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金色黄昏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震旦智库）

「当潮水退去时，你才会发现谁在裸泳。但这一次，当潮水退去时，我们发现——所有人都在裸泳。」

——比尔·阿克曼，2033 年，在最后一次公开采访中

1. 危机下的繁荣

任何一个经历过 21 世纪 30 年代的人，在回忆起危机爆发前那几年的世界时，都会产生一种奇异的、近乎不真实的感觉。那是一种眩晕的繁荣，一种笼罩在金色薄雾中的狂欢。从上海到旧金山，从孟买到柏林，全世界似乎都沉浸在一种共同的信念中：人类终于找到了通往永久繁荣的密码。

这个密码的名字，叫做「人工智能」。

当然，人工智能并非 21 世纪 20 年代末才出现的新事物。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科学家们就已经开始探索「机器思维」的可能性。但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它始终更像是一个学术概念和科幻题材，而非真正能够重塑世界经济的生产力。转折发生在 21 世纪 20 年代初期。深度学习算法的突破、算力成本的急剧下降、以及全球范围内海量数据的积累，三者叠加在一起，终于将人工智能从实验室推向了工厂、办公室、家庭，推向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历史学家们后来将 2024 年至 2032 年这段时期称为「智能化繁荣」，也叫「AI 繁荣」，这个称谓本身，就包含了那个时代全部的傲慢与盲目。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球狂欢

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官方叙事中，21 世纪 20 年代被定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期。蒸汽机带来了第一次，电力带来了第二次，计算机和互联网带来了第三次，而现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正在带来第四次，并且是远比前三次更加深刻、更加颠覆性的一次。这套叙事在当时的全球精英阶层中具有近乎宗教般的感召力。各国政府、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奉为制定政策的根本前提。

美国仍然是这场革命的旗手。硅谷在 20 年代经历了其历史上第二轮，也是最疯狂的一轮扩张。与 20 世纪末的互联网泡沫不同，这一次的繁荣建立在远为坚实的技术基础之上。到 2028 年，美国排名前十的科技公司（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以及异军突起的 OpenAI、SpaceXAI 等等）的总市值突破了 15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整个欧盟的年度 GDP。风险资本如同决堤的洪水般，涌入任何带有「AI」标签的创业公司。一家仅有三名斯坦福辍学生和一篇尚未发表的算法论文的初创企业，可以在一周内完成数千万美元的融资。投资者们相信，他们购买的不仅仅是未来的利润，更是重塑人类社会的权力钥匙。

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从硅谷的玻璃幕墙大厦移开，投向更广阔的美国腹地，就会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锈带」的旧工业城市并没有分享到这场繁荣的甘露，相反，它们承受了智能化浪潮最沉重的第一击。在密歇根州的汽车工厂里，传统的装配线工人正在被协作机器人所取代；在俄亥俄州的物流中心，自动驾驶叉车和 AI 调度系统让数十万仓库工人失去了工作；甚至在得克萨斯州的油田，「智能钻探」系统正在将经验丰富的石油工人变成冗余劳动力。到 2030 年，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即适龄人口中正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比例）已降至 62%——这是自 1970 年代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最富有的 1% 美国人占有的国民财富份额，从 2020 年的 31% 上升至 2030 年的 39%。

而华盛顿的政治体制，在两党的轮流坐庄中，对此几乎完全失语。共和党将其归咎于移民和「大政府」，民主党则满足于用边际性的福利政策和身份政治议题来安抚愤怒的选民。没有任何一个主流政治力量，敢于直面问题的核心：一场正在从根本上摧毁「劳动换取收入」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契约的技术革命，究竟应该如何被驾驭？

中国的路径则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在经历了 21 世纪最初二十年的高速工业化之后，中国领导层敏锐地意识到，依赖廉价劳动力和出口导向的旧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人口红利的消失、环境容量的极限、以及与美国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迫使中国必须向技术密集型增长模式转型。「中国制造 2025」的后续升级版规划——「中国智造 2030」——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和新能源确定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支柱。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为了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的第二极——在某些细分领域甚至已经是第一极。中国的面部识别、智能安防、金融科技和智能制造，在巨大的国内市场庇护下迅速迭代，并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庞大的国有资本和国有银行体系，将海量信贷定向注入到战略新兴产业。到 2029 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和风险投资额均已达到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但这一「繁荣」同样有其阴暗面：国家主导的产业升级，意味着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系统性挤压。曾经是中国经济活力象征的数千万家中小制造企业，在环保风暴、信贷紧缩和技术门槛的三重压力下大量倒闭或被迫转型。青年失业率在 20 年代末持续攀升至 20% 以上，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社会景观：一方面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在夜以继日地攻克技术难关，另一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在拥挤的人才市场里找不到与自己学历匹配的工作。「内卷」和「躺平」这两个网络热词，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个时代中国社会的集体心理状态。

