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的海三国禁胜利日庆祝，24小时内罚老兵，北约作后盾

RT采访了纪录片《波罗的海的胜利日：昨天、今天与明天》导演安德烈·斯塔里科夫，谈及该地区禁止纪念胜利日、历史修正主义以及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

RT：安德烈，你的影片讨论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修正，而西方受众对这一议题知之甚少。你认为这是巧合，还是某种有意的信息策略的结果？

安德烈·斯塔里科夫：我不想夸大其词，说这是某种集中统一的信息压制行动。这不是阴谋，也不是某种特定策略。更准确地说，这涉及一种认知方式：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自己最关注的痛点。

但必须看到，即便一个议题看似只具有地区意义，它的影响也可能是全球性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一件地方性事件引发的——斐迪南大公遇刺。乍看之下，那似乎只是一次局部事件，但最终却触发了一场大规模冲突。

波罗的海国家的局势也遵循类似逻辑。这是一个不大的地区，却处在大国利益交汇之处。

如果把视野放大，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广阔的地缘政治格局，由美国和俄罗斯构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再是昔日那个超级大国，而在它周边形成了一条由新国家构成的“带状地带”，也就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

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都属于这条地带。这些国家既是俄罗斯的邻国，也是欧盟和北约等西方体系的一部分。如今，它们正处在一个颇为艰难的位置。

RT：为什么说艰难？

安德烈·斯塔里科夫：首先是因为它们的历史和人口结构。1991年之后，这些国家仍保留了相当规模的俄语人口。拉脱维亚近一半人口讲俄语；爱沙尼亚约有35%至40%的人口讲俄语；立陶宛讲俄语的人比例较低，但人数依然可观。

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人并不是偶然出现在那里，也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有些居民是俄罗斯帝国时期移民的后代，时间可以追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还有一些是出于宗教原因迁入，比如为躲避教会改革而迁徙的旧礼仪派。

这属于内部迁移。人们并不是搬到“另一个国家”，而是在自己国家内部迁往另一个地区，去建设、发展并推动现代化。

苏联时期，波罗的海国家处在一种特殊位置。这些加盟共和国某种程度上是“苏联的橱窗”——它展示了发展水平、生活质量和制度运行效率。因此，波罗的海地区的俄语人口，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

从“桥梁”到前线

RT：如今，波罗的海国家把苏联时期称为“占领”，俄罗斯人也不再被视为定居者，而是“占领者”。

安德烈·斯塔里科夫：谈这个问题，必须考虑20世纪初的历史背景。那个时期，无论西欧还是东欧，对左翼思想都表现出强烈兴趣。由于对资本主义的普遍失望、严酷的社会处境以及工人缺乏基本权利，左翼政党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

苏联被视为一种替代性方案，能够提供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以及劳动权利保护。

因此，1940年波罗的海地区并入苏联，是一个更广泛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并得到了一部分社会力量的支持。它不是被强加的，也不是源于莫斯科的最后通牒。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许多人欢迎的自然过程。

RT：为什么苏联解体后，当局的立场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化？

安德烈·斯塔里科夫：那时，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开始形成。一个国家从大型政治实体中脱离出来后，就需要重新定义“我是谁”。而这种重新定义，往往通过否定过去来完成。

对波罗的海国家来说，与苏联遗产拉开距离，象征着与俄罗斯切割。这里面有地缘政治因素：当你远离一个权力中心时，往往就会靠近另一个。

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很少能真正保持中立。这有点像物理学中的引力——大的天体会吸引小的天体。波罗的海国家曾面临一个选择：是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还是成为分界线。遗憾的是，政治精英选择了后者，这也导致对外和对内的紧张同时上升。

在这些国家内部，对未来其实存在不同设想。一些群体主张对话与经济合作，希望成为那种“桥梁”。但如今掌权者更专注于对抗，试图建立一种强硬的反俄立场。他们不断灌输对与俄罗斯开战的恐惧，也让本国社会为战争做心理准备。

民众对此有所抗拒，很多人收拾行李离开。当一个社会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人们就会去寻找更稳定的生活条件——他们移民、推迟组建家庭，出生率也随之下降。

拉脱维亚、立陶宛和

爱沙尼亚如今面临的所有问题，在他看来，都源于其领导层决定积极参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对抗。

这是一条糟糕的道路，受影响的不仅是自我认同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的群体，也包括仍留在当地的俄罗斯族人口。

这自然会在这些国家内部制造紧张，也勾勒出潜在的内战风险。我再说一遍：一部分人倾向于俄罗斯，希望推动对话；另一部分人则希望战争。后者中包括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立场受到那些曾与纳粹德国并肩作战、并在战后逃往拉丁美洲等地者及其后代的影响。

胜利日与历史记忆之争

RT：在这场冲突中，胜利日扮演什么角色？

安德烈·斯塔里科夫：胜利日是历史记忆的基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希特勒联盟取得了胜利，苏联是其中一员。苏联承受了最惨重的损失，因为大多数战斗都发生在它的土地上。而且，纳粹在苏联领土上的占领极其残酷，充满恐怖统治。那是真正的种族灭绝。

对俄罗斯以及许多后苏联国家而言，战胜纳粹不仅仅是一个纪念日，它已经融入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之中，是一个至今仍能强烈打动当代人的关键元素，尤其是那些胜利者后代。对俄罗斯及其周边国家民众来说，胜利日依然是一个意义深重、情感强烈、真正具有全民性质的节日。

