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藩王和满清八旗，到底谁才是坑苦天下百姓的真凶？

文/胡铁瓜

你有没有寻思过？那句你耳朵都听出茧子的“明朝那些藩王，把全天下的地都给占没了”，打根儿上，就是一句被人改得稀碎的瞎话？

前阵子我翻《明神宗实录》和《清朝文献通考》，扒出来两组连不少讲历史的都不敢随便往外说的、白纸黑字的官家数儿，看完我自己都愣了半天。

头一组，万历年间张居正领着人把全国的地都清量了一遍，户部最后定的准数，明朝全国耕地一共1200万顷。那整个明朝，从洪武到崇祯，所有分封的藩王、宗室，加起来的庄田，一共多少？

57万顷。

占比只有不到5%。

再看第二组，顺治十八年清朝官家自己统计的全国耕地数，一共549万顷。可从顺治元年清军进关，到康熙八年叫停大规模圈地，满打满算二十多年，八旗子弟靠着官家下的令，强占的地，一共22.7万顷，实打实算下来，占全国账面耕地也就4%出头。

但你可别被这数字糊弄了！这4%全是京畿、直隶这些地方的上等好地，像顺天府、保定府这些核心区域，八旗一伸手就圈走了70%-90%的民田，良乡、三河那些县更是连一分民田都没剩下。再加上那些被迫带地投充的，旗人手里攥着的地，在直隶地界能占到七成，这早就远超20%了！

更要命的是，明朝藩王那5%左右的地，不少是自己开荒开出来的，还得守着边疆、开垦荒地，可八旗这4%的地，全是骑着马跑一圈就插上旗的抢来的活命田，抢完了还把老百姓要么赶去盐碱地，要么逼着当奴才，这俩能是一回事吗？

了解完这些，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第一反应就是：不对啊？这跟我知道的咋完全不一样呢？

毕竟打小到大，不管是看电视剧，还是听人讲历史，翻来覆去说的，都是明朝老朱家的藩王，一个个都是趴在老百姓身上吸血的蛀虫，生了几十万子孙，把全天下的地都占了，把国库都吃空了，最后明朝黄摊子，全赖这群人。

可清朝的八旗呢？电视剧里不是能骑善射的阿哥贝勒，就是打下江山的功臣，就算后期提个鸟笼子逛茶馆，也不过是些没落的纨绔，咋看都比明朝的藩王强？

可为啥正儿八经的史书里的官家数儿，跟咱们印象里的样儿，差了十万八千里？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

今天咱不扯野史，不编段子，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玩意儿，就站在过去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算一笔最实在、最扎心的账。

在过去那农耕年月，老百姓活着，最看重啥？就是手里的地，嘴里的粮，能不能安安稳稳活下去，不被人随便抢走活命的本钱，不被人拿着特权随便拿捏身家性命。

咱就从这几点出发，一笔一笔算清楚：明朝的藩王宗室，和清朝的八旗子弟，到底谁抢了老百姓更多的地？谁给老百姓加了更重的负担？谁手里的特权，更能让普通百姓家破人亡？

这笔账算完，你心里自然会有答案。

咱先从老百姓的命根子——土地说起。

很多人对明朝藩王占地的印象，都来自福王朱常洵，说他去洛阳就藩的时候，万历皇帝一下就赏了四万顷良田，半个河南的地都归他了。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事儿打一开始，就被人掐头去尾改得没边儿了。

《明神宗实录》里写得明明白白，万历最开始确实提过四万顷的数儿，可满朝文武从内阁到地方官，拼了命地反对，说河南全省根本拿不出这么多好地，最后硬生生砍到了两万顷。就算是这两万顷，也不是全从河南老百姓手里抢的，一大半是山东、湖广那边的无主荒田，还有原来的卫所屯田，根本不是老百姓种了几辈子的熟地。

就这，还是整个明朝独一份的特例，根本代表不了所有藩王的平均水平。

就拿世世代代守云南两百多年的沐王府来说，很多人一提这个家族，就觉得他们镇守西南，肯定把云南的好地都占遍了。可万历年间云南巡抚亲自查完，上报给朝廷的数儿里，沐王府的庄田，最多的时候也就万顷左右。万历六年，云南全省的民田加卫所屯田，总共有18万顷多，沐王府的地，只占了5.6%，跟全国藩王占地的平均比例，几乎一模一样。

更关键的是，沐王府的这些地，不是靠着皇权硬抢的。从沐英跟着朱元璋平定云南开始，老沐家世代给大明守西南，平土司叛乱，挡外敌入侵，领着军民开荒、修水利、扩昆明城，在西南边境扎了一道稳当的屏障。就这不到6%的地，还有一大半是老沐家领着护卫和流民，从荒山野岭里一点点开出来的，不是从老百姓手里夺的熟地。

不止沐王府，整个明朝的藩王制度，打朱元璋设立的第一天起，就不是让儿子们躺着享福的。

很多人说，朱元璋分封藩王，就是疼儿子，想让老朱家子孙世世代代享清福。可你翻《明太祖实录》就知道，这话根本站不住脚。朱元璋第一批封的藩王，大多都打发到了最苦、最危险的地方。辽王、宁王、燕王、晋王、肃王、庆王，这九大塞王，全部分在长城沿线的军事重镇，手里握着护卫军，年年都要出塞跟北元的蒙古骑兵打仗。他们不是去享福的，是拿命给中原老百姓挡刀的。

