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家农场来了一个外地女人，干完活给她工钱，她：我等个人

一九八八年，我们家农场来了个外地女人。

我记得特别清楚，是谷雨过后第三天，地里的麦子刚返青，风一吹满坡都是绿浪。我爸让我去镇上调柴油，我骑着我那辆二八大杠，后座绑着两个塑料桶，走到半道就看见她了。

她就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背着个军绿色帆布包，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衣裳，头发用根皮筋扎在脑后。脸晒得有点黑，但五官周正，眼睛不大，看人的时候像是要看到你骨头里去。

我本来都骑过去了，鬼使神差又捏了刹车，一只脚撑着地回头看她。

她也在看我，犹豫了一下，走过来问：“你们这儿有需要帮工的么？”

口音不是本地的，带着点南边腔调，但能听懂。

我说：“我得回去问我爸。”

她点点头，也不着急，就在路边石头上坐下了。

我调了柴油回来，她还坐在那儿，旁边多了个搪瓷缸子，估计是在谁家讨的水。那天日头挺大，她额头上全是汗，但脊背挺得笔直，不像个逃荒的，倒像是在等什么人。

我那时候二十六，正是说不上媳妇被我妈天天念叨的年纪。说实话，第一眼看她，我就觉得这女人不对劲。哪儿不对劲说不上来，就是那种劲儿，不像一般出门找活干的女人。她说话不怯，看人不躲，腰板挺得比我姐都直。

回到家跟我爸说了，我爸正蹲在场院上焊猪圈门子，头都没抬：“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多大？”

“看不准，三十来岁吧。”

我爸把电焊帽子往上一推，露出一张被弧光烤得黝黑的脸：“外地人？”

“听口音南边的。”

他又把帽子拉下来了，滋啦滋啦开始焊。我以为这事就黄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闷声说了句：“让她来吧，管吃管住，工钱一天两块。”

我骑车回去找她，她还在那儿坐着，搪瓷缸子空了，扣在旁边的石头上。看见我来，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也不问我结果，就跟着我走了。

到了农场，我爸上下打量了她一遍，问：“会干什么？”

她说：“什么都能干。”

我爸领她去了菜地，指着一垄没拔完的草：“把这垄薅干净。”

她二话没说，把包往地头一放，撸起袖子就蹲下去了。那垄地少说有五十米长，草长得比菜还高，我跟我姐拔了一上午才拔了半垄。这人午后两点多开始拔，到五点半吃晚饭的时候，已经拔完了，还顺手把拔下来的草拢成堆，码得整整齐齐。

吃饭的时候我妈问她叫什么，她说叫沈翠。我妈又问哪儿来的，她说安徽。再问具体哪个县，她就不吭声了，低头扒饭。

我妈给我递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这人有点蹊跷。

我看了她一眼，她吃饭的样子不像饿过肚子的，细嚼慢咽，筷子捏得端正，吃到青菜里有根头发，夹出来放在了碗沿上，没有往地上扔。这人以前应该不是种地的，我心里这么想。

干到第七天，出了件事。

那天下午我爸让我去县城送一车鸡蛋，临走前让我把这几天干活的工钱给沈翠结了。我数了十四块钱，在场院上找到她，她正在给猪拌食，袖子卷到胳膊肘，手上全是糠。

我把钱递过去：“七天了，每天两块，你数数。”

她看了一眼那几张票子，没接。

“怎么了？”我问。

“我等个人。”

我以为我没听清：“什么？”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抬起头看着我，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我在这儿干活，工钱先不要，我等个人。”

“等谁？”

她又不吭声了。拎起猪食桶走了。

我站在原地，那十四块钱攥在手里，风吹得边上那张大团结哗哗响。我看着她走远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事不是“蹊跷”两个字能概括的了。

哪个正常人干七天活不要工钱？

要么是脑子有问题，要么是身上有事。

我爸听了这事，坐在门槛上抽了半根烟，最后说：“先让她住着，多双筷子的事。看着不像是坏人。”

