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许世友85年病重时医护人员迟疑是否送医院，最终向守志果断决定：其他事情以后再谈！
1935年深秋，乌蒙山腹地枪声未息，负伤的许世友用随手拔来的野草包住弹孔，咬牙随队行进。他告诉担架兵：“别抬，我自己能走。”这一幕后来被战友反复提起，也成了他“能扛就扛”的注脚。
多年征战养成的倔劲，进入和平年代并未削减。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口腔检查时医生递上一根压舌板，他误以为对方要动刀，转身拂袖而去。自此，“医院”二字在他心里几乎与“战场”一样陌生且可疑。
时间滑到1985年3月，上海华东医院的常规体检揭开了危机。化验单上赫然写着“甲胎蛋白＞1000纳克/毫升”，相当于正常值的数十倍。医生们彼此交换眼神：这是典型的肝恶性病变信号。两个月后复查，指标依旧高悬，还附带一行字——广泛性肝硬化。
当时的医学界已把甲胎蛋白视为肝癌“警报器”。可在南京寓所里，老将军凭经验判断：“我打不完的仗都撑过来了，这点小毛病算什么？”一句话，把白大褂的担忧挡在门外。
同年夏初，中顾委在青岛开会。南京军区领导带着一纸红头文件赶来，请他即刻赴北京301医院。聂凤智、杜平、唐亮、萧望东轮番劝说，依旧触碰到那堵固若金汤的“许氏壁垒”。他摇着头：“北京的路太窄，人太多，我不上。”话音一落，屋里气氛比海风还冷。
9月30日拂晓，他在中山陵8号住所忽感剧痛，旋即昏厥，大汗淋漓，下肢暗紫。值班军医判断为肝昏迷，病危通知摆在桌上却无人敢签。护士悄声问独子许援朝，儿子红着眼圈却不敢违背父命，只能僵在原地。
上午十时许，军区司令员向守志匆匆赶到，看一眼便断然吩咐：“赶快送总医院，其他事以后再说！”一句话打破僵局，救护车轰鸣而去。许世友从此没有再回过中山陵旧居。
进入加护病房后，医护轮番上阵，强心、输液、剖腹减压，一切程序按部就班。10月1日，杨尚昆来看望，老将军艰难睁眼，低声道：“我完蛋了。”这是他首次当众承认败给了病魔。
昏睡与清醒交替。一次短暂清醒中，他把向守志叫到床前：“死后别给我烧，埋回老家，同我娘一个坑。”这句话不容置疑，却与当时提倡的火葬制度相悖。火化自愿虽写进规定，但少有人提出“例外”，更遑论开国大将。
申请电报送到北京，中南海灯火通明。邓小平阅后批下八个字——“照办，特事特办”。第二天，王震带话赶到南京：“这是给老许的特殊通行证。”病房里人声低回，连监护仪的滴答都显得格外清晰。
10月22日下午6时许，呼吸机停止了忙碌，心电波成一条直线。许世友终年80岁，从此“口含大别山土，身归故里”。10月31日，南京军区礼堂布置得肃穆无华，战友们脱帽默立，他往日的豪气仿佛仍在空气里回荡。
11月9日凌晨6点，一支悄然出发的车队抵达河南新县田铺乡。晨雾未散，松柏低垂。棺木落土时，家乡泥土掩住那柄刀刻般的坚毅面庞，旁边正是他日思夜念的母亲旧坟。礼毕，军号长鸣，山谷回声重重，似在告诉世人：这位一生不服输的铁汉，终于选择了最朴素也最固执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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