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刚过一个月，战争开始了：一个伊朗女婿在伊斯法罕的生死30天

编者按：作者是德黑兰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新晋“伊朗女婿”。这种学者和亲人的双重身份，让他在审视伊朗这片土地时，既需要保持“客观”，又难以抑制对伊朗民族的同情。战争前，他观察到伊朗社会中，同时存在对古老文明的自豪和对外部世界的防备；伊朗年轻人在普遍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提下，仍存在对自身困境的认知错位。然而战争开始后，原本存在矛盾的社会却迅速凝聚起来，究其原因，是“沉默的大多数”撑起了伊朗社会的脊梁......

妻子是伊朗人，毕业于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在当地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今年一月底，我们在家人的见证下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作为一名新晋“伊朗女婿”，我的生活原本正顺着一条充满希望的轨道平稳向前。

战争开始的早晨，妻子推开门告诉我：“以色列刚刚袭击了伊朗。”我们平静的生活在2月28日的清晨戛然而止。

德黑兰老城区广场（作者拍摄）

战争开始的第一周，伊斯法罕的街头其实毫无战争氛围——市井一如往常地运转着，就连我家对面那栋楼的建筑工人，都仍在按部就班地上工。一切都处在一种诡异的平静中。

这份平静，在大约第八天的清晨被敌袭骤然打碎。我们一家人被战斗机引擎的巨大轰鸣声惊醒。经过短暂的判断，我们迅速躲到了客厅最稳固的承重柱旁——家里所有的玻璃门都在持续震动。妻子靠在我身上，控制不住地紧张哭泣，她反复跟我说：“如果你真的在这里出了什么事，我要如何向你在中国的父母交代?”

从那天起，我们全家每日的功课，变成了熟练地紧贴在家中冰冷的承重柱旁，默然度过那段令人心悸的“防空十分钟”。

承重柱旁的一个个清晨，让“伊朗女婿”这个身份对我而言，从一个称谓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牵绊。同时，作为一个曾深入了解伊朗历史的学者，我的思绪自然地飘回了战前在伊朗的日常生活。

德黑兰地铁站（作者拍摄）

01 骄傲与保守交织：一种难以名状的矛盾感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对伊朗最深的感受，“矛盾”一词无疑是最为准确的：这种感觉，体现在政教合一的保守传统与现代化诉求之间的冲撞、年轻一代与老一辈人之间的观念断层、悠久璀璨的历史文明与当下严峻的民生困境之间的巨大落差。

若要进一步概括这片土地上的集体心态，我认为伊朗社会普遍陷入一种复杂的矛盾之中：对过去的极度自豪与对外的严重不安全感相互交织。这并非某个特定群体的特质，而是体现在社会各阶层中的普遍症候。

一方面，长期的孤立与制裁让这个国家在面对外部时充满了深层的防备与不安全感。在伊朗的许多公园或景点，存在着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规定：严禁游客使用相机拍照，却对同样能高清拍摄的手机视而不见。当我试着去询问工作人员究竟为何时，他们往往也回答不出所以然，只是机械地执行着规定。

位于波斯波利斯的居鲁士大帝陵寝（作者拍摄）

而在这种不安全感的另一面，则是借由古老文明撑起的极度骄傲。2023年的诺鲁兹节（伊朗历新年）期间，我沿着伊朗中线一路旅行。当地的大部分景区实行着特殊的门票“双轨制”：对本国人的票价是30万里亚尔（当时约合4元人民币），而对外国游客的票价则直接飙升至200万里亚尔（约合25元人民币）。大多数时候，我们凭借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卡能顺利享受到本国人的待遇，但偶尔也会遇到不认学生卡的景区。这点差额对我们来说并无太大区别，但这种理直气壮的“不公平”待遇，依然让人心里十分窝火。

带着这股无名火，在设拉子的一处历史景区，因为票价问题，我们与售票处员工发生了争吵。面对我们的质疑，那位员工给出的反驳理由极其典型，他带着民族骄傲对我们说：“就算你们不进去，一样也会有其他的外国人慕名而来，参观我们几千年前辉煌的波斯帝国文明留下的遗迹。”然而事实上，我在这一次的旅程中，见过的其他外国游客屈指可数。