我妈嘀咕了两句，也没再说什么。

那时候我们家农场地处三县交界，方圆五里没有邻居，最近的村子也在三里地外。百十亩地，几十头猪，三百多只鸡，还有两排猪圈和三间土坯房。我姐前年嫁了人，我爸腿上有旧伤干不了重活，我妈要管做饭和鸡场，地里的活基本上就我一人扛着。

沈翠来了之后，日子确实轻省了不少。她是真能吃苦，早上五点就起来，先把猪喂了，然后去菜地，干到七点回来吃早饭，吃完又去鸡场。什么活都不挑，掏大粪、扛饲料、翻地、浇园子，男人都不一定干得过她。

但我总是觉得哪里不对。

不是因为她干活太好，是因为她太“安静”了。不是不爱说话的那种安静，是那种心里装着事、时刻在等什么的安静。她洗衣服的时候会忽然停下来，抬头看一会儿大路。她蹲在菜地里薅草，会忽然直起腰，侧着耳朵听什么。有时候傍晚收工，她会一个人走到场院边上，朝着南边站很久。

她在等谁？

有一天傍晚我从县城回来，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忽然想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的地方。那天她就坐在树底下，像个等车的人。可我们村根本不通车，最近的公交站点也在镇上，十五里地。

她没有搭车，她是自己走到这儿来的。

她到底走了多远？

我心里越来越好奇，但我爸说了，别问东问西的，愿意说的时候自然会说。我嘴上答应着，心里还是痒痒。

有一天傍晚下了场急雨，我们都在堂屋里躲雨。我妈蒸了一锅红薯，热腾腾地摆在桌上，屋里全是甜丝丝的味儿。沈翠坐在靠门的位置，手里捧着个红薯，也不吃，就那么捧着暖手。

我妈唠唠叨叨地说起我小时候的事，说我八岁那年爬树摔断了胳膊，说我十二岁偷骑自行车栽进了水沟里。沈翠听着，嘴角动了动，那算是我第一次看见她脸上有类似笑的表情。

我妈说到我二十六了还没说上媳妇，我实在听不下去，站起来要去猪圈。

就在这时沈翠忽然开口了。

“你多大？”她问我。

“二十六。”

她点了点头，又不说话了。

那个雨天的傍晚，我原本已经要走出堂屋了，脚都迈过了门槛，沈翠的声音从我身后追过来。

“你属什么的？”

我停在门槛上，半边身子淋着雨，回过头。她坐在灯影里，碎花衣裳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颜色，两只手捧着红薯，眼睛没看我，看着门外的大雨。

“属虎，”我说，“六二年的。”

她又点了点头，这回比刚才多点了两下，像是在心里确认什么。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琢磨了好几天的话：“属虎的好，属虎的命硬。”

我妈在旁边嗑着瓜子，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沈翠一眼，瓜子壳咬得咔咔响，没出声。

那时候我没往别处想。主要是不敢想。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外地女人，比我大好几岁，连个身份证都没给看过，在农场干活的工钱都不要，她图什么？图我这个没出过省的庄稼汉？图我家这三间土坯房？

别做梦了。

但有些东西不是你不去想就不存在的。

我发现我干活的时候开始不自觉地找她的影子。她在菜地，我的拖拉机就多往菜地那边开。她在鸡场，我就“顺路”去看看鸡蛋收上来了没有。有一次她蹲在河边洗萝卜，我站在河岸上看了她好一会儿，她觉察到了，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问：“有事？”

“没事，”我说，赶紧走了。

走了十几步，我偷偷回头，她还在看我。

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眼睛不大，但是很好看，双眼皮很深，眼尾微微上挑，带点说不清楚的味道。她的脸被太阳晒成了小麦色，脖子和领口之间有一道分明的界线，但那界线往下是什么颜色，我没敢想。

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一个外地女人为什么要到我家的农场来等一个人。她等的是男人还是女人？是亲人还是仇人？她要等到什么时候？

