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戏称为“两字探花”的官员,因未卜先知才名扬京师,掌权三十余年究竟有何传奇故事?
1850年四月,北京贡院的朱门再度敞开。道光帝驾崩甫过九十日,咸丰继位,殿试因此改在素服、素冠之间进行。试场寂静,连风声都显得格外刺耳,考生的笔锋在纸上轻轻摩擦,谁都知道那一行行蝇头小楷里,可能藏着一生的荣枯。
清制有言,殿试阅卷先看字,再看文。字迹圆熟、筋骨劲健者,往往拔得头筹;稍有歪斜,名次就会从前十滑到二甲、三甲,断送十几年寒窗。可那一年的卷子里横空冒出一份怪卷:笔划粗细忽长忽短,偏锋多到令人皱眉。监临大臣皱着鼻子,却又不敢轻置一旁,因为卷首策问第二段里赫然写着四字——“当今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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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四字的人名叫谢增,扬州仪征人,时年三十七。此前他已三次折戟会试,乡里以他书法拙劣为笑。偏偏在这场敏感的殿试,他成了惟一一个用“当今”称呼新帝的进士。卷子层层上传,到咸丰手中。新皇看完,问道:“写得虽丑,却知朕意,岂可埋没?”状元终究给了笔势俊秀的别人,探花却落在谢增头上。坊间于是送他外号,“两字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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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花出阁,先入翰林,再转都察院御史。御史言事不易,他却靠一张历经磨难的面孔和一张似乎能“看透天机”的嘴站稳脚跟。刚到任那天,他随同僚入惇王府谢宴。正二品侍郎青麟在侧候旨,却被王爷当众斥责,“退下!”场面尴尬。饭后,有人取笑青麟倒霉,谢增轻轻一句:“此人日后恐难终其身。”传闻数月后,青麟外放湖北,武昌失守,被革职下狱,结局凄惨。这桩巧合让谢增“未卜先知”的名头迅速在京城传开。
1852年,顺天乡试放榜前夜,江苏会馆张灯结彩,同乡官员围桌打赌:扬州府能中多少人?有人报七八个,也有自谦只报三四个。谢增迟到片刻,院外乌鸦哑声叫了一声,他耸肩一笑:“别争了,这回咱府里只一名。”众人哄笑。几日后榜示贴出,果然仅一人。此事再添一笔传奇,连翰林院的楹联都暗讽:“写尽天下丑字,道破世事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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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正逢太平军席卷江南,扬州城头烽烟不止。动荡里,许多士绅家人流散,谢增唯一的儿子亦不知所终。为父者虽官居京师,却常年心悬故里。据同僚回忆,他偶尔掩卷长叹:“家书一封无期至,人各天涯。”在那个乱世,类似的惆怅并不罕见,都城酒楼里经常能听到被战乱拆散的故事。
光绪十四年九月,已七十多岁的谢增忽然备下酒席,邀请旧友。众人惊讶,他平素俭朴,几乎不设宴。席间,他开怀畅饮,却忽地放下杯:“诸君,来月此时,我当辞世。若我儿返京,还望照拂一二。”有人忙劝他莫要多想,他却只笑:“天命到此,挂怀者惟此。”这段对话后来常被同僚转述——短短一句“来月此时”,成为他最后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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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谢增果然病逝,卒年七十五。葬礼未久,次年春天,一名风尘仆仆的青年进了京城,托人寻父灵柩。此人正是流落多年、改名谢星庵的谢增之子。昔日受托的几位同寅凑银接济,为他安排读书,应试之资。光绪二十年,他以副榜出身入翰林,旋即外放四川知县,后擢至道员,终老于任所。京师旧民谣这样收笔:“父以两字得名,子凭十载成名;一门科第,尽出风尘之中。”有人听来莞尔,更多人却想起那场风雨飘摇的年代——书法、机敏、际遇与滚滚时代洪流,编织出一段颠簸却并未中断的士人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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