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体系化的区域国别学 | 社会科学报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以中国为理论根基，以历史为方法路径，以共同体为终极目标。这一体系立足“两个结合”，旨在彰显具有中国主体性与原创性的知识建构。

原文 ：《构筑体系化的区域国别学》

作者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政治与传播学院教授 白云真

图片 |网络

基于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内在要求，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以中国为理论根基，以历史为方法路径，以共同体为实践目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并不是域外区域国别研究的翻版，而是具有中国主体性与原创性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更应以“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为根本途径,通过对关联而又相异的中国知识与域外知识的类比来建构。

中国理论：以中国自身的事实与概念为基础

中国区域国别学是一个具有鲜明场域特征而非绝对普适的知识体系，因此，以区域国别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其范畴必然涵盖作为国别的中国在内。尽管中国区域国别学并不局限于仅研究中国的学问，而是涵盖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广泛范围的学问，但这并不妨碍其以中国自身的事实、概念及实践为基础。在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将“中国学”视为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并不意味着以中国为标准去衡量其他国别，而是将中国学作为参照体系，以此观察与观照其他区域国别，这有助于丰富与扩大对其他区域国别的认知，呈现出一幅异同有别的世界知识图景，进而建构起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不可否认，域外区域国别研究同样是这一兼容并蓄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必然包含现代化理论，尤其注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旨在反思将现代性绝对化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并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形成对话与对照。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形态；它开辟了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新道路。这一实践使作为概念和历史现象的“现代化”及其理论脱离了原有的西方历史文化语境。这正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前提。

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结合”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当代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实践，更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内含天下”的实体为前提和支撑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的前提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认为中国所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以“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并将此类社会界定为“天然的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实质上就是维护与发展这一自然的、天然的共同体，在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因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与理论，理应成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方法：立足历史哲学观念与现实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大多数知识是历史经验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历史经验经过主观抽象总结的产物。纯粹抽象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若脱离现实的历史，则难以建构，更遑论其价值。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关注国家特定历史哲学观念及其现实实践之间、观念批判及其所处的物质环境之间的历史联系。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价值在于扎根现实的历史实践，而非仅仅停留于从区域国别历史考察中抽象出最一般的概况。

在“第二个结合”的意义上，中国历史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历史辩证法，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根本的历史方法途径。中国传统历史哲学强调治乱交替变化、明于天人之分的历史观，即司马迁所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他看来，“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由此，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以道为体、以时为用，注重阴阳相反相成的道体因四时而周期性变化，通过治乱不同的历史阶段探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从而能够运用“天人因时而相损益”的中国历史辩证法阐释区域国别历史进程。相比之下,在欧洲传统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中，理念论的进化论史观往往侧重将区域国别变迁置于普适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反而在方法论上呈现出非历史主义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主张“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其历史观“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明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及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来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各种不同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唯物的历史辩证法并非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它关注物质生产方式以及所形成的经济社会交往及其与国家、理论之间内在关系这一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主张从经济基础这一国家行为的根基出发，审视经济社会及其思想观念，从而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基础。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将生产方式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探究亚细亚生产方式、日耳曼生产方式、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等的区别与联系，及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形态，揭示其社会政治根源以及所催生的社会政治思潮。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强调，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理解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认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当然，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因此，中国区域国别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内在的历史辩证法，探讨政治（生产关系）与经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切实运用交叉学科意义上的历史政治经济学来建构知识体系。

实践目的：追求人类共同利益与弘扬人类共同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证唯物论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中国区域国别学是源于实践并上升为理论的理性认识成果，必须再回到实践中去，体现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由此，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来源于区域国别的历史性实践，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实践品格，能够能动地指导变革性实践，从而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践目的，离不开反映历史具体的共同体内部及其之间关系规律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这不仅涉及共同体何以形成独具特色的实体，更关涉共同体彼此之间如何区分、形成何种关系，以及如何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演化为新的共同体形态。马克思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就现实存在的共同体而言，其内部是以现有的血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为基础的，在此意义上彼此有别。

由于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更大范围意义上的共同体成为必要，以维护超越特殊利益的共同利益。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要超越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与价值诉求，进而立足于全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那么，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阐释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内涵及其实现方式，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实践中，不断推动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态势研究”（25&ZD280）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0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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