越想越睡不着，起来喝了瓢凉水，坐在院子里抽了根烟。

月亮很大，风从南边吹过来，带着麦苗的青味。远处县道上偶尔过一辆卡车，车灯扫过山梁，像一把刀子在黑夜上划了一道口子，很快就合上了。

我想起她站在场院边上往南看的背影。

她在等的人，是不是从南边来？

沈翠在农场干了一个月，我越来越确定一件事：她以前绝不是种地的。

证据太多了。

她洗衣服会把深色浅色分开，这在农村没几个人讲究。她切菜的刀工比我妈都好，土豆丝切得跟火柴棍似的，粗细均匀。她教我姐的孩子写作业，那笔字方正规矩，不像是只上过小学的人写的。

最重要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在堂屋看一本关于拖拉机维修的书——其实也看不懂，就是翻翻图——她从那间她住的西屋出来倒水，路过我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

“连杆瓦间隙大了，”她说。

我低头看了看书，那页确实在讲连杆瓦的间隙调整。

我抬头看她。

她把水倒进脸盆里，背对着我说：“我以前在汽修厂干过。”

什么时候？在哪儿？后来为什么不干了？这些问题堵在嗓子眼，我一个都没问出来。因为她的后背在告诉我，她不想说。

那个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沈翠，安徽人，可能在汽修厂干过，到农场来等人，不等来不走。”

写完看了看，觉得这行字什么问题都没回答，又添了一句：“她到底在等谁？”

这本日记本是我上技校的时候发的，蓝色塑料封皮，扉页上写着“一九八二年春”。前面大部分记的是拖拉机型号、化肥用量、猪仔价格，从沈翠来了之后，内容就变了，变成了“她今天洗了所有床单”“她跟我妈学了做辣酱”“她今天跟我爸说了四句话”。

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但就是忍不住。

到第四十天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了。

那天我妈让我去镇上给她扯几尺布，说要给沈翠做件衣裳。我骑着自行车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忽然刹车，回头看了一会儿。

那棵树下面坐着一个老太太在卖茶叶蛋，不是沈翠了。

我在镇上供销社扯了布，又去农技站买了袋化肥绑在后座上，往回骑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走到半道，远远看见路边有个男人在招手拦车。

我停下来，那人大概四十出头，穿一身灰布中山装，手里提着个黑色人造革提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不像本地的。

“师傅，去青石岭怎么走？”他问。

青石岭就是我们那一片的总称，我们这个农场也在青石岭。

“你顺着这条路一直走，过两个路口往左拐就是了。”我说。

他道了谢，转身走了。

我蹬上自行车继续走，骑了没多远又慢下来了。我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觉得哪里不太对。那个人问路的时候眼神躲躲闪闪的，明明是个成年人，说话却像在背课文。

我在岔路口停了一会儿，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调转车头往回骑。

那人已经走远了，我追了一里多地才追上。

“你去青石岭找谁？”我直接问。

他看了我一眼，警惕得很：“你认识？”

“我就在那儿住。”

他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看。信封上的收件地址写的是“青石岭”，没有具体门牌号，收件人写的是“沈翠”。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你找沈翠？”

“对，”他说，眼睛亮了一下，“你认识她？我是她哥，从安徽来的。”

我又看了他一眼，仔细打量。这人跟沈翠长得一点都不像，沈翠眼睛不大但好看，这人眼睛小得跟绿豆似的，脸型也不一样。

“她什么时候来的？”他问我。

我没回答，说：“你跟我走吧。”

他高高兴兴地跟在自行车后面，步子轻快，像是办成了一件大事。我却越骑越慢，心里翻来覆去地琢磨。沈翠的哥哥？她在农场干了四十天工钱都没要，说在等个人，等的是她哥？那她为什么不直接说？

不对。

如果真是她哥，她大可以大大方方告诉我：我等我哥来接我。她为什么要藏着掖着？

除非这个人不是她哥。

我把自行车停在了离农场还有半里地的桥头上，转过身看着那个人。

“你等一下，”我说，“我先回去跟她说一声。”

“行行行，”他笑得一脸褶子，“你就说安徽老家人来了，她就知道了。”

