手里握着，招工的推荐名额也在他手里握着，村里人有什么事情都绕不过他。跟这样的人作对，轻则挨揍，重则一辈子都别想翻身。

可是，我更怕的是另一件事。我怕玉兰被欺负，怕她一个人扛不住，怕我哪天睁开眼，听说她出了什么事，而我就因为一个“怕”字，什么都没做。

“三奶奶，我怕。”我说，“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人欺负。”

三奶奶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空气都像是被凝固住了。枣树的影子在她脸上晃了晃，她的目光从锐利变成了柔和，最后化作了轻轻一叹。

“是个有心的人。”她低下头，又开始摘豆角了，“不过你要做的事，得先跟你家里人商量。你爹那边，你奶奶那边，都得说。光你一个人逞能，嘴上说有什么用。”

从三奶奶家出来，我站在枣树底下发了半天呆，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她那句话——“玉兰没有周家的血缘，可村里人只认她是老周家的人，也认你是她外甥。”我把这句话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嚼了好几遍，嚼到最后，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响。管他娘的别人怎么看，她不是我的亲表姨，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我要是因为怕人说闲话就不管她，那我还算什么男人。

可我爹那一关要怎么过？我奶奶那一关要怎么过？她们是周氏亲姊妹，打断骨头还连着筋，这事要是处理不好，全家都得炸了锅。

我正出神，忽然听见有人急急地叫了我一声：“陈望田！”

我回头一看，是隔壁的二婶，跑得气喘吁吁的：“快回家，你爹摔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撒腿就往家里跑。

到家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围了一圈人。我爹躺在堂屋的门板上，脸色蜡黄，额头上全是冷汗，左腿的裤腿撩上去，小腿肿得跟发面馒头一样。村里的赤脚医生李麻子正蹲在旁边给他捏腿，一边捏一边摇头。

“老陈这腿是旧伤复发，上次砸伤的地方又肿起来了。这回可不能再下地干活了，得赶紧往镇上卫生院送，要是拖久了，这条腿怕是保不住。”

我娘在旁边急得直掉眼泪，弟弟妹妹们也都吓哭了，最小的弟弟拽着我娘的衣角一个劲叫娘。

“别哭了！”我爹忍着疼吼了一声，然后看向我，“望田，地里的麦子还剩多少？”

“还有一大半没割完。”我红着眼睛说，嗓子硬邦邦的。

我爹闭上眼睛，长长地叹了口气。那一声叹息像是从我爹胸腔深处挤出来的，沉甸甸地压在所有人头顶上。麦收不等人，要是他不能下地，地里剩下的那些麦子光靠我一个人，说什么也赶不回来。再说，他还得去镇上住院，医疗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李麻子给简单包扎了一下，让我赶紧把人送镇上卫生院。我和邻居家的大哥把我爹抬上手推车，我娘在车上铺了两层破被子垫着。我推着车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镇上，一路上爹咬着牙一声没吭，只是偶尔从牙缝里漏出几声闷哼，豆大的汗珠顺着太阳穴往下淌，把被子洇湿了一大片。

到了卫生院，医生检查完说能治，但得住院至少一个星期，还得打青霉素。我一听青霉素三个字心里就揪了起来。那时候青霉素得自费，一支好几块钱，一个星期的药费加上住院费，得要差不多一百块。我们家一年到头挣的工分换成现钱，顶天也就四五百块，扣掉粮食和各项扣款，手里能剩下的现金从来没过八十块。

那天晚上我在卫生院的走廊里坐了一夜，望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泡，脑子里转过无数个念头。借钱？向谁借？亲戚家也不比我们富多少。不治？我爹那腿就废了。第二天一早在病房门口，我听见两个护士在走廊里交头接耳：“这人就是陈家沟那个瘸腿的老陈，听说是旧伤复发，再不治就要截肢了……”

我把那几十块钱攥在手心里，攥得指关节发白。那是我全部的积蓄，攒了两年才攒下来的。可这远远不够。

就在我坐在卫生院走廊里发愁的时候，老天爷却帮我做了一件事，一件让我气得浑身发抖的事。

我在镇上待了三天，爹的病情稳住了，医生说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我娘让我先回家，说地里的麦子再不收就要烂了，还得顾着弟弟妹妹们吃饭。

第四天早上，我从镇上往回赶。走到周庄附近的时候，远远看见村口围了一大群人，吵吵嚷嚷的，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我本不想多管，可那个方向正是表姨家的位置，脚底下不由自主就拐了过去。

走近了，我才看清发生了什么。

表姨家的院墙被人推倒了一面，院子里一片狼藉。柴火垛被人踹散了，麦子被扬得满地都是，水缸被打了个窟窿，水淌了一院子。歪脖子枣树的枝桠被砍掉了一大片，像是被人泄愤一样乱劈乱砍的，断口参差不齐，露出白森森的木头茬子。门板也被卸了一块，斜靠在墙根上摇摇欲坠，上面还有好几个脚印。

表姨蹲在院子里，披头散发的，抱着玉柱呜呜地哭。玉柱额头上青了一大块，嘴角还挂着血丝，他咬着牙一抽一抽地说：“姐，不哭，我不疼……”话没说完自己又抹起了眼泪。

旁边围了一圈人，有摇头叹气的，有窃窃私语的，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忙。几个大娘指指点点，嘀嘀咕咕说着什么，看见我跑过来，赶紧住了嘴，有一个还拉了拉旁边人的袖子。

我心里头一沉，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蹲到她面前。

“怎么回事？谁干的？”

表姨抬起头，看见是我，哭得更厉害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像狂风里的一棵小树苗。

倒是旁边的一个老大娘替我解了惑。她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说：“是邓建设。昨天下午他又来了，堵在你表姨家门口，说要她嫁给他，说是给她最后一次机会。你表姨不答应，还拿锄头把他轰了出去。结果今天一大早，就带着两个狗腿子来砸院子了。还打了玉柱，这孩子冲上去护他姐，被人一巴掌扇到地上……”

“那个畜生！”我腾地站了起来，眼睛里像要喷出火来。我攥紧拳头，指关节攥得咯咯作响，浑身的血都在往头上涌。

“望田，你别冲动！”表姨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她的手指冰凉，“你打不过他的，他带的人多。他爹是支书，你惹不起的。”

“惹不起也得惹！”我咬着牙说，“他欺负别人我管不着，欺负你就不行！”

这句话我是吼出来的，吼得院子里的看客们都安静了。表姨抬起头看着我，泪眼模糊的眼睛里有惊讶，有感激，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东西。

我不再多说，弯腰开始收拾院子。把倒了的柴火垛重新码起来，把散了架的麦子收拢到一处，拿扁担把破了的水缸箍了一圈铁丝。然后我找到了那把被邓建设扔在地上的锄头，锄头柄都打裂了，我从柴火堆里翻出半截竹扁担，削了一根新的接上，用麻绳扎得紧紧的。忙完这些已经快中午了，汗淌了一脸，手臂上划了好几道血口子。

“你等着，我去去就来。”我把锄头立在墙根，拍了拍手上的土。

“你去哪？”表姨紧张地问。

“镇上，接我爹出院。”

其实我爹还没出院，可我得借这个由头去镇上一趟。我真正的打算，是去镇上找人打听，得知道怎么对付邓建设。他爹是支书不假，可他总得有个能管住他的人。我不信这世上真的没人治得了他。

走之前，我从兜里掏出那攒了两年的几十块钱，硬塞到表姨手里。她死活不肯要，推来推去推了好几回，她的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我手背上，又烫又湿。

“拿着。”我说，“修院墙用的。等我回来，我替你去跟邓建设讨个说法。”

她抓着那二十块钱，愣愣地站在歪脖子枣树下，看着我一步步走出巷子。我回头看了一眼，她单薄的身影被枣树的影子笼罩着，整个人像被框在了一幅褪了色的老画里。风从巷子里穿堂而过，吹起她额前潦草的碎发，她抬起手压了压，又垂下，那只手在裤缝边攥了又松，松了又攥。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把。

到了镇上，我没去卫生院，而是直接去了公社大院。

青砖小楼是镇上最能撑场面的建筑之一，上头的红五星已经褪了色，可门前的牌子崭新醒目。门房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找公社领导，有个重要情况反映。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可能见我确实像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便没有多问，指了指二楼的楼梯。

公社领导姓刘，叫刘长河，是公社的副书记，四十来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他是从县里下来的干部，以前在陈家沟蹲过点，我爹当过一阵子民兵副排长，跟他打过几回照面，算是认识的人。他正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见我进来，微微一愣，然后把文件合上了。

“你是……老陈家的儿子？”

“是的，刘书记，我叫陈望田。”

“你爹腿怎么样了？”他倒是先问起了我爹。

“在卫生院住着呢，快好了。”我说，“刘书记，我今天来是为另一件事。”

他见我神色郑重，倒了杯水往我面前推了推，纸杯还是崭新的，看来平时不太舍得用：“什么事？坐下说。”

我把邓建设怎么欺负表姨，怎么砸院子打人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到玉柱被打，表姨在院子里哭那一段的时候，我的声音都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刘长河靠在椅背上，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桌面，脸色越来越沉。

“你说的这个邓建设，是邓满仓的儿子？”

“就是他。”

刘长河沉默了一会儿，手指不再敲了。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望着窗外出了一会儿神。办公室窗外正对着一条老街，街上行人稀稀拉拉的，阳光把屋脊的影子整整齐齐地切在路面上。

然后他转过身，看着我：“望田，你反映的这个情况，不是第一个了。邓满仓这个人的问题，公社不是不知道，他利用职权把招工名额当私货，还跟他儿子在外面干过不少仗势欺人的事，这两年断断续续都有人反映。但他是老支书，在村里根深蒂固，也不是说动就能动的。处理他儿子的问题，势必要牵扯到他，而牵扯到他，就得有确凿的证据，光凭你一张嘴去说——”

“那就让他们继续欺负人吗？”我急了，嗓门也大了起来。

“你别急。”刘长河做了个稍安勿躁的手势，“邓满仓那条线我这里一直在留意。他儿子的所作所为，也是他纪律问题的一部分。这样，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回村里，联合几户被他欺压过的村民，联名写一份情况反映，把时间、地点、具体经过写得越细越好。只要联名反映的人数够，我这边就有了介入调查的抓手。”

我眼睛一亮：“真的？”

