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杰
近日,德国外长瓦德富尔提出全面改革欧盟的六点计划,核心诉求包括用特定多数表决制取代“一致同意”原则;精简欧盟委员会委员,不再一国一席;法治原则必须与欧盟预算挂钩;强化欧洲战略自主与防务一体化、在防务与安全事务领域废除欧盟的一致表决制等。作为欧盟核心国家,德国的诉求既有对欧盟现有决策机制的不满,也有谋求欧洲战略自主权的考量。
放眼现实,欧盟的决策机制存在不少弊端,诸如对重大外交和安全事务的表决必须所有成员国全部同意才能通过、官僚机构庞大、决策效率低下等。欧盟机构改革呼声并非近期才出现,德国此前也不是最积极支持改革的国家。如今,欧洲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面临一系列难题,德国政府十分焦虑。或许在德方看来,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局势,欧洲唯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在自身竞争力下降、安全环境剧变、全球话语权转移的情况下,在国际舞台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这就要求欧盟必须大幅提升应变灵活性,建立强大而高效的决策机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或许也体现了德国争当欧洲战略自主的操盘手、力求从域外大国的附庸转变为“全球独立一极”的愿景。
有了德国这样的欧洲大国鼎力支持,按说欧盟的改革应当容易推进,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仅在是否用“特定多数表决制”取代一致同意原则这一个提议上,欧盟内部想要达成一致就十分困难。所谓“特定多数”,是指需获得55%成员国同意且同意国人口占欧盟总人口的65%以上。该提议目前得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瑞典、丹麦、波兰等主要成员国的支持,但不确定因素很多:一是法国、波兰等国的内政变化可能产生变数,特别是明年法国大选,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有可能上台,其极力反对把更多的国家主权让渡给欧盟;二是匈牙利、斯洛伐克、塞浦路斯等国明确反对取消一致同意原则,担心小国的话语权受到削弱,切身利益受到侵害;三是欧盟还有不少成员国正在观望,他们的立场尚不确定。
欧盟改革的困境,源于欧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机制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发展持续深入。为在外交、安全及防务领域体现欧盟成员国统一发声、统一行动的整体形象,欧盟决策机制采取“一致同意”原则。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成员国不同意,欧盟的外交及安全政策就会遭到否决而难产。“一致同意”原则看似高大上,但在实际表决中却屡屡受挫。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媒体常常点名匈牙利。在欧尔班执政的20年间,匈牙利多次单独或联手其他小国,在欧盟涉及对俄制裁、对乌援助、移民分摊、能源政策等议案表决时投下反对票,致使欧盟的不少提案难产,欧盟的权威性受到打击,欧盟所谓的“政治正确”原则影响也遭到削弱。
如今,随着匈牙利欧尔班时代谢幕、德国主导意识增强等因素,欧盟可能迎来一个机制改革、体制创新的契机。客观看待欧盟改革的未来局面,其或将面临一个两难困境:不改革,继续被程序所束缚,决策效率继续在低位运行;改革,又可能侵害欧盟中小国家权利,甚至可能诱发欧盟内部更深层次矛盾。即便欧盟改革取得成效、在特定议题上采用特定多数表决制,欧盟仍将继续面对诸如东西欧国家对外交及安全依赖的政策差异、大小国家对利益诉求的不同态度等难题。结果就是,未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可能出现“双速欧洲”或“多速欧洲”的发展,以及大国主导、小国扯皮的局面。(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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