我快步往回走，走到场院上，沈翠正蹲在井边洗衣服。夕阳照在她侧脸上，把她额前的碎发染成了金色。她听见脚步声抬头，看见我的脸色，手在水里顿住了。

“怎么了？”

“外面来了个人，”我说，尽量让声音平稳，“说他是你哥，从安徽来的。”

她的脸刷地白了。

那种白不是比喻，是实实在在的、肉眼可见的血色退去，嘴唇都在抖。她把手从水里抽出来，在衣襟上擦了两下，猛地站起来，往后退了两步。

“他来了，”她说，声音低得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他还是找来了。”

她的反应验证了我的猜测，这根本不是什么兄妹团聚。

“他不是你哥，”我说。

她闭了一下眼睛。

“他是我男人的弟弟，”她睁开眼，声音反而平静下来了，“是来抓我回去的。”

我站在井台边，风把肥皂的泡沫吹到了我脚面上。她蹲下去继续搓衣服，力气大得像是要把衣服搓烂。搓了几下又停下来，抬头看着我，眼睛里有种我从没见过的光。

不是害怕，是决绝。

“我在等一个人，”她说，“但不是他。”

我等了四十多天，终于等到了一句真话。

桥头上那个人已经等不及，自己走过来了。沈翠看见他的影子从场院那头移过来，手上的衣服啪嗒一声掉进了水盆里。

她站起来，腰板依旧挺得笔直，但我注意到她攥衣角的手在抖。

那个人走到跟前，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沈翠一眼，咧嘴笑了：“嫂子，你说你回娘家，咋跑这么远？”

嫂子。

这两个字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我只是站在旁边，一个外人，一个种地的庄稼汉。什么身份都没有，什么立场都没有。可我的脚像是生了根，钉在沈翠旁边半步远的地方，一步都没挪。

沈翠没理他，低头把衣服从水盆里捞出来拧干。

“嫂子，哥在家等了你快两个月了，”那人笑着说，语气客客气气的，但眼睛里没什么笑意，“走吧，车在镇上等着。”

沈翠把拧干的衣服抖开，一件一件搭在晾衣绳上，动作不紧不慢。搭完了，转过身看着那个人。

“我不回去。”

那人的笑僵了一下，很快又堆上来了：“嫂子，你这说的什么话，你跟哥又没办离婚手续，法律上你还是他老婆。”

老婆这个词从这人嘴里说出来，像刀子一样锋利。

我站在那儿，脑子乱成了一锅粥。我有太多不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她结了婚，不知道她为什么跑出来，不知道她要等的到底是谁。但我至少知道一件事：她不愿意回去。

“我不回去，”她又说了一遍，声音比刚才还大了一点。

那人把提包放在地上，一只手插进裤兜里，换了个站姿。他看起来不那么着急了，好像早就料到她会是这个反应。

“嫂子，你在外头待了快两个月了，能不能给个准话，你到底想咋样？”

沈翠没吭声，把脸盆端起来往屋里走。

“想跟我哥离婚？”那人扬声说，“那你也得回去办手续啊，你躲在这儿有什么用？”

沈翠的脚步顿了一下。

那人看我一眼，又看她一眼，忽然来了这么一句：“还是说你在外头有人了？”

场院上安静了三秒钟。

我把手里的扳手放在柴油桶上，金属碰金属的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见了。

“你说话注意点。”我说。

那人看着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目光毫不掩饰地在我裤腿上的泥点子、袖子上的机油印子上过了一遍。他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城里人对庄稼人特有的那种礼貌的轻视。

“你是这儿的？”

“嗯。”

“跟沈翠什么关系？”

我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什么关系？雇主和帮工？房东和借宿的？我说不出第三个答案。

沈翠替我回答了。

“他是我老板，”她说，“我在他这儿干活。”

“哦，老板，”那人重复了一遍，把“老板”两个字拖得老长，里面的讽刺意味谁都听得出来，“那行，嫂子，你跟老板把工钱结一下，咱们走吧，天不早了。”