“不过，需要时间。组织程序不是一天两天能走完的。”刘长河看着我说，“在这之前，你该硬的时候要硬，但也不要一时冲动把自己搭进去。你爹还在医院里，你要是再出什么事，你家里怎么办？你那个表姨怎么办？”

他这句“你那个表姨怎么办”问得我脸一红。他说话时语气平平静静的，却像一眼就看穿了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知道了，刘书记。”

从公社大院出来，我在街边蹲了好一会儿。太阳当空照着，把街上的石板晒得滚烫，叫卖冰棍的老头推着自行车从我面前走过，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冰棍——三分一根”，我咽了咽口水，没舍得买。

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两件事。

第一，找谁联名？周庄那边的人虽然都可恨邓建设，可谁都不敢第一个站出来。要让这些人站出来，得有人带头。表姨肯定愿意，可得再找至少三两个能被他说动的人。我记得周庄有个叫周老四的，前年因为公分的事跟邓满仓吵过一架，后来一直窝着一口气。还有一个人，叫周全德，是队里的会计，人还算正派，跟邓满仓面和心不和已经好久了。这两个人也许能说得动。

第二，在联名反映有结果之前，我拿什么跟邓建设硬碰硬？他带人砸院子打孩子，那是明摆着的欺负。我不能跟他打架，我不怕他，可我要是进去了，谁帮我照顾爹娘？谁帮表姨她们撑腰？

想了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从镇上赶回陈家沟，在村里找了两个平日里跟我关系不错的弟兄，一个叫二蛋，一个叫铁柱。二蛋姓李，在村里是有名的胆大，铁柱姓马，力大如牛，一块儿打过短工，关系铁得很。我把情况跟他们一说，二蛋当场就拍了桌子。

“邓建设那个狗东西，敢欺负到咱兄弟头上来了？走，明天咱仨一块儿去周庄！”

铁柱闷声闷气地附和了一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说我不是要去打架，是去帮忙修院墙，顺便给表姨家撑撑场面，让邓建设知道他背后也有人。二蛋和铁柱对视了一眼，都说行。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三个人就出发了。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周庄，进了村口，二蛋故意放慢脚步，扛着铁锹从老槐树下那几个老汉面前走过，嗓门大得像敲钟：“看什么看，没见过人学雷锋啊？”

那几个老汉面面相觑，有一个瘪着嘴嘟囔了句“这谁家的后生，横得跟螃蟹似的”，另一个扯了扯他的袖子，示意他少说两句，几个人便都不做声了。

到了表姨家门口，我愣住了。

院墙已经修好了一半。墙基是用土坯重新垒的，上头抹了一层黄泥，虽说还没干透，却明显比原来更厚实。碎掉的瓦片也被人清走了，整齐地摞在墙根底下，连歪脖子枣树的断枝都被锯齐了，截面还涂了一层草木灰封口。院子里干干净净的，连地上的积水都扫过了。

表姨正在墙角糊最后一段泥墙，头发上沾着黄泥星子，袖子挽到肘弯以上。旁边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一手拄着铁锹，一手拿着水瓢正在和泥。我愣了一下才认出来，那不是别人，是周庄的周老四——正是前天我在镇上脑子里盘算过的那个跟邓满仓有过节的人。

“这怎么回事？”我站在门口问。

“自己人啊。”周老四直起腰，冲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不怎么齐整的牙，“望田哥，我听说了，你昨儿一个人扛着锄头把院墙箍上了。今早上我跟德叔过来一看，不落忍，就叫了周全德一块儿来搭把手——德叔刚回去拿泥铲了，一会儿就过来。”

他说得轻描淡写，轻飘得就像在说帮邻居挑了两桶水似的。他随口提到周全德也来了。我怔怔地看着周老四那张黝黑的脸，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原来不是所有人都怕邓建设，也不是所有人都对她的处境视若无睹。

表姨回过头来，看见我们三个人站在门口，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眼眶一红，赶紧低下头去继续糊墙，手里的泥抹子在墙面上来回刮着。

“来，干活。”我没多说什么，回头招呼二蛋和铁柱。他们俩还站在门口发愣，被我吼了一声，赶紧撸起袖子加入了修院墙的队伍。

那天上午，我们五六个人一起把院墙重新砌了起来。新的院墙比原来高了半尺，砌得也更结实了些，门框用两根新砍的槐木加固了，再不像之前那样风一吹就晃。玉柱蹲在门槛上，额头上还顶着一块已经发紫的青包，手里捧着一小截红砖，比划着问周全德“德叔，这块砖还能不能嵌进去”。周全德接过砖端详了片刻，用瓦刀敲去棱角，说“能嵌，嵌个福字”。

中午，表姨和几个大娘一起下厨，煮了一大锅杂粮面条，面条是手擀的，切得宽窄不匀，可煮出来的汤上头漂着几点油花，在那个时候已经算得上是难得的招待了。大伙儿吃面的工夫，周全德从兜里掏出一个边缘卷了角的软皮笔记本，站起来把本子往饭桌上一拍。

“别光顾着吃，正事还没办。”他嗓门不大，却让所有人都停了筷子。他从口袋里又摸出半截铅笔头，用大拇指抹了抹笔尖，摊开本子，一笔一画地在页首写下了“关于周庄大队邓满仓及其子邓建设有关问题的反映材料”几个字。

“我第一个签。”他把本子推到我面前，“陈望田，你写的申诉我来整理，但名字要你先签。”

我愣在那里，筷子上夹的面条滑回了碗里，溅起一点汤汁。那天在公社办公室里刘长河说的话又一句句浮了上来，我本以为联名的事得从长计议，谁想到周全德已经把路铺到了我面前。

二话不说，我接过铅笔，在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那时候我初中都没念完，字写得跟狗爬的一样，但我一笔一画写得特别用力，铅笔头差点把纸戳破。然后是周全德、周老四陆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另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老大爷，也抖抖索索地凑过来，用拇指按了个手印在名下，鲜红鲜红的手印印在那白底红格的信纸上，像一个永远不会褪色的印记。接着是二蛋和铁柱，他们跟周庄没有直接关系，但作为目击证人也写上了名字。

表姨是最后一个签的。她接过笔，手指抖得厉害，在本子上写下了“周玉兰”三个字，那三个字小小的，歪歪斜斜的，可最后一笔落下的那一下，她流下了一长串眼泪。

那天中午的阳光很好，院子里弥漫着新泥和麦秸的味道。看着本子上那些或端正或潦草的名字和手印，我的眼眶也湿了。

从那天起，一切都开始变了。

联名信递上去了。周全德亲手把信送到了公社，交到了刘长河手里。那天他来周庄的时候，还特地带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只写着一句话：“材料收到，已启动组织程序，稍安勿躁。”周全德说，刘长河看完联名信当场拍了桌子，第二天就有两个穿制服的人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周庄。

他们先找了周全德了解情况，然后又找了周老四，找了那几个签了名按了手印的村民，每个人都被单独请到大队部的办公室里谈话。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周庄传开了——公社派人来查邓满仓了，而且问的问题不光是他儿子打人的事，还包括近三年招工名额的分配、回销粮指标的发放，还有“饲料地”的私分问题。周全德后来告诉我，那两个工作组的人足足在周庄待了五天，大队部的灯亮了好几个晚上。

最让人意外的是，在调查的过程中，又有好几户被邓家父子欺压过的村民站了出来。有一个姓赵的大爷，当年被邓建设打断胳膊的就是他儿子，父子俩联名补了一份材料。还有一个被克扣过工分的寡妇，也在材料上补按了一个手印。周全德说，那份联名材料从一开始的七八个名字，最后交上去的时候足足签了二十多人。

事情进展得比我想象的要快。半个月后的一天上午，天气热得厉害，树上的知了叫得震天响，我正在家磨镰刀，铁柱气喘吁吁地跑来了。

“望田！望田！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我手一抖，镰刀差点划到自己。

“邓建设被抓了！”铁柱兴奋得脸都红了，抹了一把脸上的汗，“今天一大早，派出所的人来把他带走的！听说是要送到镇上去。邓满仓也被停职了，大队的公章都交给了副支书暂管！”

我手里的镰刀啪地掉在了地上，在泥地上砸出一个浅浅的坑。我呆呆地愣了好一会儿，张着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反反复复地回响——她，终于可以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当天下午我就跑去了周庄。一路上跑得飞快，两条腿像装了弹簧一样，十几里地一口气没歇就跑到了。进村的时候，老槐树下的老汉们还在那里坐着，但今天的表情跟以往大不相同了。缺门牙的老汉看见我，冲我竖了个大拇指，什么话都没说。旁边一个瘦高个的老汉嘟囔着说了句“邓满仓也有今天”，说完自己嘿嘿笑了起来。

表姨家的院墙已经修好了。新的墙头上，表姨种了一排太阳花，小小的花朵在阳光下开得正艳，红的黄的紫的挤挤挨挨地排成一排，像一面无声的彩旗。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几只芦花鸡在墙角刨食，水缸也换了一口新的。新缸沿上搭着一条洗得发白的毛巾，压水井旁边还多了一畦刚栽的辣椒和茄子，菜苗在午后的阳光里绿得发亮。玉柱的额头上青包已经消了，坐在枣树底下正用芦苇扎蚂蚱，旁边已经扎好了三只，整整齐齐地排在石头上。院角那几块还没砌完的水泥地坪被人浇过了水，上面盖着几片芋头叶子，周全德说这是养护水泥的法子。

表姨正坐在门槛上剥黄豆，翠绿的豆子一颗一颗落进搪瓷盆里，发出清脆的声响。看见我来了，她放下豆盆，站起来，冲我笑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那样笑。不是客气，不是强颜欢笑，而是从心里头舒展开来的，好像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被搬走了，整个人都轻了。她的眼睛弯成了月牙，脸颊上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连那张晒得黝黑的脸上也像是泛出了一层亮亮的光。

“望田。”她叫了我一声，声音柔柔的。

“嗯。”

“进来坐。”

我走进院子，坐在她递过来的小板凳上。她就坐在我对面，两个人隔着一张矮桌，桌上放着那盆剥了一半的黄豆。院子里安安静静的，只听得见远处树上的知了声和风吹过枣树叶子的沙沙声。歪脖子枣树的影子在地上慢慢移动，有一片光斑正好落在她的肩头，随着树枝的晃动轻轻摇曳着。

