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多年担任师长的他，解放后几个月便晋升副军长、军长，军中的老资历人员都陆续被调走了！
1947年8月，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刚刚从冀察热辽地方部队里抽出，番号一换，战事却未稍停。短短两个月，首任司令被紧急调去筹建新兵团，留下的空位让段苏权匆匆补上。前线刚摸清敌情，帅旗又易，营以上军官私下嘀咕：“怎么总换人？”这种变动埋下了后来一连串职务腾挪的伏笔。
辽沈冬夜，8纵在锦州城外打得火光冲天。段苏权指挥到一半，接到命令原地分批轮换，随即调回东北军区。接替者是老资格的张学思，可他只干到平津战役前夕，兵团序列重组又把他推到更高岗位。至此，这支部队自升格后已有三任主官先后离开，师以上位置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平津一役结束，新番号“45军”诞生。陈伯钧带着十二兵团副司令的头衔兼任军长，部队南下追敌。京津地区留守任务繁重，警卫部队得抽人手，老旅长吴烈于是被中央点名留京。另一位老旅长黄鹄显在进入华中后，也被调去接掌134师。不出半年，45军内“从红军打到白崇禧”的老面孔就剩下丁盛一人。
这位丁师长当时管着135师。按年头论，他1930年就参加红军；按资历算，曾做过红二方面军政治处主任。抗战那会儿，他领着机动纵队在冀东拉锯，抗战胜利后随部挺进东北。一手带出来的“夜突击”“短促冲锋”法子，在黑土地上反复淬火，慢慢成了劲旅的标签。
天津会战是转折点。1949年1月14日拂晓，炮火掀起的尘埃还没落定，丁盛把刚换装的三八大衣一甩，简单一句：“跟我！”部队冲向民权门。三分钟后，城楼上红旗已飘，后续部队才踩着废墟赶到。有人形容：“像尖刀扎进豆腐。”那一下，让总前委记住了135师的硬度。
南线更凶险。衡宝战役打到极热，钢7军困守湘粤咽喉。丁盛受命穿插，夜行山道，直插白崇禧侧后。等敌人反应过来，退路已被封死。数万守军被迫掉头苦战，最终全军覆没。司令部电报寥寥：“八纵主力完成任务。”字少，分量却重。战后，陈伯钧在全军大会上拍着丁盛的肩说：“这个师，顶三别动队。”
1950年1月，陈伯钧被调往华东，指挥区舰队建设。45军需要新的带头人。张天云临时顶上，但他已被列入首批南京军事学院深造名单。缺口摆在眼前，谁来接？副军长空位先留给了丁盛。有人担心他“当惯师长，能镇得住全军吗？”然而不久后，张天云被正式通知赴校，丁盛自然成了代理军长，再过数周，任命电报落槌，他坐稳了军长之位。
外人或许只看到提拔的速度，却忽略了两层背景。其一，建国在即，军委着手推行正规化，大批老将调入各大军区、地方政府或院校，原有作战部队不可避免地出现断层。45军高层几乎同时抽空，不换人根本无法运转。其二，干部任用已悄悄从“论资排辈”转向“战场检验”。谁打得狠、打得准，谁就更容易获得信任。丁盛的战功恰好在这个窗口期被放大。
再看45军的内部名单，能挑大梁的确实有限。老参谋长去了北海舰队筹建指挥部，老政委转去粤桂边区负责地方武装改编。兵站、新兵团、校级骨干一个个分流，给丁盛留下的不只是上位空间，还有一摊子需要重整的摊子。有人形容那段日子：“连团长都得临时客串多职”。
值得一提的是，丁盛虽出身政治岗位，却对战术细节极为讲究。他常把指挥所前推到连排阵地前沿，亲自观察敌情，搞得参谋长直冒汗。衡宝穿插那夜，他只带警卫班攀山穿林，探清敌侧防线，再让主力轻装跟进。东野档案里留下批注：“行动符合夜战精神，可训。”
不难发现，丁盛的攀升既是形势所迫，也是能力使然。主官连番流动让45军出现了“高位真空”，而他手上的硬仗战报恰似一张最有说服力的“履历”。在那个急速变革的年代，许多干部被推到新的位置，有人跟不上节奏，有人迎风而上。45军的军旗继续南下，丁盛坐镇前线指挥所，筹备下一场入滇作战。就在蛙鸣与枪声交织的初夏夜里，这位新任军长的命令，通过电话线传遍丛林。他的名字，和那面八路出身的旗帜，一同写进了随后展开的西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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