这段短暂的争执，某种程度上是当下伊朗社会心态的一个注脚：他们习惯用两千多年前波斯帝国的辉煌来强撑面子，表现出一种极致的文明自豪；但在面对现实中长期封闭、经济萧条以及现代服务能力缺失的窘境时，又只能靠对区区十几块钱门票的双标算计，来掩盖内心的底气不足。

伊斯法罕聚礼清真寺（图源：视觉中国）

02 究竟该怪谁：高教育普及率下伊朗青年的认知错位

学生群体，是我日常接触最多的，也是最令我感到无奈的。

虽然伊朗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很高——伊朗18-24岁青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目前稳定在58%左右（2023年世界高等院校毛入学率约为43%），很大一部分伊朗大学生的认知水平与知识水平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错位。

诺鲁兹节日期间在伊斯法罕赫久古桥下聚集的年轻人（作者拍摄）

我认识的许多伊朗年轻人对现政权感到不信任，他们更愿意相信西方媒体（包括社交网络）的宣传。他们更喜欢使用西方的社交软件，认为西方的“普世自由价值观”会更好，甚至将1979年之前的巴列维政权浪漫化，认为那个时代更加自由。

然而，这些年轻人不喜欢思考“为什么”。当我询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认为巴列维更好、西方更好，而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不好？”他们往往无法回答。他们普遍武断地认为“伊斯兰革命”是错误的，而当我询问既然是错误的，为什么当时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作为革命主力，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支持这样一场“把伊朗变得更差”的革命？他们的回答只有沉默。

我曾在伊朗认识一位做学术调研的L先生，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下海的外贸人，后从一名成功的商人转职做了学术。

据他所说，他在调研时遇到过几个德大的学生，这几名学生言之凿凿地跟他说：“中国在抢伊朗的石油。”当L先生问到他们消息的来源是哪里时，他们说是在Instagram上看到的。在今年年初被美以情报部门煽动的国内动乱中，一名德黑兰大学商科专业的研究生，在面对国家盘根错节的困境时，极其笃定且愤懑地对我说：“现在伊朗变成这样，全是因为你们中国。”

面对当下伊朗的经济、社会与民生困境，他们往往单纯地归咎于肉眼“能看到的”，认为是现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们在作祟，却罔顾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制裁与封锁。

2018年，美国全面重启对伊朗制裁前夜，“风暴前夜”的德黑兰街景（图源：视觉中国）

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也许他们更希望优先自己的情感宣泄，而不是理智思考。这种反智与盲从，或许正是现实留给这代人最深重的创伤。

03 战火淬炼：“沉默的大多数”撑起伊朗社会硬核凝聚力

我曾悲观地以为，一旦真实的炮火落下，这个深陷内耗的国家极有可能分崩离析。

战争已经延宕两个多月，许多隐于炮火背后的地缘政治线索如今逐渐明朗。国际舆论普遍披露，内塔尼亚胡曾向特朗普作出保证——持续的军事打击足以成为引爆伊朗内部社会积怨的导火索，从而促成内部分裂与政权更迭；同时，美以情报部门对伊朗高官的频繁刺杀，以及核心政治人物的非正常缺位，也极有可能成为现政权的致命威胁。

然而，这种敌人的宏大预设，在真实的伊朗社会面前却遭遇了彻底的失效——市井并未崩溃，人心也并未瞬间分崩离析。

年初战争开始前，伊朗社交平台上几乎所有人都在反对现政权、声援反对者，反映到现实中，最初几天的反对者游行声势确实庞大。然而仅仅几天之后，响应最高领袖号召、走上街头表态支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普通人，其规模便数倍于反对者。而从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晚上起，街头只剩下了走出家门、表达对国家支持的民众。

究其原因，此前网络上呈现出的那种“主流”，也许并不能反映真正的社会意志。这些声音在传递到我们面前之前，已经经过了一道筛子。在伊朗，活跃于社交媒体的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而真正构成社会“大多数”的那群人，日常并不发声，只是在勤恳地工作、安静地经营着自己的家庭——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默默支持着自己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如果一个人长期在社交平台上反复发表诸如“我支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类的内容，大概率反而会被旁人视为精神不太正常——支持与反对的表达形式，本就不对等。走出信息的茧房才会发现，真正支撑这个国家的，是一个更为庞大却被折叠了的“沉默的大多数”。