“公社那边，情况怎么样了？”我问。

她放下手里的豆荚：“周全德说，邓满仓被停职之后，账本也被调走了，工作组一共查出来二十几笔问题，涉及招工名额和回销粮指标，够立案的了。邓建设之前打断老赵家儿子胳膊那件事也被重新翻出来了，派出所那边说最少是寻衅滋事加故意伤害。”

“这么严重？”我心里既痛快又有些发紧。

“还不止。”她低下头，手指在搪瓷盆里无意识地拨弄着豆子，“听说公社那边说，邓满仓当支书这些年来占用了集体好几亩'饲料地'，他这个支书能不能保得住，已经不由他自己说了算了。”

我听着，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三奶奶之前跟我提过的“饲料地”私分，原来也是邓满仓的把柄之一。周全德他们早就在暗中收集这些事了，我那封联名信，也许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爹怎么样了？”她问。

“出院了，在家养着呢。腿保住了，不过一辈子都得拄拐了。”

她哦了一声，低下头又剥了几颗黄豆，手指微微顿了顿。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目光直直的，像是一把钥匙要撬开一扇锁了很久的门。

“望田，你老实跟我说——邓建设的事，你是不是去公社找了人？”

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把手伸向搪瓷盆，捡出几粒最圆的豆子排在桌沿上，又一一拈回盆中：“不是我的功劳。周全德手里本来就在收集他的材料，我不过是白纸黑字地递了一份申诉上去。”

“那个人是谁？”

“刘长河，公社副书记。”

她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过了一会儿，她忽然笑了起来：“你知道吗，你那天扛着锄头戳在我家院子里吼的那句话，我在枣树底下回想了不知道多少遍。你说——'他欺负别人我管不着，欺负你就不行。'”

我的脸一下子烫了。当时一时冲动吼出来的话，现在被人当面拎出来，只觉得又羞又臊。

“我那时候急了，嘴上没把门。”

“急得好。”她轻声说，然后低下头继续剥豆子，没再说话了。可我看见她低着头的时候，嘴角是弯着的。剥豆子的手指也比刚才更灵活了些，豆子落进盆里的声音叮叮咚咚的，像在下雨。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那么安静地坐着。阳光从枣树的叶子缝隙里洒下来，在她身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那些光斑随着微风轻轻晃动，像是谁随手撒了一把金色的碎纸。空气里弥漫着新豆子的清香和泥土的味道，时间仿佛也慢了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站起来，走进屋里翻腾了一阵，拿出一个布包袱。她在门槛上坐下，把包袱递给我。包袱沉甸甸的，打开来，里面是两双新布鞋。

“这……”

“给你做的。”她低着头，耳朵根红了一片，“那天你给我那个钱修院墙，我想着总要还你点什么。反正我会做鞋。”

我拿起一双布鞋，鞋底纳得密密的，针脚细细的，鞋面用的是厚实的黑布，鞋底还用红丝线绣了一朵小小的梅花。我试了试，正好合脚。另一双是给我爹的，比我那双大一号，鞋后跟还多垫了一层软布。

“你怎么知道我穿多大？”

“你那天在我家院子里脱鞋倒沙子的时候，我看见了鞋底磨损的位置。”她抿着嘴笑了一下。

我愣在那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在我家院子门口帮我倒过煤油灯的油污，我记得。可我没想到，连脱鞋倒沙子这种小事，她也记在心里。

把鞋放回包袱里的时候，我注意到最底下还压着一双纳了一半的鞋垫，鞋垫上没有花鸟，只歪歪扭扭地绣了一个“田”字。我装作没看见，她一把把包袱合上了，脸已经红到了脖子根。

“我走了。”我站起来。

“等等，天都快黑了，吃过饭再走吧。”

“不了，回去还得照顾我爹。”我拎着包袱站了起来。其实不是急着回去，我是不敢再待下去了。在这院子里，她的声音，她的笑容，那双绣着梅花的布鞋，还有包袱里那个歪歪扭扭的“田”字，都让我心里头像揣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咚咚咚地直撞。

“那下次来，我给你做饺子。”

她送我到了村口，和上次一样。不同的是，这次她没有提煤油灯，只是在暮色里目送着我走上那条土路。我走了很远，回头一看，她还站在歪脖子枣树底下，那棵伤痕累累的枣树也在努力地抽出新芽，暮色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从村口一直拖到麦田边上，像一个怎么也扯不断的念想。

我转过身大步流星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脚步轻快得像踩在云朵上。天边的火烧云烧得正旺，把半边天都烧成了金红色，晚风从麦田里吹过来，带着熟透了的麦香。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盘算着，等爹的腿再好一些，等邓家的事情彻底了结，我就跟爹娘说这件事。

只是那个时候的我，还太年轻了，不知道人生的路从来就不是一条直线。

事情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邓建设被抓了，邓满仓被停职调查了，可邓家在周庄经营了那么多年，势力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连根拔起的。邓满仓虽然被暂停了职务，但公社那边的正式处理决定一直没下来，工作组前前后后来过四五拨人，账本翻了好几摞，证人笔录记了厚厚一沓，可审查这种事，从来就不是十天半月能完结的。村里开始有人说，只要邓满仓一天不正式撤职，他就还有翻盘的余地。还有人说，他有个连襟在县里当科长，正在四处活动，这事说不定最后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些风言风语传到陈家沟，自然也传到了我爹耳朵里。

我爹拄着拐杖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时候，听着隔壁二婶绘声绘色地讲着周庄那边传过来的闲话，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凝重。二婶走了之后，他把我叫到跟前，声音低沉得像是暴风雨前的闷雷。

“望田，你最近老是往周庄跑，是去帮你表姨干活？”

“是。”我应了一声，手里却不由自主地攥紧了刚从井里提上来的水桶。

“只是干活？”

“爹，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爹沉吟了一会儿，用拐杖敲了敲地面，声音沉甸甸的：“我听说邓建设被抓的事，跟你有关系。你跟公社反映的？”

“是我向刘书记反映的。后来周全德牵头联名，很多人一起签了名。”我没有否认。

我爹沉默了，低着头看着自己的伤腿，那条腿比出事前又细了一圈，裤管里显得空荡荡的。过了很久，他才慢慢开口。

“邓家的事，你做得对，也不对。”

“怎么不对了？”

“对，是因为那个人确实该收拾。不对，是因为你出头太早了。邓满仓虽然被停职，但只要没正式撤，他在周庄的根基就没断尽。你一个毛头小子，跟这样的人结了仇，万一他翻了身，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好过。再说你表姨……”我爹顿了一下，目光像刀子一样剜在我脸上，“你对她，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心思？”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像是被人当场抓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把柄。我想解释，可张了张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爹，她不是我亲表姨。”我艰难地开口，“她是表姥爷捡回来养的，跟我没有血缘关系。”

“我知道。”我爹说，声音平静得让我吃了一惊。

我愣住了。

“你……您知道？”

“你奶奶早就跟我说了。”我爹拄着拐杖慢慢地坐下来，夕阳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拉得瘦瘦长长的，“她不是周家的血脉，这事我知道。可是望田，你要明白——有没有血缘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别人眼里，她就是你表姨。你去问问村里的老少爷们儿，谁不知道陈老三家的孙子管周玉兰叫表姨？你俩要是……你奶奶的脸往哪搁？周家的脸往哪搁？我的脸往哪搁？”

我低下了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知道爹说的是实话。在那个时候的农村，宗族关系和长幼尊卑是刻在人骨头里的东西，比哪一条法律都要硬，压在每个人头顶上几十年，谁要是想去挪一挪，头一个压碎的就是自己。

“你十九岁了，该懂事了。”我爹的声音软了下来，带着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疲惫，“你帮她是应该的，那是你奶奶娘家的人。可是帮完了，你就得跟她保持距离。等忙过了麦收，让你二婶帮你介绍个正经姑娘，早点成家立业，别整天想那些不着边的事。”

“可是爹……”

“没有可是！”我爹的拐杖又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他从来没对我发过这么大的火，“你是老陈家的长子，这个家里头还有你娘、你爷爷、你奶奶、你三个弟弟妹妹！你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老陈家的脸面！你要是为了一个女人把陈家的名声搞臭了，你让这个家还怎么在村里立足？”

我站在那里，浑身冰凉。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一样，想说的话在嗓子里滚来滚去，一个字都吐不出来。心里头像有两股力量在拔河，一边是我爹的话，字字句句都在理；一边是表姨的脸，她的眼泪，她的笑容，她站在枣树下目送我离开的样子。

“我知道了。”我最后只说了这四个字，声音闷闷的，像从井底传上来的。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失眠了。躺在铺板上，瞪着一双眼睛望着房梁，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过着我爹的话。我知道他说得对，我不能由着自己，这个家穷成这样，爹瘸了腿，娘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弟弟妹妹还拖着鼻涕满地跑。我要是再去惹那些闲言碎语，这个家连最后一点站稳脚跟的体面都没有了。

可是我做不到。

每次闭上眼睛，我就看见表姨在棚子里攥着我的胳膊，看见她脸上混合着雨水和泪水的光彩，看见她放在包袱最底下的那双鞋垫上歪歪扭扭的那个“田”字。那个字丑极了，可纳得那么密实，一针一针的，恨不得把整条线都嵌进鞋底里去。

从那以后，我开始刻意疏远她。

不再往周庄跑，不再过问她家的事。麦收结束后，我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到隔壁公社去打短工，天天搬砖和泥，从早干到晚。我想把自己累得没力气去想她，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尽在那堆砖头瓦块上。可每天晚上躺在工棚的铺板上，望着屋顶漏进来的一线月光，脑子里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她的样子。她在干嘛呢？院子里的新菜苗该浇水了吧，那个叫周全德的会计有没有继续替她打招呼？玉柱额头上的伤，也不知道留没留疤。

这些念头像墙角的野草，拔了长，长了拔，越拔越疯。

秋天是一眨眼的事。

八月底，天气凉下来了，地里的玉米收完了，紧接着又要种冬小麦。我跟着建筑队在外面跑了一个多月，晒得更黑了，手上磨出了一层厚厚的硬茧，人也瘦了一大圈。我爹出院后在家养了三个月，虽然腿瘸了，干不了重活了，但他天生是个闲不住的人，拄着拐杖也要去地头转转，坐在田埂上用手薅薅草，能薅一把是一把。

九月一号那天，我跟着建筑队在隔壁公社给一所小学砌围墙，正蹲在墙头上垒砖，铁柱跑得气喘吁吁地来找我，说有人到陈家沟找我，在村口等了大半天了。

“谁？”

