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少年被送上战场，母亲冲进前线抢回儿子，战斗民族也服软

从柏林墙倒塌到今年早些时候在德黑兰爆发的大规模动荡，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抗议运动，常被人们记住的是学生、异议人士和普通公民走上街头，反对腐败、压迫和经济崩溃。

但在现代历史上，一些最关键的社会运动，同样始于母亲们站上公共广场，拒绝停止追问自己的孩子去了哪里，并要求结束暴力与战争。值此本周日母亲节之际，我们梳理三场由世界各地母亲主导的政治抗议。

在阿根廷，白色头巾成为反抗的标志性象征。母亲和祖母们戴上它们，抗议一个被广泛认为是拉丁美洲最血腥、且得到美国支持的军事政权之一。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阿根廷所谓的“肮脏战争”期间，数以千计的政治异议人士和被怀疑持左翼立场的反对者，遭到国家机器的酷刑、杀害或“失踪”。军政府几乎没有留下失踪者的记录，但他们的家人拒绝让这些人悄无声息地消失。

1977年，一群母亲和祖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发起抗议。她们特意聚集在玫瑰宫总统府前，要求当局交代自己孩子的下落，也有意激怒军方。

不久之后，这个团体开始每周举行抗议。她们戴着白色头巾，象征自己失去的孩子曾用过的尿布。起初，政府官员对这些后来被称为“失踪者母亲”的女性不以为意，把她们斥为“疯女人”。

其中一位母亲塔蒂·阿尔梅达的儿子亚历杭德罗在1975年失踪，当时年仅20岁。她在首次抗议40周年时对记者说：“我们当然疯了。我们是被悲痛和无力逼疯的。他们夺走了一个女人最珍贵的礼物——她的孩子。”

但军方很快发现，面对这样一群手无寸铁的母亲，它并不知道该如何压制。因为在这个国家，天主教、圣母玛利亚的形象以及传统家庭价值观，与国家认同深深交织在一起，贸然打压很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反弹。1978年，阿根廷主办世界杯。她们借助赛事带来的国际关注，继续示威。

这场战争已造成超过250000人死亡，每3人中就有1人流离失所。随着战火蔓延，叛军和童兵组成的武装团伙横扫乡村，劫掠、焚烧村庄，并实施大规模屠杀。

2003年，五个孩子的母亲莱伊玛·格博维决定组织她所在教会的一群女性，为和平祈祷。此后，她又推动这一群体扩展为一场非暴力运动，把基督徒女性和穆斯林女性联合起来，打出“利比里亚妇女大规模和平行动”的旗号。和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们相似，她们选择白色T恤和头巾作为统一着装。

格博维后来因其行动主义于201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之后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我们当时知道自己具体要做什么吗？不知道。但我们清楚，我们的处境已经从糟糕变成更糟，再到荒唐可笑，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超过2500名女性开始每天聚集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一处鱼市。数月间，泰勒一直无视她们的诉求，尽管他也经常在公开讲话中威胁她们，但最终还是让步，同意前往加纳与叛军领导人举行和谈。

当阿克拉和谈开始陷入僵局时，这些女性发起静坐抗议，拒绝让任何一方离场。她们甚至直接堵住会场大门，直到达成协议。这场谈判最终促成了2003年《全面和平计划》。此后，在不断加大的国际压力下，泰勒辞职，并流亡尼日利亚。

利比里亚女性的行动并未随着阿克拉和平协议结束而停止，而是持续影响到2005年大选。那次选举把埃伦·约翰逊·瑟利夫送上总统职位，她也成为非洲国家首位经选举产生的女性国家元首。

第一次车臣战争演变成一场灾难性冲突，造成数千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也击碎了俄罗斯联邦作为和平民主国家的形象。但一场反战运动随后兴起，而最早站出来的是母亲们。她们在让这场战争在俄罗斯国内变得难以为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5年1月，在俄罗斯军队对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发动一场灾难性进攻之后，“士兵母亲委员会”进入车臣。这个组织成立于1989年，起因是苏阿战争期间征召兵遭受虐待和不公对待。

记者朱莉娅·约菲在《祖国》一书中写道，这本书通过女性的经历讲述现代俄罗斯历史。她说，那些被列为被俘或失踪的士兵中，许多人是在几乎没有接受训练的情况下，以少年身份被征召入伍的。

这个委员会由行动人士玛丽亚·基尔巴索娃领导，帮助数百名母亲前往战区。她们在那里搜寻停尸房，并直接与车臣战地指挥官谈判，要求对方交还自己的孩子。约菲写道，其中一些母亲“径直走到俄罗斯军队的阵地前，把自己的儿子抢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