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5月1日，哈佛大学特级教授、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辞世。
他的离去，连同此前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2019年去世）、傅高义（Ezra Vogel，2020年去世）、史景迁（Jonathan Spence，2021年去世）等大师的相继谢世，标志着美国老一辈“知华派”学者黄金时代的彻底落幕。
这一代人曾深刻塑造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时至今日，他们编写的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像《剑桥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哈佛中国史》、《邓小平时代》等，仍然摆在不少中国学者和普通读者的书桌上。
然而，随着这些泰斗的告别，美国对华认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断层，甚至有陷入混乱与无知的危险。这些迹象已经显露在华盛顿目前对华的战略上。
美国老一辈学者的最大共性，在于对中国抱有深厚的人文关怀与历史纵深感。无论是宇文所安笔下的唐诗与古典文学，史景迁以小说笔法还原的微观历史，傅高义对邓小平时代的宏大叙事，还是马若德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精细梳理，他们都精通中文，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学和基层社会去理解这个国家，而非仅仅从华盛顿的政治与战略视角审视中国。
宇文所安曾将中国古诗的翻译形容为“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塑灵魂”，这正是老一代学者的使命：他们是中美之间真正的“翻译者”，试图在跨文化交流中还原真实的中国灵魂。
然而，当前的美国对华研究正面临急剧的转向。
正如罗西·莱文（Rosie Levine）在《外交学者》（The Diplomat）发表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美国正面临“中国问题专家严重短缺”的局面。
随着人文底蕴深厚的老一代学者凋零，美国学术界和政策圈对华研究呈现出严重的“安全化”倾向。未来的美国中国专家，可能更多是出身于国防、情报和国际关系领域的“硬安全”分析师。
当美国对中国的理解，从李白、杜甫和地方县志，降维到只有卫星图像、半导体供应链和军力报告时，其认知必然变得扁平、刻板且充满敌意。一个丰富立体的“文明”正在被强行窄化为单一的“威胁”。
除了认知维度的窄化，新一代美国学者正陷入严重的“实地经验赤字”。
老一辈学者即便在冷战时期的艰难环境里，也千方百计地深入中国进行田野调查。而如今，受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对美国安全审查（Security Clearance）的恐惧影响，大量年轻学者不敢去中国，或只敢研究毫无敏感风险的课题。
莱文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许多年轻学者担心赴华实地调研，会成为日后进入美国政府或私营部门工作的“污点”。
这种脱离实际的后果是致命的：未来的美国决策者和智库学者对中国的判断，将完全依赖网络上的二手资料、过滤后的媒体报道或意识形态预设。
靠“机翻”和刻板印象去制定针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策，无疑是极其危险的。
与此同时，日益收紧的政治氛围正在美国国内制造寒蝉效应。过去，老一辈知华派敢于在华盛顿发出不同的声音，为中美理性接触提供辩护。但在当前的学术审查与政治高压下，客观理性的中国研究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为了获得联邦研究资金或顺利进入政策圈，年轻一代往往不得不表现出更为强硬的对华姿态。这种氛围正在将华盛顿的政策圈变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回音室”——所有人都在强化彼此的偏见和防范心理。
今天，已经很难再有人能像傅高义那样，写出试图让美国人真正理解对方国家演变逻辑的巨著。
缺乏真知灼见的对抗，往往比对抗本身更可怕。
莱文在报告中发出了最核心的警告：知识就是力量，如果美国失去了真正懂中国历史沿革与内部政治逻辑的专家，美国在处理台海问题、南海危机或经贸摩擦时，就会听不懂中国传递的微妙信号，也无法准确评估中国社会的真实情绪与战略底线。
这种认知上的断裂与无知，最终将导致灾难性的“重大战略误判”。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老一代学术泰斗们曾用毕生精力搭建起中美之间理解与沟通的桥梁。如今，随着他们的离去，这座桥梁正在老化、断裂，而新生代的建造者却在猜忌与壁垒中寥寥无几。
这不仅是美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更是动荡时代下全球安全格局的深层隐患。面对一个逐渐失去“知己知彼”能力的守成大国，未来的中美互动将不可避免地增添更多盲目与凶险。
倘若美国不能重新将中国问题专业知识视为不可或缺的国家战略资源，其外交与安全政策必将在这场大国博弈中迷失方向。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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