“周庄的，一个小孩子。”

我的心猛地一沉。玉柱。

我跟工头请了半天假，甩开手就往陈家沟赶。出了镇子拐上回村的土路，远远就看见村口的石墩子上蹲着一个人影，瘦得像根豆芽菜，脚边搁着一小捆干豆角，手里还抱着一个破旧的书包。果然是她弟弟玉柱。

看见我来了，玉柱从石墩子上跳下来，跑了两步又收住脚，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比夏天的时候更瘦了，衣裳也破了个大口子，脸上脏兮兮的，嘴角紧抿着，那样子活像一只淋了雨的麻雀。

“玉柱，你怎么来了？”

“我姐让我来的。”他从书包里抽出一封信，信封是用旧报纸糊的，上面沾着些面粉渣，递到我手里，“我姐说让我亲手交给你，不能给别人看。”

“你姐怎么样了？”

玉柱低下头，脚尖在泥地上钻了个窝。过了好一会儿才闷闷地说：“她老哭。晚上我睡着了，她以为我不知道，可我醒过来好几次，都看见她坐在灶台边上，豆大的灯芯都快烧干了，她也不睡觉。”

他的眼圈红了，用手背使劲揉了揉眼睛，手背上的黑灰抹在了鼻梁上。

我心里头像被灌了一瓢滚烫的辣椒水，又辣又疼。“你姐她现在还好吗？家里没什么事吧？”

“别的没事——就是，就是不高兴。”玉柱咬着下嘴唇，他忽然抓着我的袖子，仰起脸来看着我，声音里带着哭腔，“哥，我姐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惹你生气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我蹲下来，看着这个瘦得皮包骨的孩子，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捅了一下。嗓子眼里堵得慌，我张了张嘴，只能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玉柱，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姐没有做错任何事。你回去告诉她——”

我接过那封信，手指摸到信封上黏糊糊的面粉渣，心里忽然特别不是滋味。连正经的信封都买不起，用旧报纸糊了一个，还不忘用面粉封口。她一定是怕信封在路上散开，才把面糊调得那么仔细。

“告诉她，这封信我看，我一定看。让她别哭了。”

玉柱使劲点了点头，又用手背擦了擦鼻子，转身跑了。跑了几步又回头喊了一声：“哥，你别生我姐的气！”然后头也不回地跑进了小路，很快就消失在玉米地中间的那条田埂上。

我一个人站在村口的石墩子旁边，秋风吹过来，带着枯草的气味。天边的云压得很低，像是快要下雨了。我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那封信，站了很久很久，久到村口的狗都对我失去了兴趣，趴回地上打了个哈欠。

晚上，我一个人躲到院墙外头的小河边，借着月光拆开了那封信。

信纸是半张作业本纸，背面还印着算术题，用水笔写的，字迹一笔一画很工整。

望田：

我不知道这封信你能不能看到。你要是看到了，又觉得心里不舒坦，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我给你做了两双布鞋，也不知道你收到没有。那天你走了以后，我才想起来忘记量你爹脚的肥瘦了，怕做窄了穿着挤。你要是觉得合适，就跟我说一声。

这一个多月你没来过，我知道你在外头干活。铁柱过来帮我们修过一次围墙，他跟我说你在建筑队搬砖，很累。我很担心你。

玉柱老问我，望田哥怎么不来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我就跟他说，你哥是去干活挣钱了，等活干完了就回来了。可我自己都不信。每天晚上我都想，你是不是嫌我们家穷，嫌我是个拖累。可我又想起那天你扛着锄头站在我面前的样子，我就觉得你不是那种人。

邓满仓的职务被正式撤销了，公社派了新支书来。工作组说邓建设寻衅滋事和故意伤害的事已经立案了，可能要判。这些事我一笔一划写在这里，都是因为你那天在公社跑的那一趟。周全德也让我替他说声感谢。

你帮了我们这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还你。我一个女人家，什么都没有。就是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最后再说一句。你千万别叹气，什么事都想开些。日子再难也得往下过，你教我的。

玉兰

又及：你弟妹们要的千层底鞋样，我画好了夹在信里。让他们选颜色，我下次做好了让玉柱送过去。

信纸背面画着一双鞋样，旁边用铅笔蝇头小字标注着“长25.5cm宽9cm纳底线用双股”，每一个字的横竖撇捺都跟她纳的针脚一样，密得严严实实。看到这里，我的眼眶忽然一热，有什么东西涌了上来，堵在喉咙口。我使劲忍了忍，没忍住，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信纸上，把那行“你教我的”洇湿了。

那天晚上我在小河边坐了很久很久，久到月亮西斜，蛐蛐的叫声由密转稀，久到露水湿透了我的裤脚和布鞋的鞋面。河水在月光下闪着细碎的光，远处田野里的风车吱吱呀呀地转着。我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后来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其实我收过她很多信。那些信有的写在作业本背面，有的写在旧挂历的空白处，还有一封是写在糊窗户用的毛边纸上。但没有一封像这封一样，把信纸反过来还用背面画鞋样。她一定是把家里能写字的纸都找遍了，才撕下这半张作业本的。

她说她感激我为她做的一切。她不知道该怎么报答，因为她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想告诉她，她不用报答我什么。她站在那里，好好地活着，把玉柱养大，把日子过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我想去找她，我想告诉她，我不是因为嫌她穷才不去见她，也不是因为听到风言风语就打退堂鼓。我是被家里的压力绑住了手脚，夹在爹娘的脸面和她的眼泪之间动弹不得。可是这些话我都不能写在回信里，因为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挣脱比血缘更牢的枷锁。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公社的供销社买了一张邮票和一张整整齐齐的白信封。然后再撕下半页作业本的纸，给她回了一封信。

玉兰：

信收到了。鞋很合脚，我爹那双他还没舍得穿，摆在他床头柜上，谁来串门都跟人显摆说“这是周庄俺外甥女做的”。你画的鞋样从哪学来的？我娘说那针法叫“回针”，全陈家沟能纳得这么齐的怕也没几个。你给弟妹们做鞋，别太省着布，回头我让铁柱带一卷棉布过去。

我在建筑队干得挺好的，不累，你别担心。砖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肩膀扛得住。

邓满仓的案子我听说了，周全德那边我也托人传了话，后期需要做什么材料跟他商量就行。派出所那边办案子需要的是证人证言，最好把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在场都记清楚。你们不用怕，现在新支书既然已经上任了，就没有人再敢捂着盖子。

等忙完了这一阵，我去看你。别哭。

望田

信写完之后我又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本来写的是“表姨收”，想了又想，最后还是把那两个字划掉了，重新写了“玉兰收”。这两个字我练了好几遍，在草纸上画来画去画了半天的笔画，最后才敢往信封上写。写完之后我又对着信封端详了很久，觉得那两个字还是写得不太好看，可墨已经干了，再改就花了。

写完之后我自己看了一遍，发现比上次在联名信上签的名字居然整齐了不少，像是在这两个字上偷偷练过一样。

冬天到了。

腊月里的一天，我爹忽然把我叫到跟前，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像是高兴，又像是有心事。

“望田，你二十三了，也该成家了。你二婶给你说了个媒，是镇上供销社何主任家的闺女，叫何秀莲。初中毕业，在供销社当临时工，人长得标致，性子也好，见过你一回，愿意跟你见一面。你要是看上了，这事就能定下来。”

我听着，像是三九天的冰水从头浇到了脚。心里头像堵了一块石头，半天喘不过气来。我看着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浮着一层少有的笑容，嘴唇动了动，把快要冲出来的一句话硬生生地又咽了回去。

何主任家的闺女，这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亲事。要是搁在以前，我做梦都不敢想。可现在我听了，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爹，我还不想成家。家里还欠着债，我想再攒两年钱。”

“不成家怎么行？”我爹的拐杖又敲了一下地面，这次是结结实实敲在了青砖上，迸出几点火星，“老陈家就你一个长子，你弟弟还小，家里全指望着你！你不出门成家立业，弟弟妹妹们怎么办？”

“可是爹……”

“别可是了！你二婶都跟人家说好了，后天就见面！你不去，让人家姑娘的脸往哪搁？让你二婶以后怎么做媒？”

我低下了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冬天的夜空很高很远，满天繁星像洒了一把碎银子，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抬头望着星星，想起了夏天在棚子里躲雨的情景，想起她凑在我耳边说的那句话。那一瞬间她嘴唇的温度几乎就在我脖子边上，连带着她攥住我胳膊时那只手心里又湿又凉的触感。现在想起来，那感觉还是那么清晰，清晰得让人难受。

也想起了她在村口送我离开时的背影，瘦瘦小小的，在暮色里显得那么孤单。

更想起了玉柱抓着我的袖子问的那句话——“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我闭上眼睛，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滚落下来。热泪被冬夜的冷风一吹，立刻变得冰凉，从腮帮子一直凉到脖子根，像两道结了冰的刀痕。

因为我死活不答应去相亲，我爹跟我冷战了整整一个冬天。他不跟我说话，吃饭的时候也不叫我，我给他端饭他就把碗推开，自己拄着拐杖去灶台边上吃。我娘夹在中间两头为难，经常一个人坐在灶台后面偷偷抹眼泪。她有时候会悄悄往我碗里多放半块红薯干，然后转过身去继续往灶膛里添柴，灶火把她脸上的泪痕映得一明一暗。

那个冬天出奇地冷，进了腊月连着下了几场雪，地里的麦苗被冻得发黄，屋檐下挂着一尺来长的冰凌。我虽然心里头不痛快，手上的活计却一样没落下，照样天天去建筑队搬砖砌墙，照样每个月把工钱交给我爹，自己一分不留。

爹把钱收下了，还是不肯跟我说话。

那年春节过得特别冷清。往年除夕，我娘还会割两斤肉包顿带肉的饺子，那年因为爹的药费和家里的新债，年夜饭桌上只有两碟腌萝卜和一碗不见油花的大白菜炖粉条子。弟弟妹妹们眼巴巴地望着空荡荡的桌子，小弟咬着筷子问我“哥，今年咋没饺子”，我说不出话来，坐在那里把自己碗里那几块红薯干全拨给了他。爹看见了，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拄着拐杖出了堂屋门，在院子里站到菜全凉了才进来。

