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体制内的光环褪色,年轻人开始重新定义“好工作”
去年过年回耒阳,跟几个老同学吃饭。席间聊起各自的工作,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以前饭桌上最受追捧的是那几个“在单位上班”的——教育局的、税务局的、哪个乡镇的副科。大家敬酒都先敬他们,话里话外透着羡慕。
但这次不一样了。
一个在东莞做跨境电商的同学,说自己去年赚了四十多万。另一个在耒阳开直播卖土特产的,也说月入过万很稳定。反倒是那个在乡镇当公务员的同学,闷头喝酒,不怎么说话。后来他私下跟我倒苦水:工资已经拖了两个月,绩效更是不敢想,每天加班写材料,还要应付各种检查。“早知道当初不考回来了。”
这话要是放在十年前,是绝对不可能从一个体制内人口中说出来的。那时候,耒阳人眼里的“好工作”只有一个标准:是不是铁饭碗。
一、铁饭碗的黄金时代
把时间拉回到2000年代到2010年代中期。那段时间,是耒阳体制内最风光的岁月。
耒阳作为资源型城市(煤炭),加上房地产和基建的黄金期,财政收入可观。公务员、教师、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虽然不算顶高,但胜在稳定、福利好、有面子。最重要的是——手里有权。
一个科员,可能管着某个项目的审批;一个股长,能决定一个企业的证照能不能办下来;一个校长,能让你的孩子进最好的班级。权力附着在职位上,职位就意味着资源。所以耒阳人拼命考公、考编,不惜花几万块报培训班,连续考三五年也不放弃。
我认识一个女孩,普通二本毕业,在家全职备考三年,终于考上了耒阳某镇的公务员。她妈激动得在小区里逢人就说:“我闺女端上铁饭碗了!”那阵仗,不亚于考上清华北大。
那时候,耒阳的婚恋市场上,体制内身份就是硬通货。男公务员找对象,女方家庭倒贴都愿意。女教师相亲,男方家长一听是老师,立刻眉开眼笑。不是这个职业本身有多高贵,而是它背后代表的“权力可能性”和“稳定预期”。
二、铁饭碗开始生锈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2018年以后,尤其是近三五年,越来越明显。
第一刀:钱少了。
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大,土地财政熄火,耒阳也不例外。2024年以来,关于“公务员降薪”“绩效缓发”的消息在本地论坛和朋友圈里就没断过。我一个在耒阳某局上班的同学说,他们单位去年的绩效到现在还没发完,今年开头的工资还拖了十几天。“以前说铁饭碗,是稳;现在稳是稳,但碗里的饭越来越稀了。”
与此同时,物价在涨,房价虽然稳住了但房贷还要还。一个刚入职的公务员,到手三千多块钱,扣除房贷、车贷、生活开销,所剩无几。而在珠三角打工的同学,月入过万是常态,做得好的年入二三十万也不稀奇。
第二刀:活多了,责任重了。
以前体制内被人羡慕的一点是“清闲”——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乡村振兴、安全生产、环保督察、信访维稳……每一项工作都压到基层,层层加码,问责严苛。乡镇公务员“5+2”“白+黑”是常态,而且动不动就被追责。
我那个在乡镇的同学说:“以前觉得当官威风,现在觉得当官是受罪。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什么事都要我们去落实。出点问题就通报,甚至处分。性价比太低了。”
第三刀:晋升空间越来越窄。
以前,年轻人愿意进体制,是因为有盼头——干个三五年提副科,再熬几年正科,甚至有机会到县领导岗位。但现在,编制收紧,职数有限,很多人干了十年还是个科员。而且现在干部交流频繁,很多重要岗位被外地干部占据,本地人晋升更难。
用我同学的话说:“以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了桥就是康庄大道。现在是过了桥发现,桥上堵着呢,后面的人还在往上挤。”
三、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
当铁饭碗的光环褪去,耒阳的年轻人开始重新计算人生的账本。
最直接的表现是:考公热降温了。
我问了几个耒阳本地的培训机构,他们说前几年一个班能招五六十人,现在能凑齐二十个就不错了。一方面是因为竞争还是激烈,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不想考了。“花几万块培训,考上了工资也就那样,考不上钱白花了。不如去深圳广州找个班上,实在不行送外卖也赚得多。”
另一个表现是:体制内的人开始想往外跑。
我认识一个在耒阳某局工作的80后,副科级,干了十几年。去年他偷偷考了一个证书,跟我说:“我想去企业干了。在单位受够了,工资低、事情多、还得看领导脸色。去企业,至少收入翻倍。”
当然,真正敢辞职的还是少数,毕竟“稳定”的惯性还在。但人心思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变化: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多元化了。
在耒阳街头,你看到的不是只有公务员和打工仔两种人了。有做直播带货的,有做社区团购的,有开奶茶店的,有做短视频剪辑的,有跑网约车的,有做上门家政的……这些职业在十年前会被认为是“不正经的工作”,但现在,它们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主动选择。
前阵子耒阳本地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讲一个90后女孩辞了深圳的工作,回耒阳做“收纳师”——帮人整理衣柜、规划空间。上门一次收费四五百,月入过万。评论区里,点赞最高的一条是:“这才是新时代的好工作,比在单位勾心斗角强。”
四、权力崇拜的最后一根稻草
体制内吸引力的下降,本质上是在撬动权力崇拜的根基。
过去,人们崇拜权力,是因为权力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高收入、高地位、高便利。现在,体制内的收入优势在缩小,地位的光环在褪色,便利的空间被制度和监督堵死。权力的“含金量”下降了,崇拜自然就淡了。
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开始用不同的标尺衡量成功。
老一辈人认为,端上铁饭碗、当上干部,就是光宗耀祖。但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的是:收入够不够高、工作开不开心、能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没有时间陪家人。
这些新标准,体制内未必能满足。而那些看似“不体面”的新职业,反而更能契合。
我一位长辈曾经痛心疾首地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好好的单位不去,跑去搞什么直播、送外卖,不像话。”年轻人的回答很直接:“你那单位,给我三千块,还要天天打卡、写材料、应付检查,我图啥?我送外卖辛苦是辛苦,但一个月能挣七八千,比你在单位多一倍。”
这话糙,理不糙。
五、权力淡了,未必是坏事
有人说,体制内吸引力下降,会削弱基层治理能力,导致人才流失。这个担忧有一定道理,但换个角度看——这也许正是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条“成功通道”。当年轻人不再挤破头去考公、不再把当官当作唯一出路,而是敢于尝试各种可能性,这个社会才更有活力。
权力崇拜的淡化,不代表权力不重要了,而是权力回归了本位:它是用来服务社会的,不是用来让人膜拜的。当人们不再把“认识哪个领导”当作谈资,不再把“进体制”当作终极目标,这座城市的空气,会变得清爽许多。
去年我跟那个在乡镇当公务员的同学喝酒,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
“我可能不会在这个位子上干一辈子。但我想通了,干一天就负一天的责任。至于别人怎么看、权力不权力的,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
这大概就是时代给这代县城年轻人的答案——铁饭碗会生锈,但本事不会。权力会贬值,但尊严和价值,是自己挣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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