沈翠没动。

那人脸上的笑终于彻底没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午后的阳光里散得很慢。

“嫂子，”他的声音低下来，“你知道哥的脾气，你再不回去，他不会罢休的。”

这话是我在他整个说话过程中听到的最不像背课文的一句。

沈翠显然也听出来了。她的手攥成了一个拳头，指甲陷进了掌心里。

我忽然想起一样东西。在场院角落的工具棚里，有根螺纹钢筋，大概这么粗，这么长。我没去拿，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天大的问题——我拿它干什么？打人犯法，不打人被欺负到头上，我一个种地的，跟一个城里来的无赖拼什么？拼力气？拼谁的拳头硬？那打赢了又怎样？沈翠的问题不是我用拳头能解决的。

我深吸一口气，走到那人面前，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递给他。

那人愣了一下，没接。

我递了大概有两秒钟，他不接，我就把烟叼在自己嘴里了。

“你听我说，”我看着他，“沈翠在我这儿干活快五十天了，她的工钱还没结。你把她的情况跟我说清楚，我把工钱算给你，你带回去给她男人，她自己的事让她自己处理。”

那人眯着眼睛看我，像是在重新估量我的分量。

“你给多少？”

“多少是她的工钱，不是你的。”

他哼了一声：“你不知道她什么情况吧？她跟我哥没离婚，她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你给她就是给我哥，我来帮她哥拿，有什么问题？”

我当时心里真是又气又佩服，这人歪理邪说一套一套的，不愧是城里人，说起话来全是套路。

“行，”我说，“那你把你哥的委托书拿来，或者法院的证明，我就给你。”

他一愣，没想到我这个乡下人还知道委托书和法院证明。

“你——”他指着我说，“你是不是想拐带我嫂子？”

这句“拐带”就像一记闷棍闷在我头顶上。我攥紧了拳头，肩膀在不自觉地发抖，但我没有动手。不是因为怕他，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看见晾衣绳上沈翠刚搭好的那件白底碎花的衬衫，在风里轻轻飘着。她在这儿住了快五十天，头一回穿那件衬衫是上个星期天，那天我在院子里修拖拉机，她从我身后走过，我闻到了一股皂角的味道。她平时只用肥皂，那天是头一回用了皂角，清冽又干净，跟猪圈鸡场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她一整天都穿着那件衬衫，在菜地锄草的时候在下摆上打了个结，弯腰的时候露出一小截腰，白得晃眼。

我当时假装没看见，低头拧螺丝，手上的扳手抖了一下，把指甲磕掉了半片。

现在这个外来人，这个所谓的弟弟，说她是我“拐带”的。

我没动手，因为我知道动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

沈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走出来了，站在我旁边，离我很近，近到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皂角的味道。

“我哪儿都不去，”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地上砸了个坑，“你要是来走亲戚的，我给你倒碗水。你要是来抓人的，你趁着天还亮赶紧走，这儿离镇上十五里，晚了没车。”

那人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了，抬头看了看天，又看了看我，最后看了看沈翠。

“行，”他说，语气变了，不是退让，是换了个进攻的方向，“嫂子，话我给你带到，你自己想清楚。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哥找不着你，他会找你爸妈。你不是一向挺孝顺的吗？”

沈翠的脸又白了一层。

她咬着嘴唇，咬得嘴唇发紫，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人提起地上的提包，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这回他没看沈翠，看的是我。

“兄弟，”他说，笑了一下，“你好好想想，你跟她非亲非故的，替她出头，值不值？”

我没接话。

他走了，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被风吹散了。

场院上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还有那些正在院子里散步的鸡，还有那头拴在木桩上哼哼唧唧的母猪。

我站在晾衣绳旁边，碎花衬衫就在我头顶上飘。

沈翠站了一会儿，忽然蹲下去了，蹲在地上，两只手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没有哭声，就那么蹲着，像一棵被风吹折了的庄稼。

我从她身后走过去，走到压水井旁边，压了一瓢水放在她脚边。然后我把手插进裤兜里，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干什么，就那么站着，站了不知道多久，问她：“你渴不渴？”

