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聚焦AI时代的刑事辩护：从“人力阅卷”到“AI加持”

“过去一个律师后面跟20到40个助理去阅卷，现在AI可以自己检查、自己调整脚本、自己得出结论。”在一场刑事司法前沿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品新如此描述AI技术给刑事辩护带来的变革。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型网络犯罪日益呈现智能化、数据海量化的特征。近日，京都刑事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暨新时代刑事司法前沿研讨会在京展开，来自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多位专家围绕AI时代刑事辩护的挑战与转型展开深入讨论。

海量证据挑战传统阅卷模式

当前网络犯罪已从“傻瓜型”走向“AI加持型”。刘品新以多个案件为例说明了传统人力阅卷面临的困境：有的案件卷宗多达三四千本，打印出来如同一个图书馆；有的案件一部手机里的微信聊天记录就有2000多万条；还有的案件涉及180部手机、几十台服务器。

“这样办案是没有用的。”刘品新说，在某特大案件中，62个被告的律师团队曾用一年半时间人工审查，却未能有效发现问题。而借助技术手段，仅用两天时间就从海量数据中发现了大量无罪证据。

他进一步介绍了刑事辩护的三个演进阶段：从最初的人力辩护，到智能化辩护，再到正在迈进的AI加持辩护。以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为例，案件涉及200万至500万条微信语音记录，律师团队通过智能语音识别转化为文本，再以关键词检索，最终形成有效辩护。

“AI辅助我们辩护的效率是难以想象的。”刘品新现场展示了一个涉及6.46亿行Excel表格的案件，借助AI工具，人工智能可以自主编写脚本、检查错误、调整方案，在单机环境下完成数据分析，既保证效率又确保数据保密。“一个AI助理比几十个助理还要强。”

律师角色面临“倒逼式”转型

面对技术变革，律师应当如何应对？司法机关的智能化进程正在倒逼律师行业转型。

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莹指出，深圳法院的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无论在案件办理效率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而律师在这中间存在着差距，“律师必须要有变革的意识”。

她提出，律师应从单一的法律人向专业和技术相结合的法律人转换，从案卷的搬运工向策略设计师转化。“AI能够处理复杂的检索任务，我们就要把这种工作交给AI辅助，然后进行核心重点工作。”同时她提醒，要警惕“AI幻觉”，保持质疑精神。

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聂素芳则从“变与不变”的角度分析。她认为，变革中也有不变——AI再厉害也需要人驾驭、训练和甄别。“律师的核心竞争力是专业技能、经验、决断力、判断力，以及跟当事人、法官、检察官沟通的共情力和沟通力。这些能力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发生变化。”

技术性辩护成为新方向

多位业界人士结合自身实践，分享了技术性辩护的探索经验。

京都律师事务所金融犯罪辩护专业二组组长王嘉铭指出，在证券犯罪领域，监管方式已从传统的“锁定嫌疑人—追查资金—证明因果关系”转向“抓取异常数据—倒推关联—锁定嫌疑人”，并通过数据关联性推定主观故意，“这迫使律师突破传统辩护逻辑，走向技术性辩护，审视数据模型的真实性和底层逻辑的合理性。”京都律师事务所网络犯罪辩护专业组组长徐伟表示，未来涉及AI的案件将大量出现专家鉴定意见，律师必须具备深度质证能力，甚至需要在疑难案件中实现“算力对抗”。

京都律师事务所侵犯人身权犯罪辩护专业组组长李靖宇分享了利用技术证据辩护的案例。在一起涉嫌强奸罪的案件中，辩护团队通过调取嫌疑人佩戴的华为手表中的GPS定位和心率数据，成功反证其在指控时间不在现场。“AI和大数据都是为人服务的，我们要仰望星空，但也不能忘了脚踏实地——夯实对罪名本身的研究。”

证据能力始终是根本

技术再先进，辩护的根基仍在证据能力。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在研讨会上强调，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案件质量始终是重中之重。

他指出，当前部分律师存在“重关系、轻证据”“重口头表达、轻文书规范”的倾向，专业能力不足，知识结构单一。“检方提出了以证据为核心的指控体系，辩方要不要兼顾以证据为核心的辩护体系？”他呼吁律师从经验型、粗放型办案转向专业化、精准化办案，熟悉运用信息化、数字化的办案工具。

京都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杨照东表示，AI永远不是律师的对手，而是助手。“它理性但冰冷，缺乏温度与共情。律师要用技术提升效率，用人文守护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