过完年，正月十五那天，天空很蓝，太阳明晃晃的，可风还是冷得刺骨，吹在脸上像小刀子似的。我正在家里给锄头换新把，满手都是木屑——这把锄头用了五年，锄柄已经裂了三条缝，再不换怕是撑不过今年的春耕——忽然听见村口传来一阵喧哗声，有人敲着铜锣在喊什么。我把锄头靠着墙根放好，拍了拍手上的木屑走到院子里，就听见是队长的声音：“分地啦！分地啦！各家各户去麦场上开会！”

分地？我和我爹对视了一眼，两人都愣住了，这是冷战以来我们第一次在同一个表情里找到了共同的东西。

我搀扶着我爹，一瘸一拐地去了麦场。麦场上早就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连平日里不怎么出门的老太太们也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凑了过来。有人搬了一张八仙桌放在麦场中间的高处，桌上搁着一摞红头文件和一只掉了漆的暖水瓶。队长站在桌子上，手里举着一个铁皮喇叭，脸被太阳晒得红通通的，嗓子因为喊了好一阵子已经有些哑了，但声音里的兴奋劲怎么都压不住。

“乡亲们！上面下来了政策！从今天起，生产队解散，土地承包到户！各家各户都有地！自己种自己收，交了公粮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人群一下子炸开了锅。有人激动得当场就哭了，有人互相抱着在麦场上跳来跳去，也有人满脸茫然，拉着队长的袖子反复问“公粮到底交几成、超产部分归不归自己”。铁柱的爹当场哭了出来，这个在生产队里当了大半辈子会计，从来不敢多拿队里一根麦穗的老头，忽然蹲在地上抱着头嚎啕大哭，嘴里呜咽着说：“可算不用看人脸色了……”

我搀着我爹站在人群里，我爹拄着拐杖的手在微微发抖，张着嘴说不出话来，眼眶却慢慢地红了。

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从今往后，不用再给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了，地是自己的，想怎么种就怎么种，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种出来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剩下的全是自家的。这日子，终于有奔头了。

分地的方案是抓阄决定的。我们家分到了十二亩地，有好有坏，好的在河滩边上，土质肥沃，浇水方便；差的在半坡上，砂石多，土层薄，种什么都不大长。但不管好坏，终归是自家的地了。我爹拄着拐杖在新分的田埂上来回走了好几趟，拿那只好使的手抓起一把泥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又闻，然后抬头看着我。

“望田，咱们有地了。这块地在半坡上，种别的都不行，但我看这土是沙壤土，正适合种花生。花生耐旱，这块地日照足，种花生比种麦子划算。”

那是我爹整个冬天以来对我说的第一句不带火气的话。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咧开嘴笑了一下，他也笑了一下，虽然笑得很淡，转瞬即逝，可我看见了。

那年的春耕，是我们一家人最忙碌也最充实的一个春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收工，连弟弟妹妹们都跟着下地帮忙，最小的弟弟才刚上小学，也会蹲在垄头上用小手扒拉土。我爹虽然瘸了一条腿，拄着拐杖也要下地，哪怕只是坐在田埂上拔拔草，他也不愿意闲着。他还用拐杖在坡上戳了一行小洞，指挥我往里点花生种子，嘴里絮絮叨叨地重复着“一穴两颗、株距八寸”。

我娘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就在家里给我们做饭送水。她扶着腰把饭菜送到地头上，站在田埂上喊我们吃饭的时候，脸上的皱纹里都藏着笑意。

我站在地头，望着新翻的泥土在阳光下泛着湿润的光泽，闻着那股熟悉的土腥味，心里头像卸下了一块大石头。这是自己家的地，种出来的粮食是自己的，丰收是自己的。以后的日子，终于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

可唯一让我心不在焉的，还是她。

这几个月我一直没去周庄，也没给她回信，心里头觉得过意不去。我答应了玉柱说过年去看她姐姐，可整整一个正月我都在跟爹冷战，哪里也没去成。好几次我换好了衣裳走到村口，看见我爹拄着拐杖的背影，又硬生生地退了回去。我想着怎么也得跟爹把话说开了，再光明正大地去周庄。

可是爹的态度一直不松口。他不再像年前那样一提到周庄就横眉竖眼，年前那次吵翻之后父子俩差点动了手，可现在他仍会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我，那眼神分明在说——我知道你想去哪，我拦不住你，但我不赞成。

春分那天，我爹忽然把我叫到了堂屋里。

堂屋里黑黢黢的，虽然是下午，可窗户开得小，阳光只能照进来一小片，就铺在我爹脚边的地面上。他坐在那把老藤椅上，面前摆着一张红纸和一小碟子芝麻花生糖。糖是我二婶帮忙准备的，按老规矩，说定亲要用红纸包六块糖，取六六大顺的意思。

我爹拄着拐杖艰难地起身给我拉开了一张椅子，让我坐下。

“望田，你今年二十三了。不管你跟周庄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你成家的事不能再拖了。你二婶说了好几次，何主任家的闺女一直等着你回话。你不见面，你二婶跟人家不好交代。这回我不是跟你商量——正月十五之前不见面，我就替你应了。”

他说得斩钉截铁，把桌子上的红纸往我面前推了推，那碟芝麻花生糖也跟着往前滑了一小截。他拄着拐杖站在我面前，那只撑在拐杖横木上的手因为用力过度，指节发白，像铁钳一样死死攥着。

我看着桌上那张红纸，红得像血一样，再看看我爹那只攥得发白的手，心里头像憋着一股气，可又不知道往哪里撒。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望着窗外那片新翻的土地，泥土还泛着湿润的黑色，前几天刚播下去的玉米种子已经冒出了细嫩的芽尖，顶着几粒碎土在阳光下轻轻摇曳。

过了很久，我转过身，看着我爹。

“爹，让我去一趟周庄，就一趟。回来之后，我给您一个答复。”

我爹沉默了很久，时间久到我以为他已经拒绝了，他忽然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里屋。田埂上二月的风从门框里灌进来，吹得我手背上的汗毛一根根竖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发现，自己从头到尾一直攥着掌心。

我没有再等他回答。当天晚上，我翻出那双绣着梅花的布鞋穿上，在月光下走上了那条通往周庄的土路。鞋子底纳得真厚实，踩在冻得硬邦邦的泥路上，每一步都没有声响，像是不忍惊醒任何一个人。

正月十五，月亮正圆。银白的月光洒在清水河上，河水还没有完全解冻，冰面反射着一层莹莹的冷光，偶尔能听见冰层下咕咚咕咚的水声。田野里一个人也没有，远处的村庄亮着几点昏黄的灯光，整个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行走。

我没有提前让人带话，甚至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在元宵节的夜晚走这一趟。可能是因为分地的事尘埃落定，可能是因为跟爹冷战了整整一个冬天之后，我忽然不想再躲在任何借口的后面了。也可能只是因为，我想她。

十六七里地，我走得很快。月光把路面照得清清楚楚，连路边的石头都能看得真真切切。穿着她做的布鞋走路，脚底下软软的，每一步都像是被什么东西托着。这双鞋我平时舍不得穿，一直压在枕头底下，只有出门办事的时候才换上。

到了周庄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村子里静得连狗都不叫了，家家户户都关了门窗，只有几扇窗户里还透出昏黄的煤油灯光。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在月光下像一把把倒插在夜空里的扫帚，树下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堆还没来得及扫走的炮仗红纸屑。

我轻车熟路地走到村东头，歪脖子枣树在月光下显得更加苍老了，光秃秃的枝杈上挑着半截冬天没掉净的枯叶。可树底下那扇我熟悉的院门，却重新漆过了，用的是最便宜的桐油，但漆得仔仔细细，连门轴都上了新油，推开的时候没有以前那种吱呀作响的声音。

院子里收拾得比往日任何时候都更利索。墙角的柴火垛码得整整齐齐，劈好的硬柴和引火的软柴分开堆着，上头压着两块破瓦片防雨。原先那口补过的水缸还在，但旁边多了一口新的。新菜畦里竟然已经冒出了几丛蒜苗，嫩绿的蒜苗尖顶着几粒凝成冰珠的露水，在月光下像一排小小的银针插在泥里。鸡窝也重新修过了，上头盖着新编的芦苇帘子。那棵被邓建设砍伤的歪脖子枣树上，新发的枝条已经长了半人高，断口处裹着去年周全德涂上去的草木灰，灰里头嵌着一层越冬的苔藓，像一道愈合的深色疤痕。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她把自己的小日子拾掇得很好。我站在院子当中，看着这一切，心里头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酸楚。她一个女人家，里里外外全是自己操持，连鸡窝的芦苇帘子都是自己编的。没人帮她扶梯子，没人帮她递劈柴，她在院里爬高上低的时候，旁边只有玉柱那个十来岁的半大孩子踮着脚托着锤子。

我在院子里站了好一会儿，正犹豫着要不要敲门，屋门忽然吱呀一声开了。

她从门里探出半个身子，手里端着一盏煤油灯，橘黄色的光把她的脸照得暖融融的。她穿着一件旧棉袄，棉袄上打着好几处补丁，头发在脑后随意地挽了个髻，几缕碎发贴在鬓角上。

看见院子里站着的我，她愣住了。手一松，煤油灯差点掉在地上，她慌忙用另一只手托住了，煤油在灯瓶里剧烈地晃了好几下才稳住。

“望田？”她的声音有些发颤，像是大梦初醒尚在恍惚之中，又像是怕声音太大会把这个幻觉震碎。

“是我。”

她慢慢走下了台阶，煤油灯在她手里微微晃动，把她脚边的影子也摇得忽长忽短。她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这一次没有再攥我的胳膊，也没有凑在我耳边说话，只是仰起脸，借着煤油灯的光仔仔细细地看着我。

“你……黑了好多，也瘦了好多。眉毛上头那道疤是哪来的？”

“在建筑队蹲久了，不小心被砖头擦了一下，不碍事。”我摆了摆手。

她没说话，只是从袖子里掏出一块干净的帕子递过来。帕子上还带着淡淡的皂角味，叠得方方正正的，一个褶子都没有。我接过来，没舍得擦手，就那么攥在掌心里，觉得这东西比什么金子银子都金贵。

我们坐在门槛上，像是回到了去年夏天那个麦收时节，只是这一次棚子变成了月光下的枣树，雨声变成了正月里远处零星的鞭炮声。玉柱在屋里睡着了，从窗户里能隐约听见他均匀的呼吸声，偶尔翻个身，把床板压得咯吱一声。