欧洲的处境则更为尴尬，在人工智能的全球竞赛中，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尴尬的中间地带：既没有美国那样的技术创新生态和风险资本深度，也没有中国那样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市场规模。深厚的基础研究传统、严谨的工程教育、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欧洲的优势。但是，在狂飙突进的技术竞赛中，反而成为了某种「包袱」。欧盟试图通过《人工智能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来规范技术发展，保护公民权利和中小企业利益，但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当美中两国在「造枪造炮」的时候，欧洲却在精心制定「决斗规则」。

而南欧国家在经历了 2010 年代的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始终未能实现真正的经济复苏。20 年代的人工智能繁荣，对它们而言更像是隔着一层玻璃观看的盛宴。年轻的高技能人才持续外流到北欧和北美，人口老龄化加速，公共债务居高不下。旅游业和农业仍然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支柱，而这些行业恰恰是人工智能短期内难以显著提升生产率的领域。当柏林和巴黎在讨论「工业 4.0」时，雅典和罗马在担忧下一个旅游季的游客人数。

日本和韩国这两个东亚技术强国，在人工智能时代展现出各自不同的困境。日本在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之后，又在 20 年代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已达到临界点：到 2030 年，日本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35%，成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在机器人技术领域整体上依然处于世界前沿地位。一个无法逆转地走向人口萎缩的社会，却源源不断地制造着先进的机器人。这一图景，成为了整个发达世界未来的某种预演。

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重要领导者，日本对岸的韩国本应是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然而，其经济的高度集中性使其社会结构异常脆弱。前十大财阀贡献了全国超过 80% 的 GDP，经济增长的果实被少数财阀家族和其高管阶层攫取，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面临着极高的房价、激烈的教育竞争和极低的幸福指数。到 20 年代末，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 0.7 以下，为全球最低。一个正在从物理意义上「消失」的国家，却制造着驱动全球数字经济的核心硬件，这同样是一幅令人不安的时代图景。

印度在这一时期则呈现出最具戏剧性的变化。2023 年，印度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此后，其庞大而年轻的人口结构开始释放出巨大的人口红利。班加罗尔、海得拉巴、浦那等城市成为了全球技术外包和 IT 服务的新中心。莫迪政府大力推动「数字印度」和「印度制造」战略，试图将印度定位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一个能够承接从中国转移出来的供应链的替代选项。

然而，印度的发展同样充满了深刻的矛盾：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和特定产业（IT 服务、制药、金融），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北方邦、比哈尔邦等人口大邦，依然深陷在贫困、种姓歧视和基础设施匮乏之中。到 20 年代末，印度的基尼系数已超过 0.5，不平等程度位居全球前列。孟买的摩天大楼与达拉维的贫民窟之间的距离，不仅没有缩短，反而在拉大。这种「两个印度」的撕裂，为日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

全球化的「金色黄昏」

如果说各国的内部结构正在被技术革命悄然重塑，那么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那个全球体系，则正在经历一场更加深刻、也更加危险的嬗变。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最初十年，是人类历史上全球化进程最为迅猛的时期。商品、资本、人员、信息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跨越国界流动。「世界是平的」——这个一度流行的口号，精准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乐观主义信念。支撑这一体系的，是一套复杂而精巧的三重结构：以 WTO（及后来的区域贸易协定）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以及以美国海军和军事同盟为保障的全球公共安全产品。

到 20 年代中后期，这三重结构都在加速瓦解。

中美贸易战在 2018-2020 年的第一轮交锋之后，从未真正结束，而是在 20 年代演变为一场持久的技术脱钩和供应链重组。特朗普时代开创的对华关税，在后续两党政府中被保留并不断加码。拜登政府推出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实际上开启了产业政策的「军备竞赛」——各国竞相以巨额补贴和贸易壁垒，将关键产业链（半导体、新能源、制药）拉回本土或「友好国家」。到 2030 年，全球中间品贸易占 GDP 的比重已从 2010 年的峰值下降了约四分之一。那个「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在利润最高的地方销售」的时代，正在被「在安全的地方生产、在可控的地方销售」的逻辑所取代。

货币与金融体系的动摇更为根本。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 2000 年的超过 70%，缓慢但不可逆转地下降到 2030 年的约 50%。推动这一趋势的，并非某一单一事件，而是一系列结构性力量的合力：美国国内政治的反复无常（债务上限危机、政府停摆）、对金融制裁的过度使用（将美元武器化以惩罚对手）、以及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俄罗斯、印度）有意识地推动本币结算和替代性支付系统。金砖国家扩容至包括沙特、阿联酋、伊朗在内的主要产油国，意味着：产油国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石油贸易——这一「石油美元」的基石，出现了根本性的松动。

最后，则是与军事相关的方面。不少人都会忽略或是轻视军事层面的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实则不然。二战后，美国向其主要盟友（西欧、日本、韩国）提供了无条件的安全保障。这种保障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它使得这些国家可以将本应用于国防的资源，转而投入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然而，到 20 年代，随着美国将战略重心全面转向「大国竞争」，其对传统盟友的安全承诺开始变得有条件、有成本。特朗普时代「你们必须为自己的防务买单」的论调，虽然在拜登时代被外交辞令包装得更加委婉，但其实质并未改变。欧洲和东亚的盟友开始痛苦地意识到：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不再是免费的，也不再是绝对可靠的。