她没回答，肩膀还在抖。

我又站了一会儿，最后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来了，把晾衣绳上飘着的那件碎花衬衫用夹子重新夹了夹，怕风吹掉。

晚饭的时候沈翠没出来吃饭。我妈去她屋里叫了她两次，她都说不饿。我妈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爸一眼，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

我爸在喝粥，吸溜吸溜的声音特别大。

我把筷子放下了。

“爸，今天下午来了个人找她，说是她小叔子，来抓她回去的。”

我爸吸溜粥的声音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吸溜。

“她男人家的，”我说，“她没离婚就跑出来了，瞒了家里人。”

我妈啊了一声，脸上的表情又是惊讶又是“我早就觉得不对劲”。

“她什么情况？”我爸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场院上最能镇场子的就是他这句。

我要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太多，就知道她是安徽人，在汽修厂干过，结婚好几年，没生孩子，她男人打她。

“她说她男人打她？”我妈问。

“她没明说，但今天下午她小叔子来，她吓得脸都白了，蹲在地上哭成那样，你们也看见了。”我妈去叫她吃饭的时候应该看见了她的模样，不用我多说。

我爸把碗里的粥喝完了，拿嘴抿了一下筷子，放在碗上。

“她明天还干活不？”

“不知道。”

“工钱还没结？”

“没。”

我爸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回头，就那么背对着我说了一句：“别欠人钱。”

然后他就出去了。

那晚我在院子里坐到很晚。

月亮又从南边升起来了，风吹着麦田沙沙响，像无数人在小声说话。我想起她说她在等一个人，等了快五十天了，等的不是那个小叔子，等的也不是那个打她的男人。

她到底在等谁？

还有她说的那句“属虎的好，属虎的命硬”，到底是随便说的，还是有所指？

我把烟头掐灭在鞋底上，站起来往她住的那间西屋看了一眼。灯已经灭了，窗纸上映着一小块月光，安静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躺回床上，怎么都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两个画面。一个是她蹲在地上捂着脸抖肩膀的样子，无声无息的，比嚎啕大哭还让人心里堵。另一个是她在菜地锄草时抬起头来看我的样子，太阳光打在她脸上，她不笑，但眼睛里有一点亮晶晶的东西。

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这五十天里，她从来没有对我笑过。

一次都没有。

她不笑，不对任何人笑，不是板着脸，就是很平静的那种表情。可我竟然觉得她不笑的样子很好看。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在黑暗里骂了自己一句：你他妈有病吧。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听见西屋的门响了。

我趴在窗户上往外看，沈翠穿了件深蓝色的褂子，头发重新扎过了，扎得很紧，像要去跟人打架似的。她没有去猪圈，也没有去鸡场，径直走到场院上，站了一会儿，然后朝南边走了。

我赶紧穿衣服跟出去。

她没走远，就走到场院南边那片麦地头子上，站在一棵核桃树下，朝着南边看。那个方向除了山就是山，一条县道在山脚底下弯弯曲曲地爬着，偶尔有辆拖拉机突突突地过去，扬起一路黄尘。

我站在她身后二十步远的地方，不知道该不该走过去。

她忽然转过身来，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怎么起这么早？”她问。

“听见你门响，”我说，心里骂自己嘴笨，这话说得像在监视她似的。

她没计较，又把脸转过去看着南边。

我走到她旁边，跟她并排站着。风吹过来，麦子弯下去又直起来，像一片绿色的海。

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了。

“我在等一个人，”她说，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南边的山，“他让我在这儿等他。”

“等了多久了？”我知道答案，但我还是问了。

“快两个月，”她说，“我来的时候不知道你们这儿是哪儿，就随便走，走到这儿走不动了，看见有个村子就停下来。”

“你从哪儿来的？”

“安徽。”

“走了多久？”

她想了想：“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是正月十八，走到这儿是谷雨前两天。两个月多一点。”