说了很多话。说了分地的事，说了我爹的腿，说了邓家父子的下场——邓满仓被正式撤了职，邓建设判了一年六个月，现在还在劳教所里蹲着。我说这些的时候，她就安安静静地听着，偶尔点一点头，偶尔问一两个细节，煤油灯的光把她的侧脸勾出一条柔和的轮廓。

说到最后，我忽然停住了，看着她的眼睛，那两个字在舌尖上滚了好几个来回，终于喊出了口。

“玉兰。”

她微微一怔，睫毛颤了颤，然后笑了。她听懂了这一声“玉兰”意味着什么，因为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煤油灯的光在她的瞳孔里跳了跳，像是一颗好不容易游到水面的气泡终于破开了。

“你终于肯叫我的名字了。”

“我一直在练。”我从口袋里摸出那张被折了又折的旧烟盒纸，展开来，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横七竖八的“玉兰收”，用铅笔写的、钢笔描的、甚至还有烧火棍蘸着锅灰画上去的。

她接过那张烟盒纸，翻过来一看，背面也有字。那是她熟悉的“又及”——“玉柱的书费还差多少？别一个人扛着，分地了，我有办法了。”

“你爹还没同意吧。”她忽然说。不是问句，是陈述。

“你怎么知道？”

“你刚才说这个的时候，眼睛一直在看你爹让你穿的那双解放鞋。”她轻声说，“这双解放鞋是新的，布鞋是旧的。你爹让你穿解放鞋出来，可你还是把布鞋换上了。你把解放鞋藏在村口的石墩子底下了，对不对？”

我低头一看，脚上确实穿的是她给我做的那双布鞋，鞋面上的梅花已经有些褪色了，但鞋底还是结结实实的。而那双我爹过年才给我买的解放鞋，被我叠好了藏在村口的石墩子底下，上头还压了一小块石头，怕被风吹跑了。我爹以为我穿解放鞋出门办事去了。

“你是来跟我告别的？”她问。

“不是。”我深吸了一口气，“我跟爹说，让我来周庄一趟，回去之后，我给他一个答复。”

她低下头，手指在煤油灯的铁制灯座上摩挲着，过了很久才轻声说：“望田，我跟你说句实话。以前我在棚子里跟你说那句'不是亲表姨'，是为了让你别怕。可现在我想跟你说——如果因为这个辈分，你家里实在过不去这道坎，那就让我继续当你的表姨。人活一世，也不是非在一起不可。你已经帮我够多了，我不能让你为难。”

她说完转过头去，脸颊朝向了暗处，肩头却绷得紧紧的，像是在用浑身的力气控制着什么。

我看着她，月光洒在她瘦瘦的肩膀上，在那个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袄上镀了一层浅浅的银辉。她强撑着平静的样子，比任何眼泪都让我难受。我想起了三奶奶说的话：“她一个人扛得太久了。”是的，她扛了太久，久到即便在最亲密的人面前，也会本能地压制着自己的渴望。

“玉兰，我问过我奶奶了。”我突然开口，声音在安静的院子里显得有些突兀。

她转过头，微微愣住。

“我奶奶说，你跟我没有血缘关系。她说这老规矩是死规矩，可人不是死的人，日子是自己过的，只要人好，辈分是别人嘴里叫的，不是心里认的。”

她的眼眶更红了，一滴泪顺着脸颊滑落下来，滴在她棉袄的补丁上，渗成了一个小小的深色圆点。

“你奶奶真这么说？”

“嗯。她还说，让我抓紧。”

她噗嗤一声笑了，笑中带泪，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手背上的皮肤被风皴出了几道深深浅浅的血口子。我看着那些口子，知道我放在她手里的那几十块钱修理费，她一分都没花在自己身上，全贴补了院墙、门板、新水缸和新菜畦里的菜籽。

“那你爹呢？”

“我爹……”我挠了挠头，“他让我明天去跟何主任家的闺女相亲。”

她嘴角的笑容凝住了，像一层薄薄的霜刹那间冻在了冬夜的草叶上。她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那只手指尖冻得发红，绞得很紧很紧，把棉布的边角绞出了细密的褶皱。

“那姑娘，好不好？”

“不知道，我没见过。”

“那你去见见吧。”她抬起头，挤出一个笑来，那笑容淡得像一层薄雾，风一吹就能散掉，“说不定是个好姑娘呢。供销社主任家的闺女，肯定比我会打扮，比我——比我……”

她说不下去了，喉咙口像被什么哽住了似的，声音断裂在夜风里。她知道自己的优势，也知道自己的劣势。她没念过几年书，没有娘家撑腰，还带着一个没成年的弟弟。跟供销社主任家的闺女比起来，她确实是寒酸了。

“我不去。”

“你不去？”

“嗯。我爹说以后不替我应亲事了。”

她瞪大眼睛看着我，那目光里有一种不敢置信的东西。

在正月里清冷的月光下，在那棵刚发新枝的歪脖子枣树旁边，在那盏煤油灯的见证下，我把那半截烟盒纸从她手里轻轻抽了回来，然后将自己的手覆在了她的手背上。她的手心冰凉，手背上有被风吹裂的血口子，但她的手指在我掌心下微微动了一下，像一只试探着伸展开翅膀的幼雀。

“我想过的日子，”我说，“不是跟别人。”

煤油灯里的灯芯滋滋地响了一声，像在为这句不算表白的话，给我补上所有缺掉的勇气。

第二天一早，我从周庄直接去了镇上。供销社还没开门，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等了半个多小时，晨风把我的耳朵冻得通红。门开的时候，我买了五斤糖果五斤白糖，又买了一匹蓝色碎花的棉布，用包袱皮包好，夹在自行车后座上。售货员帮我包布的时候看了我好几眼，大概没见过一个大小伙子单独来买花布，我也不解释。

回到家，天已经擦黑了。我爹坐在堂屋里，炉火映着他的脸，一明一暗的。他正就着炉火的光在缝一双破了洞的旧手套，针脚又粗又歪，每一针都要憋着力气才能扎透帆布。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咬断线头，没说话，可手里的针明显顿了一下。他看了一眼我身上背着的包袱和怀里抱着的布匹，又看了看我脚上那双布鞋——那双绣着梅花的布鞋，鞋面上的梅花已经快磨平了，但鞋底的针脚还密得像鱼鳞。

我娘在旁边小声说：“回来啦？吃饭了没？”然后目光从我怀里的东西上掠过，抿了抿嘴，什么都没问，只是默默地往灶台上多放了两个红薯。

我把包袱放在桌上，打开，糖果和白糖整整齐齐地码在油纸里，那匹蓝色碎花的棉布叠得四四方方。

“你这是干啥？”我爹放下了手里那副还没补完的旧手套。

“爹，娘，我去周庄了。”

我爹的脸沉了一下，但他没有说话，只是把那只没坏的脚挪了挪，拐杖靠在椅子扶手上，发出一声沉闷的磕碰声。

“我见到玉兰了。我跟她说了。”

“说什么了？”我娘紧张地看着我，两只手捏着围裙的边角，指关节都捏白了。

“我说我想娶她。”

我爹的脸色变了，一把抓起拐杖横在膝上，但他没有敲下去，只是把拐杖横在膝盖上来回搓着，那只握惯了锄头和鞭子的粗糙大手，在木头上磨得沙沙作响。

“你去周庄之前，我跟你说过什么你忘了？你答应去见何主任家闺女的。”

“爹，您说的何主任家闺女，我不是没想过。可是我不喜欢她，我不了解她，我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勉强结了婚，日子也过不好——我熬得住庄稼欠收，但我熬不住每天回了家跟一个生人面面相觑。”

我爹沉默了。炉膛里的柴火噼啪炸了一声，火星溅到他缝手套的针上，他浑然不觉。

我接着说：“昨天晚上，在玉兰的院子里，我看见了那棵歪脖子枣树。去年被邓建设砍得差点死掉的那一棵，今年发了新芽。院墙倒了还能再砌，麦子被扬了还能再种，枣树被砍了还能再发——可是有的东西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

“你……”

“爹，您坐下来，我有话跟你们说。”我把爹扶到椅子上坐下，然后认认真真地看着他的眼睛。

“从小到大，我就没跟您开过口。家里穷，我退学那天，追到村口的张老师是您拿半篮子红薯干打发走的——那您知不知道，我躲在麦地里哭了一个钟头才敢回家，怕您看见我眼红心里难受？后来您腿伤了，建筑队来招工，我一声不吭就去了，搬着砖压得肩膀掉了一冬天的皮，我都没在您面前哼哼过。可今天这件事，不一样。”

我爹的喉结动了一下，把手里的针线搁在了腿上，没有说话。

“邓建设砸玉兰院墙的事，您听二婶说了。那天她院门被卸了一块，柴火垛被人踹散了，玉柱鼻青脸肿地坐在枣树底下擦鼻血。我一个外人，背着麦子在那棚子里躲雨的时候，她攥着我的胳膊，她才敢把那句话告诉我——她清清楚楚告诉我她不是我亲表姨，因为她这辈子头一回碰到一个信得过的人。如果您是我，那天站在歪脖子枣树底下，看见那个被砸烂的院子和蹲在地上哭的人，您也会站出来。”

我把我这段时间来的纠结、挣扎、思念和决心，都一股脑地倒了出来。我说了邓建设的事，说了联名信，说了刘长河书记，说了周全德、周老四、铁柱和二蛋，说了那几十块钱的修理费，说了那半张作业本背面歪歪扭扭的鞋样。我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摊在了桌子上，像分地那天麦场上那张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红头文件一样，摊在了我爹面前。

“爹，她是表姥爷从河滩上捡来的，这件事三奶奶知道，奶奶也知道。她跟我，没有血缘关系。在别人嘴里她永远是我表姨，可在我心里她不是——从来都不是。我帮过她，她也帮过我。她给我做过鞋，鞋底踩了大半年都没坏；她给我做过饭，那头一顿黑面饼子里的麸皮比我们家的还细；她在煤油灯底下给咱们弟弟妹妹画鞋样，连鞋底要用双股线都一笔一画写在背面。我需要她。”

我说完，屋里安静了很长时间。炉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发出呼呼的声响。灶台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刚烧开，热气从壶嘴里喷出来，在冷空气里凝成一团团白雾，飘荡在我们父子之间。我爹低着头，看不清他的表情，只看见他的手在拐杖上一松一紧，那只常年握锄头的粗糙大手，每一个指关节都凸着青筋。