这三大支柱的同步动摇，意味着冷战后建立的那套「全球化」秩序，正在经历一场从根基开始的解体。但历史吊诡之处在于：这种解体在最初阶段，并没有表现为一场突然的崩溃，而是被技术繁荣的泡沫所掩盖。资本仍然在全球流动，只是更多地涌向技术股和不动产，而非实体产业；贸易仍然在进行，只是越来越多地被地缘政治逻辑所扭曲；人们仍然在跨国旅行和交流，只是目的从「合作」变成了「观望」和「避险」。

繁荣下的断层线

如果我们必须为「危机下的繁荣」这个时代寻找一个贴切的隐喻，那么恐怕没有比「镀金」更准确的了。在 21 世纪 20 年代末，全世界似乎都沉浸在一场盛大的狂欢中。从纽约到上海，从伦敦到孟买，股票账户里的数字在不断攀升，房产估值屡创新高，GDP 曲线稳健上扬。看着这些光鲜的数字，很多人相信，人类终于找到了一把通往永久繁荣的钥匙。

然而，在这些耀眼的光芒之下，地壳正以人们难以察觉的方式缓慢移动，为一场毁灭性的地震积蓄着能量。那些被繁荣掩盖的断层线，每一条都足以致命。

第一条断层线，是生产与消费的脱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制造出堆积如山的商品，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在不动声色地摧毁着普通人的购买力。当一个工厂的工人被机器人和全自动化流水线取代，老板节省了工资，利润节节攀升；但那个失业的工人，却再也买不起这间工厂生产的产品了。当这个逻辑乘以百万、千万倍，整个社会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东西有的是，但普通人没钱买。这个矛盾在 20 年代被廉价的消费信贷暂时掩盖了：银行乐此不疲地向那些收入停滞甚至下降的家庭推销信用卡和分期贷款，让他们继续消费，维持着繁荣的假象。但债务终归是要还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只是没人愿意去想那一天到来时会怎样。

第二条断层线，是金钱与实业的背离。 各国的央行常年维持着低利率，市场上到处是找不到去处的廉价资金。这些过剩的资本像无头苍蝇一样，疯狂涌入股市、楼市和加密货币。科技巨头的市值被推到天文数字，远远超过了它们实际的盈利能力，仿佛未来的一切美好预期都已经在今天兑现。到 2030 年前后，美国股市总市值已经是 GDP 的两倍还多，超过了 2000 年互联网泡沫顶峰时的疯狂。全球大城市的房价一路狂飙，年轻一代除非能继承一笔遗产，否则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一种诡异的气氛弥漫在整个社会：几乎所有人都隐约知道这是一个泡沫，但几乎所有人也都相信，自己能在泡沫破裂之前全身而退。

第三条断层线，是全球失衡的恶性循环。德国、中国、日本、韩国这些制造业强国，年复一年地积累着巨额贸易顺差，而美国、英国和南欧国家则年复一年地累积着相应的逆差。顺差国赚来的美元，转手又投回了逆差国的国债和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危险的闭环。到 2030 年，美国欠全世界的净债务已经达到 18 万亿美元，相当于 GDP 的七成以上。这意味着，全世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借钱给美国人，让他们维持着高消费和高军费。只要和平还在、信任还在，这个游戏就能一直玩下去。可一旦地缘政治撕裂了彼此间的信任，这根紧绷的弦随时都可能断裂。

第四条断层线，也是最根本的一条——社会契约的瓦解。在所有统计数字和市场分析之下，最深重的危机发生在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心里。在 20 世纪的工业时代，工人阶级虽然承受着剥削，但他们和资本之间至少还存在着一份心照不宣的契约：我出力气，你付工资；我苦一点没关系，只要孩子能过得比我好。智能化时代把这份契约撕得粉碎。当一个司机被自动驾驶取代，当一个干了二十年的放射科医生被 AI 影像系统顶替，当一个熬过无数次夜班的初级律师发现自己的工作可以一键生成——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份糊口的营生，更是整个职业生涯的意义和方向。「被时代抛弃」不是一句比喻，而是他们每天醒来都要面对的现实。这种刻入骨髓的绝望，绝不会安分地停留在经济层面，它必然要寻找政治上的出口。

在华盛顿的智库和布鲁塞尔的会议室里，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上，精英们热衷于讨论「如何管理技术转型」、「如何织密社会安全网」、「如何重新培训被淘汰的劳动者」。这些讨论并非全无价值，但他们都小心翼翼地绕开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把「让资本不断增殖」作为唯一引擎的经济体系，真的能和「让技术为人类服务」这个目标共存吗？

在那个金色的黄昏里，没有人愿意提出这个能扫了所有人兴的问题。但历史不会永远等待，它很快就会替人类来回答，而且是以一种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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