我算了一下，从安徽到我们这儿，坐火车也就一天，坐汽车最多两天。她走了两个月。她是用脚走过来的，沿着公路走，走累了就歇，天黑了就找个地方蹲一夜，天亮了继续走。

走了两千多里路，到这儿来等一个人。

我嗓子忽然有点紧，说不出话来。

“那个人会来吗？”我最后问。

沈翠低着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一个烟盒，大前门的，打开，里面没有烟，装着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她没打开给我看，就那么捧在手心里。

“他说他会来，”她说，声音低低的，“我就信。”

“他是谁？”

她的睫毛颤了几下，太阳这时候从东边山梁上冒出来了，金光洒了她一脸。她微微眯起眼睛，像是被光刺得受不了，又像是那光太暖了她舍不得闭眼。

“他是汽修厂的，”她说，“我们一个厂子的。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教我修车，还……他还教我读书。我认识的字都是他教的。”

我静静听着，什么话都没说。

“他让我等他，”她说，“他说等他攒够了钱，就来接我。”

“后来呢？”我问。

“后来他走了，走之前跟我说，要是到时间他没来接我，让我先走，走到一个他找得到的地方去等他。”

“到什么时间？”

“他说到他三十岁，”她把那张纸攥得更紧了，“那年他二十五。”

我算了一下，如果那年他二十五，现在他应该三十了。

“今年？”

“今年五月十七。”她抬起脸看着我，“还有二十天。”

我站在麦地头子上，脑子里轰隆隆的，像过了一辆火车。

她说等了快两个月，其实不是两个月。是五年。

她从二十五岁等到三十岁，在她男人打到她第五个年头的某一个晚上，她终于下了决心，从那个家里跑了出来，沿着公路走了两千多里路，走到一个她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停下来，等一个五年前许下的承诺。

五年前的那张纸，五年后的那个承诺。

而她用双脚丈量了这五年的长度——两千多里路，每一里都是她用步子量出来的，每一步都在确认同一个信念：他说的，他会来。

我站在麦地边，喉头发紧。我二十七了，活到这把年纪，从没听谁用这样的方式去等一个人。

沈翠把烟盒重新揣进口袋里，转身往农场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回头，就那么背对着我说了句：“今天的猪还没喂。”

我跟着她往回走，心想她这人真是有意思，刚刚说了那么大一件事，转身就惦记着喂猪。她心里到底装着多少事，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得这么紧实，不往外漏一点儿。

早饭的时候我把沈翠的事挑着跟我爸妈说了。没说那个男人，只说她在等一个人，等到了五月十七，等不到就走。

我妈听完沉默了好一阵子，忽然问了一句：“她男人打她？”

沈翠没亲口说过这话，但从她昨天听到小叔子来时的反应看，八九不离十。我只是叹息了一声，没说话。

我爸把最后一碗粥喝完，嗍了一下筷子头，搁在碗沿上。他没接这个话茬，反倒说了一句不搭边的：“南边那三亩地该播玉米了，墒情正好，今天咱们把活儿赶出来。”

沈翠的事就这样被暂时收进了桌子底下，像一张被折起来的旧报纸，你看不见它，但它就在那儿。

白天照常干活。那三亩地在场院南边，紧挨着那条通向外面的土路。我们在地里播玉米，我扶犁，沈翠点种，我爸在后面踩格子。三个人隔得不远也不近，正好能听见犁铧划开泥土的声音。

太阳越升越高，风从南边吹过来，带着这个季节特有的干燥气息。远处的县道上有辆卡车开过，突突突的声音在空旷的田野上拉得很长。沈翠每次听到车响都会直起腰看一眼，然后继续弯腰干活。

这个动作她每天都要做十几遍，我看得心里头发酸。

晚上收工的时候我跟沈翠在场院上碰见了。她去打水，我去放农具，就在压水井旁边走了个对脸。

“今天怎么干这么多活？”她问我。

“南边那三亩地墒情好，不抓紧播了就过了节气。”