我的岳父便是这“沉默大多数”的典型代表。他在伊斯法罕算是一位小有声誉的教育家，独立经营着三所学校。在防空警报频频拉响的日子里，他表达爱国情感的方式极其克制——他竭尽全力履行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职责，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在每天的教学实践中，把自己的理念一点点地传递给下一代。

我的妻妹是一名实习护士，战争期间她曾几次生出去革命卫队帮忙的念头。有消息称美军可能在伊朗南部的哈尔克岛进行登陆作战时，她又一次焦灼地反复追问家人：“那边会不会需要人？我能不能去？”得到否定答复时，她脸上是真切的失落。

被战争激发的卫国热忱，并不只局限于像妻妹这样有特殊职业身份的年轻人。在战火持续了一段时日后的某个晚上，我跟着岳父一家一起出门散步——所到之处，伊斯法罕市区的各大路口、各条主要街道和各个广场，都自发聚集着高举国旗的市民：其中有被父母牵在手里、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也有坐在轮椅中、行动不便的老人。

那天晚上有一幕令我印象格外深刻：一个小男孩径直走到一名持枪维持秩序的武警面前，主动亲吻了他握着枪的那只手；那名士兵也随即蹲下身，放下枪，把孩子抱了起来，与他合了一张影。

这一幕，与年初动乱期间部分西方媒体所宣传的“暴力镇压游行、向民众开枪的暴力机器”形象，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同样的制服、同样的枪，在不同的社会语境里，被不同群体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意义。

这种面对外敌时的团结，甚至跨越了战前深刻的政治鸿沟。我在伊朗本地的新闻视频里曾看到一个直击人心的画面：一位年轻的伊朗女性静静地站在街头，双手捧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肖像，伊朗国旗的三色丝带在她袖口飘动，她并没有佩戴在公共场合被法律强制要求佩戴的头巾。作为一个长期生活于此的观察者，我深知这幅画面的分量——在和平时期，“不戴头巾”往往代表着对现行内部规训的抗争；但在战火中，人们下意识忽略了“不戴头巾”这一意向暗示的内部矛盾，更愿意去看见那象征着国家和民族认同的肖像和国旗。撕裂仍在，但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仍然能够重新汇聚。

战火中那些自发走上街头的市民、刚学会走路便被父母牵出来的孩子、亲吻武警之手的小男孩、不戴头巾却高举国旗的年轻女性、渴望奔赴哈尔克岛的实习护士，以及在防空警报中坚守办学的岳父——透过这些微观的现实切片，作为一名历史专业的博士生，我认为伊朗社会这种反常识的韧性，本质上源于它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连续历史的文明底色。

在悠长的历史进程中， 马其顿的方阵曾洞穿过它的胸膛，阿拉伯的弯刀曾割裂过它的血肉，蒙古的铁蹄曾踏破过它的山河。但与同时期的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一个不可忽视的史实是：如今的埃及人早已改说阿拉伯语，他们与当初建造金字塔的先民在文明、文化血脉上已然断裂；而今日的伊朗人，却依然在使用着波斯语。这种连续的文明，无论在现实层面有多少问题，在真正危难的时刻，总能让人惊讶于它的韧性。

德黑兰巴扎（作者拍摄）

结语：“我的祖国，无论左右”

战争开始三十余天后，我和妻子终于搭上了直飞中国的航班。

回国后的这段日子里，当我坐在国内平静的房间里回望这段岁月时，乔治·奥威尔在《我的祖国，无论左右》一文中作为战争亲历者写下的一段话，时常在我耳边回响：“如果你能将真正的回忆和后来添加进去的东西分开的话，你会发现当时让你感受到震撼的通常都不是那些重大事件”；而“当你回首多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时，那些事情都被压缩在一起了。”

几十年后的历史教科书在记录这场冲突时，或许只会留下“政权更迭的企图”与“高官遇刺”等冰冷的字眼。但对于作为亲历者的我而言，真正震撼我的，从来不是这些宏大的政治算计或军事行动——而是战争最初那七八天里，对面楼栋仍在按部就班上工的建筑工人；是夜晚街头那个主动走向武警、亲吻他握着枪的那只手的小男孩；是不戴头巾却高举国旗的年轻女性；是妻妹未能奔赴前线时眼里的失落；是岳父在防空警报中坚守学校的背影；更是承重柱旁那个清晨，妻子哭着问出的那句“如果你出了事，我要怎么向你父母交代”。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

作者：江博文

编辑：F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