过了很久，很久，久到灶膛里的火都开始暗下去了，我爹才慢慢抬起头。他的眼睛里有红红的血丝，眼角的纹路比平时更深更密。

“你刚才说，你从小到大没跟爹开过口。”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可我要告诉你，你的事，我岂能不知道。你每次往周庄跑，你娘都瞒着我往你包袱里多塞两个馍，我其实全看在眼里，不过是装不知道罢了。”

我愣住了。

“还有一件事，我今天也跟你说了。”我爹朝着灶台那边看了一眼，嗓音沉了下去，“你娘前天主动去找了你二婶，让她回了人家何主任的亲事。你娘说，望田心里头有人了，这事她做主，不怪你二婶。”

我猛地转过头去看我娘。我娘就站在灶台边上，两只手还在捏围裙的边角，冲我笑了一下，笑得比哭还难看，但她没躲开我的目光。

“你知道我跟你娘为什么变了？不是因为邓满仓被撤职，不是因为分地，不是因为那些大道理。是去年腊月三十晚上，我半夜起来解手，看见你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你抱着个包袱，包袱里头是你舍不得穿的布鞋，你把鞋底贴在脸上哭。你哭得跟小时候退学那天一模一样——那一年你躲在麦地里哭了一个钟头不敢回家让我看见，今年这个除夕，你又以为我睡着了不知道。”

我爹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了。

“我是你爹，我看着你二十多年了。你小子哭起来不出声，可肩膀抖得比打摆子还厉害。我站在窗户后面，看你哭了多久，我就想了多久——我这个当爹的，要是连儿子这一关都迈不过去，还算什么爹？”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我使劲忍了忍，没忍住，泪珠子啪嗒啪嗒地掉在那匹蓝色碎花棉布上，把布面上的花骨朵洇成了一团团深色的云。

我爹拄着拐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抬起那只没有拄拐杖的手，抹了一把脸，硬邦邦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既然认定了，就别拖了。明天让你二婶去周庄提亲。规矩归规矩，提亲该走的过场一个也不能少，不能让周庄的人说咱老陈家不懂礼数。”

“爹！”我扑通一声跪在了他面前，额头抵在他那只拄着拐杖的手背上，哭得说不出一个字。

我爹把我拉起来，他脸上的皱纹里混着泪和笑，嘴角抽搐了好几下，最终扬起了一个不习惯却真诚的弧度。

“你记住，日子是两个人过出来的。别人怎么看，那是别人的事。你跟她好好过，把弟弟妹妹带出点样子来，就比什么都强。”

他转过头去，朝着灶台大声喊了一句，嗓子哑得像破锣：“望田娘，把咸肉拿出来！今天高兴，蒸白面馍！”

我娘在灶台边擦了一把眼泪，转身去开柜门。弟弟妹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一个个从里屋探出脑袋，最小的弟弟光着脚丫跑过来抱着我的腿喊“哥你娶嫂子啦”，然后又光着脚丫满院子疯跑，踩得鸡飞狗跳。那天晚上，我们家吃了这些年第一顿带荤腥的晚饭，咸肉切得薄薄的铺在白面馍上头，一共只铺了六片，爹往我和娘碗里各拨了两片，自己只嚼了一片，嚼了老半天舍不得咽下去。

开春之后，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二婶去周庄提亲那天，特地穿上了她压箱底的蓝布褂子，头上还别了一朵绒花。周庄的人看见二婶进了玉兰家的门，街坊邻里都围了过来，把歪脖子枣树底下挤得水泄不通。周老四还放了挂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震得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了一大片，周全德站在人群里头，把手里夹着的账本换成了一把红枣花生，朝新娘子身上撒过去。

玉兰那天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红布衫——那是她用我送的那匹蓝色碎花棉布跟村里的裁缝换的，裁缝说蓝布换红布得补差价，她就多裁了两件衣裳给人家做手工。红布衫的领口掐得有些紧，她时不时拿手指松一松，不好意思地说这是自己照着旧衣裳的样子改的，针脚不及给我做布鞋时的十分之一。

提亲的仪式很简单，没有彩礼，没有聘金，只有我二婶那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二婶把我和玉兰的事翻来覆去讲了好几遍，从麦收讲到棚子躲雨，从邓建设砸院墙讲到联名信，讲得玉兰低着头红了脸，讲得旁边看热闹的大娘们一个个抹眼泪。二婶最后拍着桌子说：“这门亲事啊，不是今天才定的，是去年六月里那场大雨定的！”

一九八一年农历三月初六，我和玉兰办了婚礼。

婚礼办得很简朴，没有花轿，没有唢呐，连鞭炮都是从铁柱家借的半挂。婚房设在我家腾出来的一间土坯房里，墙壁重新用石灰刷了一遍，窗户上糊了新窗纸，窗纸上贴着玉兰自己剪的喜字，那喜字剪得虽不算精致，可每一个转角都是用烧火剪子认认真真烫出来的。床是一张老式的木板床，被褥是我娘弹了好几个晚上的棉花絮子做的，枕头是玉兰从周庄带来的荞麦壳枕，枕套上绣了两朵并蒂莲。

村里的老少爷们都来吃酒，院子里摆了三桌流水席，大部分菜是我娘和玉兰自己下厨烧的，猪肉炖粉条、白菜炒木耳、干豆角烩腊肉。三奶奶拄着拐杖来了，坐在最上首，看着我拜天地的时候，用袖子擦了两次眼睛。我爹虽然腿脚不便，但拄着拐杖走遍了每一个桌子给人敬酒，逢人便介绍“这是我儿媳妇”，那张被岁月和病痛磨得沧桑的脸上，绽出了这些年来最舒坦的笑容。

闹洞房的人散了之后，我挑开她的红盖头。

红盖头是一块旧蚊帐改的，用红纸染了好几遍才染匀，边角是玉兰自己拿针线锁的边。她坐在床沿上，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放在膝盖上，手背上的皮肤比去年冬天好了许多，可关节的地方还是留着被风吹裂的痕迹。红烛的火苗映在她脸上，那张被风吹日晒得黝黑的脸，在烛光里竟然透出几分红润来。

“玉兰。”我叫她的名字，这一次叫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像叫了几十年一样自然。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那里面装着从棚子躲雨那年到今晚的所有期盼。

“哎。”她轻轻应了一声。

我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心终于不凉了，温热温热的，微微有些粗糙，但踏实得像脚下的土地。

“以后，你就不是一个人了。玉柱也是我弟弟，只要我这个当哥的有饭吃，他就不会饿着。”

她咬着嘴唇，使劲点了点头，眼角滑下一颗大大的泪珠，砸在我握着她的那只手背上。

我知道，从今天起，我们都有了家。

婚后的日子过得平淡却踏实。

玉兰是个能干的媳妇，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地里的活她能干，家里的活她更能干。她把我们家那个乱糟糟的院子拾掇得井井有条，墙角的柴火垛码得整整齐齐，劈好的硬柴和引火的软柴分开堆着，上头用破瓦片压着防雨。菜园子也扩大了一圈，种了茄子、辣椒、豆角、黄瓜，还搭了一架葡萄。夏天的时候，葡萄藤爬满了架子，绿荫荫的遮出一大片阴凉，傍晚收工回来坐在葡萄架底下喝碗茶，是那一年里最舒服的事情。

我爹的腿虽然瘸了，但心情好了，身体也比以前硬朗了不少。他虽然不能再下地干重活，但总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转悠，指挥玉兰种菜，教她怎么沤肥，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摘心打杈。逢人便夸这个儿媳妇能干，连挑粪都不皱一下眉头。有村里的老哥们儿拿他打趣说玉兰以前是他外甥女现在是他儿媳妇，他脸一黑，拿着拐杖在地上用力一墩：“谁再胡说八道我拄着拐杖也要追他八条田埂！”从此再没人敢拿这事当玩笑。

玉柱也搬到了陈家沟来住，在这边上了学。这孩子脑子好使，念书比村里的同龄人都强，数学回回考第一。后来上了县里的中学，再后来考上了省城的中专——那是一九八六年，他是陈家沟第一个考上中专的农村孩子。去省城报到那天，玉兰给他收拾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行李，把新做的布鞋、纳好的鞋垫、腌好的咸菜一样一样往编织袋里塞，塞到最后袋子都快撑破了。第二天一早，我和她一起送他到镇上坐长途车，玉兰站在站台上一直望着那辆破旧的中巴车，直到它消失在远处那片白杨树中间。她没有哭，只是一直站在那里，手里的帕子攥成一团。

我揽过她的肩膀，她靠着我的肩头，轻声说了句：“以后咱也有了盼头。”

分地之后，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我们家种了麦子、玉米，还种了两亩花生——就是我爹看中的那块半坡上的沙壤地。花生种下去了，头年的收成意外地好，拉到镇上的农贸市场去卖，半天的工夫全卖光了，比种麦子赚得多得多。我爹高兴得合不拢嘴，拄着拐杖围着装花生的麻袋转了好几圈，就像看刚出生的娃娃似的。后来又多种了一亩棉花，棉花比花生还要金贵，第二年下来，我们家欠的债就还清了一大半。

八三年的时候，家里终于凑够了钱，买了一头耕牛。那是一头三岁口的黄牛，浑身皮毛在太阳底下闪着油光，我牵着它走进院子的时候，玉兰和我娘高兴得像过年一样，围着牛摸了又摸，连最调皮的弟弟都说以后割牛草的活他包了。又过了两年，我们把土坯房推了，盖了三间砖瓦房，外墙刷了白灰，屋顶铺了红瓦，窗户上镶了玻璃，阳光透过玻璃照进屋里，亮堂堂的。我爹坐在亮堂堂的新堂屋里，看着从窗户洒进来的满屋子阳光，足足发了半天的呆，最后只说了三个字：“真亮堂。”

玉兰给我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叫麦生，因为在麦收时节生的。说来也巧，那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二个麦收，她挺着大肚子还在地里割麦子，怎么劝都不肯回去，说什么“地里的活不等人”。结果那天傍晚就发动了，村里的接生婆还没赶到，她自己躺在麦地旁边的草棚子里疼得满头大汗。我跑到邻村借了辆手推车，把她从麦地推到了镇上卫生院，一路上车子在土路上颠得叮当响，她攥着我的手说“慢点”，又补充一句“麦子还没捆完”。