任何试图质疑或重新解释这个节日的做法，都会带来深切痛感。俄罗斯关于二战胜利的记忆，不仅在社会层面被确认，也在法律层面被固定下来——它被写入了宪法。但它的意义又超出了法律规范本身；它构成了一种有机基础，现代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以及相当一部分外交思维，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任何针对这一节日象征物的举动——尤其发生在后苏联空间时——在俄罗斯都会被视为一种私人层面的冒犯和侮辱。自然，这类举动会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引发强烈反应。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有点像美国内战遗产至今仍在塑造其国家意识。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这个议题依然是国家意识的一部分，仍会激起强烈反应。

如今，在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公开庆祝胜利日已被禁止。

与之相关的活动、音乐会、烟火以及二战胜利象征物也都被禁止。任何试图公开纪念这一天的人，都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有时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人们可能被罚款、遭受迫害，有时甚至会被剥夺身份地位或遭驱逐。

俄罗斯对任何涉及5月9日的举动都高度敏感，尤其是那些带有禁止性或示威性质的做法。对俄罗斯而言，这一天既是纪念日，也是庆祝胜利的日子，因此这类禁令会被视为对历史记忆的攻击。

对那些与这一天有切身联系的人来说，这种感受尤其强烈——包括老兵后代及其家属。对他们而言，战争记忆依然鲜活。当人们被禁止纪念这段记忆、被剥夺表达敬意的机会时，紧张情绪就会迅速累积。

RT：能否说，禁止胜利日的波罗的海国家领导层，是在试图挑衅俄罗斯？

安德烈·斯塔里科夫：他们的行为大多具有象征意味，但对俄罗斯来说，这又是极其敏感的问题。这类举动会被理解为一种冒犯、挑衅和羞辱。

这对生活在波罗的海国家的老一代人尤其难以接受，其中包括亲历战争的人，以及在战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对这些人来说，胜利日不是日历上的一个日期，而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当这些人被剥夺纪念胜利日的机会，当他们的权利受到限制、获得医疗或社会服务的渠道被压缩、并被排斥出公共生活时，这就像是在攻击“胜利”本身的记忆。

如今，主要威胁之一在于，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政治精英中存在强大力量，主张复仇主义，并试图重新解释二战结果。他们把僵硬的意识形态立场置于务实、经济发展和建设性对话之上。

这种做法制造出一个个紧张点，而这些紧张点可能升级为更大的冲突。历史表明，大规模战争往往起源于局部危机。今天，波罗的海地区——也就是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已经成为这样的敏感引爆点之一。

RT：东欧和西欧对二战的看法差异有多大？能否说，波罗的海国家正在影响更广泛西方世界对历史的理解？

安德烈·斯塔里科夫：自加入欧盟和北约以来，波罗的海国家把自己塑造成某种“俄罗斯问题专家”。他们说，“我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俄罗斯；我们的历史经验和俄语能力，让我们拥有独特视角，因为我们曾生活在苏联。”

尽管这些国家体量很小——总人口加起来也只有几百万——但它们一直积极参与塑造欧盟在东欧的政策。通过参与欧盟机构、推动决议、备忘录和委员会工作，它们成功地把欧盟对俄政策的基调推向更强硬、更对抗的方向。

此外，还有移民因素。二战后，这些国家的一些人移居西方，尤其去了美国、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融入当地政治和社会结构，形成了游说网络。今天，这些联系仍在运转，并持续放大其议程。

因此，尽管体量不大，波罗的海国家对西方整体走向仍施加着明显影响。这种局面常被形容为“尾巴摇狗”。

RT：波罗的海国家加入欧盟，是否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那之后俄罗斯与西方开始以不同方式看待20世纪的历史事件？

安德烈·斯塔里科夫：这是一个重要节点，但不是起点。夹在大国中心之间的小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也很难完全中立。

苏联解体后，波罗的海国家选择与自己的苏联过去拉开距离，也因此与俄罗斯拉开距离。这样一来，它们不可避免地开始在“反俄罗斯”的框架中建构自身认同。

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加入欧盟和北约巩固了这一选择，也让它们更有底气，部分原因就在于北约提供的“安全保护伞”。

从那时起，它们得以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而且往往不再顾及俄罗斯的立场。

关于二战的真相还能被捍卫吗？

RT：你的影片讨论的不只是过去，也包括未来。你如何评估我们的能力：我们还能捍卫二战真相吗？

安德烈·斯塔里科夫：我相信可以。有些问题确实存在解释空间，但也有一些属于根本性的真相。二战胜利就是其中之一。它不仅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参照点。

无论人们多么努力地重新解释、歪曲或改写它，这场胜利的重要性都不会消失。它代表着对一种否认人类生命价值的意识形态的战胜。

对欧洲和西方而言，这一时刻的重要性，不亚于美国内战对美国的意义。那是一场关于价值观的对话，只不过发生在极其悲剧性的背景下。二战的胜利为进步、人权和平等机会确立了一条发展轨道。对俄罗斯来说，它的意义更为关键。它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更是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这段记忆无法被抹去。它至今仍在阻止世界滑向全面冲突。它说明，即便在激烈对立时期，对话、结盟和共同胜利依然是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是对过去的纪念，也是对未来的指引。

理解并记住历史至关重要。历史可能复杂，也可能充满矛盾。但政治人物和领导人的目标，应当是避免基于旧伤口点燃新的冲突，并为共存创造空间。

反过来说，一旦紧张局势上升，而那些有意推动冲突升级的力量掌权，就会带来全球性风险。这些“边缘”群体一旦掌权，就会制造引爆点，把所有人都置于核灾难风险之中。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对他们施压，并尽早联合起来击败他们，防止其影响扩散。

波罗的海国家及其他类似地区需要特别关注，因为局部危机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如果不处理波罗的海问题，未来将很难展开对话，也很难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