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批1.5万亿给五角大楼作军费，百姓却缺钱

去年9月，特朗普总统宣布，国防部如今是“战争部”。这一说法并无法律效力，但它清楚暴露出他对美国军事力量的重新定位。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已经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发动了违反国际法的袭击。

美国还在加勒比海反复实施杀害，并且轻率地在全球发出动武威胁，其中包括针对格陵兰、墨西哥和巴拿马。

这些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对美国构成哪怕接近“迫在眉睫”的威胁。在某些情况下，特朗普似乎是出于攫取自然资源，或清算政治和个人恩怨的考虑。另一些情况下，他的政府援引了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实担忧，但这些担忧从未构成对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更谈不上对美国发动攻击。

这些局面需要的是外交手段；如果万不得已，最后一步也应是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寻求合法授权。可政府一次又一次选择了升级局势的道路。

把特朗普政府的言辞和行动放在一起看，关于其最近提出的高达1.5万亿美元军费申请，只能得出一个明确结论：这不是国防预算，而是战争预算。它的设计目的，是为一套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和不断升级的威胁提供支撑。这样的做法已经给海外平民造成毁灭性代价，而国内民众则同时承受支出削减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不公也因此进一步加深。

国会通常用来制衡行政部门的工具，本来就只算有限有效。如今，国会完全不愿与特朗普政府对抗，这些工具更是连原本那点约束力也所剩无几。常规监督没能形成任何实质限制，涉及战争权力决议的表决也被轻轻带过。真正可信的制约威胁，已经消失了。

在这种环境下，国防拨款法案已不再只是更大制衡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它成了国会塑造或约束政府发动战争行为的最后一个可靠抓手，也是国会依据宪法承担的最根本职责之一。

对大多数国会议员来说，这项法案仍被当作在边边角角上调整结果的操作。他们会为本州、本选区的基地和项目据理力争，但最终往往还是顺从地投票支持由委员会幕僚拼装出的整体方案。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把对国防拨款法案的最终表决——也就是自己手中影响力最大的时刻——看成一次关于是否支持军队、是否维护国家安全的表态。

我所在的机构，过去其实也采取了类似的克制姿态。自1973年成立以来，我们从未就国防拨款表态。作为一家以反对不平等为使命的机构，过去25年里，国防预算膨胀了近200%，而面向贫困和中产家庭的社会安全网却不断被削弱，这样的局面令人难以接受。

但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组织，我们也明白，国家防务最核心的功能——保护本国平民——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一直保持克制。我们清楚，自己适合追究军队行为对平民造成的影响，却未必适合对军费规模本身作出判断。

但如果一项军事预算已经很难说是为了保障美国人的安全，那么这种克制就不再必要，甚至难以维持。

这份预算显然不是照常运转的例行安排，而是对国家优先事项的一次剧烈重排。特朗普已经把这种转向说得很直白。他辩称，美国之所以负担不起儿童照护、医疗补助和联邦老年医疗保险，是因为“我们在打仗”。

他在华盛顿一个周末里，就把美国国际开发署送进了“碎木机”。这个机构在规模最大时所管理的救命性质对外援助，甚至还不到五角大楼预算里一个四舍五入误差的水平。

在国内，普通家庭被告知要放弃医疗、食品援助和生活稳定。在海外，我们开展工作的社区里，平民则承受着持久冲突、流离失所和饥饿。

国会或许想通过国防拨款来保护军人，但这些军人却被鲁莽而毫无必要地置于险境。真正会从这种局面中获益的，只有国防工业、化石燃料行业，以及那些已经从战争中获利、又与特朗普总统关系密切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军费已经不再是一个技术性的预算判断问题，而是在推动人类苦难。国会应当反对特朗普提出的1.5万亿美元军事预算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