差一点就生在了麦地里。

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六斤八两，哭声震天响。产房里的护士都说这孩子嗓门大，长大了肯定是种地的好把式。我抱着他，双手直打哆嗦，紧张得连尿片都不知道怎么换。玉兰躺在床上，脸色还没缓过来，却笑着说这孩子赶上了好时候——不像我们结婚那年，连包红糖都得托人去镇上供销社排队。女儿叫秋雁，比儿子小三岁，生在一个秋天的傍晚。那天晚霞特别好看，从产房的窗户望出去，正好看见一排大雁从北往南飞，玉兰说，就叫秋雁吧，好听，还有福气。

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没有再管什么辈分不辈分，什么谱系不谱系。我爹抱着孙女在葡萄架底下晒太阳的时候，忽然跟我说了一句话：“幸好你当年不听话。”我愣了一下，然后爷俩一起放声大笑，笑声从葡萄架底下传出去，惊起了院墙外面那几只好不容易落下来的麻雀。

日子一晃就过了十几年。

九几年的时候，麦生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成了陈家沟第一个大学生。他去省城报到那天，玉兰又给他收拾行李，就像当年送弟弟玉柱去省城念书一样。不同的是，这次是儿子，而她身边站着的弟弟玉柱，已经从当年的豆芽菜长成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县农机站的技术员，正拿着新买的旅行袋帮外甥往里边塞洗漱用品。

送儿子上了长途车，玉兰站在站台上，望着那辆客车消失在远处的白杨树中间，忽然转过头来看着我。

“望田，你还记得那年棚子里躲雨吗？”

“记得。”我说。

“我说那句话的时候，心里其实特别害怕。怕你觉得我是个不正经的女人，怕你一甩手就走了。可你傻在那里，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脸涨得比关公还红，那个样子，我到今天想起来还想笑。”

“你那时候到底怎么想的？”我问她。

她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车站生锈的铁栏杆，指甲在铁锈上刮出一道浅浅的白印。然后抬起头，看着远处的麦田。麦子正是灌浆的时候，绿油油的，风一吹像海浪一样翻滚，跟七六年棚子外面的麦浪一模一样。

“我那时候想，老天爷让我在河滩上被爹捡回去，大概是让我活下来还能遇上你。要是没有那场大雨，你还会在棚子里离我那么近，听我说完那句话吗？我不知道。可我知道，就算没有那场雨，我早晚还是会告诉你的。因为每次你出现在周庄，我就觉得，这世上还有些东西，值得我在歪脖子枣树底下多等一会儿。”

“那你等到了没？”我的眼眶也有些发酸。

“等到了。”她握住我的手，手心温暖干燥，早已不是当年棚子里那只又湿又凉的手，“从那年你在棚子里听我说完那句话，傻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开始——我就知道，我等到了。”

阳光洒在我们两个人身上，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阵风吹过，站台边上那排白杨树叶哗啦啦地响，像在鼓掌。远处的麦田里，一辆收割机正突突地开过去，那是新一代的庄稼人，他们不需要再用镰刀一把一把地割麦子了。

我握紧了她的手，心里头满满当当的，像收获了整个秋天的粮食。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一转眼，孩子们都大了，飞了。麦生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工作，后来娶了个城里姑娘，生了个胖小子。秋雁嫁到了镇上，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木匠，小两口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二零零零年以后，村里变化越来越大。先是通了水泥路，然后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我们家那三间砖瓦房也翻盖成了三层小楼，外墙贴了白瓷砖，院子铺了水泥地，连歪脖子枣树旁边都砌了一圈花坛。枣树已经很老了，树干上的裂缝比从前深了许多，可每年春天还是能抽出新芽来。玉兰天天侍弄她的菜园子，还在花坛里种了月季和菊花，一年四季院子里都有花开。

我爹九七年走的，走得很安详，睡过去的，头一天还拄着拐杖溜达到院门口跟邻居下了一盘象棋。走之前的那天晚上，他把我叫到跟前，说了一番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望田，爹这辈子做过很多决定。有的对，有的错。但有一件事，爹不后悔——就是那一年的元宵节晚上，你从周庄回来那天，我从窗户后面看见你抱着那双布鞋哭成了那个样子，我在黑暗里站了很久，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差一点也像你一样。可那时候你爷爷拿扁担指着我的后脑勺，我没敢迈出陈家沟半步。后来娶了你娘，你娘是个好人，可我心里头那个坎，一辈子没迈过去。你迈过去了，比我强。”

他说完这句话，闭上眼睛，没一会儿就打起了鼾。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

我娘是零五年走的，跟着我爹去了。走的那天是个阴天，院子里的枣树影子灰蒙蒙地贴在院墙上，她拉着玉兰的手说了一句：“你是我们老陈家修来的福气。”然后闭上眼睛，安安静静地去了。

弟弟妹妹们也都成了家。弟弟玉柱在县农机站干到了退休，前些年帮着修过我们村的拖拉机，村里人都认得他，说他是周庄出来的有本事的人。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嫁到了邻县，一个嫁到了镇上，日子都过得去。最小的弟弟也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在镇上开了个农机配件的小铺子，逢年过节回来看我，总拎着一兜子农药和种子。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我和玉兰也老了，头发白了，腰也弯了，但身子骨还算硬朗。每天早上一块儿去地里转一圈，看看庄稼和果树。虽然地早就包给别人种了，但我们还是习惯去看看，就像去看望一个老朋友。回来的时候绕到清水河边走一段，她走得慢，我就停下来等她，就像当年等她在棚子里把话说完一样。然后回来做早饭，吃完饭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逗逗鸡，喂喂狗，日子过得清汤寡水，却也踏踏实实。

有时候我看见她在院子里择菜，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就忽然想起了那年夏天棚子里躲雨的情景。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满头黑发，浑身力气，对未来有那么多憧憬和恐惧。如今一转眼，四十年过去了。棚子早就不在了，连那片麦地都被征去修了公路。可每次下大雨的时候，我坐在屋檐下看着雨帘落下来挡住整个院子，还是会想起那个闷热的午后，想起她被雨水打湿的碎花布衫，想起她在耳边说的那句话。

“我不是你亲表姨。”

前几天，孙子从省城回来过暑假。这孩子叫小禾，十一二岁，调皮得很，但脑子好使，跟麦生小时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在我屋里翻箱倒柜，把我的老物件翻了个遍。翻到那本发黄的相册的时候，他忽然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对着光认真地打量了半天。

“爷爷，这个女的是谁？”

我凑过去一看，是那张老照片——玉兰年轻的时候，在麦田里割麦子，侧脸被太阳光照得微微发亮。照片右下角那行钢笔字已经有些模糊了，但我不用看也知道那行字写的是什么。

“那是你奶奶。”我说。

“不对呀，爷爷，”小禾歪着头，“奶奶说过，她才大你两岁却算你表姨，她跟你讲过，她说她是捡来的——你们不是亲戚吗？你怎么能娶她呢？”

我笑了，摸了摸他的脑袋。

“说来话长。”

“那你就长话短说呗。”

“好吧。”我在他旁边坐下来，把相册放在膝盖上，“那是七六年，也是这样一个夏天。六月里，麦子熟透了，我去周庄帮你奶奶收麦子。那天下午忽然下起了大雨，我们躲在一个看庄稼的小棚子里。棚子很小，两个人挤在一块儿，胳膊贴着胳膊。雨越下越大，整个世界都白茫茫的。然后，你奶奶忽然凑过来，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小禾瞪大眼睛，手里的零食都忘了往嘴里塞。

“她说，'我不是你亲表姨。'”

“然后呢？”

“然后你爷爷当场就傻眼了。”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我回头一看，是玉兰。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们身后，手里拿着两把蒲扇，头发被穿堂风吹得有些乱，脸上的皱纹在逆光里显得格外柔和。她走过来把蒲扇递给小禾一把，又在我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都老掉牙的事了，还跟孩子说呢。”她笑着走到院子里去了。

我看着她微驼的背影，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着银光，心里头像被人倒了一碗温热的米汤，暖得密密麻麻。

“爷爷，你看奶奶的眼神，跟我们班赵小军看隔壁班袁芳芳一模一样。”小禾忽然说，然后自己捂着嘴先笑得前仰后合，差点从椅子上翻下去。

“你个小兔崽子！”我作势要打他，手举得老高，落下去却只是把他滑下来的零食袋子捡起来放进了他手里。

院子里的太阳花开得正旺，红的黄的紫的，热热闹闹的。我往窗外看了一眼，夕阳的余晖洒在院墙上，枣树的影子又长又斜，玉兰正弯着腰给那架老葡萄浇水，水瓢里的水在阳光里闪着光，像当年棚子外面的雨幕一样亮。

多少年了，她还是那样，稳稳当当地，把每一棵菜、每一朵花都照顾得好好的。

我想起有一回她跟我说过一句话。那时候麦生刚考上大学，她送完儿子回来，坐在门槛上发了半天愣。我递给她一碗茶，她接过茶忽然对我说：“望田，你知道吗，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那天在棚子里，趁你还没跑掉之前，把那句话说了出来。”

我说我也很庆幸，那天我虽然傻了眼，但没傻到站起来跑掉。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像那年夏天我在她家院子里第一回看见的、那种从心里头舒展开来的笑。

窗外，小禾跑到院子里，大声喊着：“奶奶奶奶，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被你一句话搞傻了——到底是什么话呀，你再跟我说说呗！”

我看着那一老一小在院子里闹，小的追着问不撒手，老的摇着蒲扇笑着躲。晚风吹过来，带着枣花的清香，那个被邓建设砍伤的歪脖子枣树，如今已经枝繁叶茂，在晚风里沙沙作响，像在哼一首怎么都唱不完的老歌。

我轻轻合上了那本相册。相册的封面已经旧得不成样子了，边角的纸壳朝外翻着，露出的毛边上是我前些年用线缝过的一道粗针脚。我想起她给我纳的布鞋，那几双鞋我这辈子一共才穿过三双，每一双都穿到鞋底磨穿了还舍不得扔，现在还收在柜子最底下。

这辈子，我做过很多事，有的对，有的错，有的至今也说不清对错。但有一件事，我从没后悔过。

那就是在一九七六年那个大雨倾盆的下午，我没有从棚子里跑开。我站在她面前，听她说完那句让我傻了眼的话。

然后，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去回应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