她“嗯”了一声，弯腰压水。压了两下没压出来，往井里倒了瓢引水，又压了几下，水才哗哗地流出来。

我站在旁边等她打完水才去放农具。

转身要走的时候她在身后说了句：“今天打听到的路线，说是最近的长途车在县里坐。你们这儿有到县里的车吗？”

我脚步顿了一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揪了一把，但面上没露出来，头也没回地说：“有，每天早上七点一班从镇上发车，到县里四十分钟。”

她没再说什么。

五月十七是个星期三。

那天早上我起得比平时都早，天还没亮透就坐在院子里了。我把那辆二八大杠擦了一遍，链条上了油，轮胎打了气，后座绑了个棉垫子。我妈起来做早饭，看见我蹲在那儿擦车子，问我要去哪儿。

我说：“哪儿也不去。”

我妈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了。

沈翠那天没有去干活。她一大早就换了那件白底碎花的衬衫，头发重新洗过，用一根黑色的皮筋扎在脑后，梳得一根碎发都没有。她搬了把椅子，坐在场院最南边那棵核桃树下，面朝着南边的县道。

从那儿能看到远处山梁上开过来的每一辆车。

我在院子里干活，隔一会儿就看一眼那棵核桃树下的影子。她一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九点多的时候我心里越来越烦，最后把锄头一扔——后来回想起来，那把锄头就那么扔在地里，我根本就没捡——骑着自行车说去镇上买点东西。

我骑得飞快，十五里路二十分钟就到了。到了镇上，我把自行车停在路口，哪儿都没去，就站在那儿等着。

七点那班车早就到了，下一班要到十一点。我不知道自己要等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只是在镇上像根木桩一样杵着，等那些从县城方向开来的车。面包车、小货车、拉砖的拖拉机，来一辆我盯着看一辆，看它会不会在镇上的三岔路口停下来，看车里会不会走出一个人。

十点四十分的时候，有一辆长途大巴从县城方向开过来了，在路边停下，下了一个人。

那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穿一件蓝色工装外套，背着一个帆布双肩包，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下车之后左右看看，把纸条翻来翻去地对了几遍路。

我远远地看着他，心跳得厉害，嗓子眼发干。他个子不算高，看着很精神的，走路的步子不快不慢，目光四下里打量，不像在找人，更像是在确认什么。

他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我心想，妈的，就是他，就是他。

沈翠等的那个人，来了。不是明天，不是后天，偏偏是今天。五月十七，说好的日子，一天不差，真的来了。

他朝我走过来。

我嗓子忽然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走到我面前问：“老乡，请问青石岭怎么走？”

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那一刻脑子里转了无数个念头，最后只觉得百感交集，什么情绪都搅在一起，最后只剩下一句话。

“你是谁？”我的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哑得多。

他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一个过路的庄稼人会这么问。但他还是回答了：“我姓顾，叫顾远。来找一个朋友的。”

“朋友？”我说，声音还有点哑，但已经稳住了，“女的？”

他这下真的警惕起来了，上下打量了我一遍，后退了半步。

我没有废话，转身骑上了自行车，往前骑了几步，回头看着他。

“跟我走吧，”我说，声音不大，但足够他听见，“我带你去。”

“去哪儿？”

“去你要去的地方，”我说，“有人等了你五年。”

他站在原地，像是被人猛地扇了一巴掌。

等他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眼眶已经红了。他再没有多说一句话，跟在我车后跑起来。

我放慢了速度，看着他从快走变成了小跑，帆布双肩包在他背上一下一下地颠着。我想着此刻坐在核桃树下的那个女人，想着她穿着那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碎花衬衫，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从早上一直坐在那儿，看着南边的路，等着那个不知何时会出现的车影。

我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后座的棉垫子空了，但我好像载着全世界最重的东西。

到那段陡坡的时候，我听见身后那个叫顾远的男人的喘息声越来越重。我没回头，脚下的踏板踩得更用力了，链条吱嘎吱嘎地响着，像是在给这场迟到了五年的相遇伴奏。

翻过这道坡，就能看见农场的屋顶了。

就能看见那棵核桃树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