就说肃王朱楧，他去的甘州，就是现在的甘肃张掖，那时候是西北边境的苦寒之地，冬天能冻掉耳朵，出门就能撞见蒙古骑兵。他到了之后，一边管着陕西行都司的兵马，一次次打退外敌，一边领着士兵一边当兵一边种地，开荒修水利，把原本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重新变成了能种出粮食的“塞上江南”。还把断了多少年的丝绸之路重新打通了，让原本死气沉沉的甘州，变成了商旅不断的西北重镇。

宁王朱权守的大宁，在喜峰口外头，是挡蒙古的最前线。他手里八万护卫军，不是摆样子的，年年都要出塞打仗。他在任的时候，领着士兵开荒种地，让边境的军粮自己就能供上，不用朝廷从南方千里迢迢运粮，也让当地老百姓不用再受转运粮食的苦役。

还有周王朱橚，去开封就藩的时候，河南刚遭了黄河水患，又打了这么多年仗，一平方公里就剩4个人。他到了之后，领着王府的护卫和工匠，组织流民在开封周边开荒百万亩，让河南的耕地很快就恢复到了北宋鼎盛时候的七成。更难得的是，他亲眼见过灾年老百姓啃树皮、吃草根的惨样，就在王府后院开了块试验田，种各种野生植物，分辨哪些能吃、哪些能入药，最后编了本《救荒本草》。这本书里收了414种能吃的野生植物，每种都有图、有吃法，后来几百年里，无数灾年里的老百姓，靠着这本书活了命。

可这套权责对应的规矩，到了靖难之役后，全变了。朱棣自己就是藩王起兵抢的皇位，他比谁都清楚藩王手里有兵权有多吓人。所以登基之后，一步步把藩王的兵权、参政权全削了，后面的皇帝又不断加限制，最后把明朝的藩王，变成了圈在封地的高级囚徒。

从永乐朝之后，明朝藩王身上的枷锁，多了去了。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当官，从政的路全堵死了，不能经商，不能种地，士农工商哪一行都不能干，连靠自己双手吃饭，都犯朝廷的禁令，不能结交地方官，就算跟本地知府见一面，都得通过王府长史传话，私下见面就是重罪，轻则削爵，重则圈禁一辈子，最离谱的是，连自己的封地都不能随便出，就算出城给祖宗上个坟，都得提前给北京的朝廷打报告，不批就绝对不能动，一辈子就困在王府那点地方里。

很多人笑话明朝藩王只会生孩子，可他们除了生孩子，还能干啥？读书不能考科举，练武不能带兵，经商犯法，种地也犯法，一辈子圈在王府里，除了生儿育女，没别的出路。可就算是这样，整个明朝两百多年，这些被圈养的藩王宗室，占的地也才全国的5%。

说到这，可能有人会说，就算只占5%，那也是吸老百姓的血啊？别急，咱再看看清朝的八旗，是怎么霍霍老百姓的地的，你就知道啥叫真真正正的明火执仗的抢，啥叫没底线的欺负人。

清军刚进关的顺治元年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就急吼吼地下了第一道圈地令。面上的话说得比唱的还好听，说只圈北京附近的“无主荒地”，还有明朝宗室、勋贵留下的庄田，用来安置跟着进关的八旗官兵，绝不占老百姓的私产。可这面上的好话，连一年都没撑住，就变成了没脸没皮的抢劫。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跑马圈地”。八旗兵骑着马，手里拽着绳子，在地里疯跑，绳子圈到的地方，不管是老百姓祖祖辈辈种的良田，还是辛辛苦苦开出来的熟地，全变成旗人的私产。地的主人当场就被撵出去，家里的房子、粮食、东西，全归旗人，连老婆孩子，都可能被当场掳走，变成旗人的奴仆。

顺治二年、顺治四年，清廷又两次下政令扩大圈地，圈的范围越来越大，从最开始北京周边三百里，扩到五百里，后来连整个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的大片好地，都被划进了圈占的范围。从顺治元年到康熙八年，大规模的圈地持续了二十多年，零零散散的圈地、换地，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才彻底叫停。

根据《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里的官家记载，光是顺治年间三次大规模圈地，就强占了超过16万顷的耕地。再加上全国各地驻防八旗圈的地，还有皇室、八旗王公贵族圈的皇庄、王庄，全国被八旗强占的地，总数超过22万顷。而顺治十八年，清廷自己统计的全国耕地总数，才549万顷。也就是说，八旗进关短短二十多年，就强占了全国超过20%的最好的耕地。

这个数儿，是明朝藩王占地总数的快四倍，占比更是明朝的四倍还多。更缺德的是，明朝藩王的庄田，大多是朝廷赏的，还有不少是自己开的荒田，可八旗圈的，全是京畿、山东、河南这些中原最核心的产粮区，是老百姓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最肥沃的熟地。

圈地令一下，数百万老百姓遭了灭顶之灾。顺治四年，户部给皇帝的奏折里明明白白写着，直隶全省90多个州县，有72个州县的地被圈了，很多州县原来上万亩的民田，圈完之后剩下的不到十分之一。顺天巡按御史李裪，给顺治写的《圈地疏》里，明明白白写着当时老百姓的惨样：“妇子流离，哭声满路”“民无恒产，相率逃亡，自缢投河者，处处有之”。

被圈了地的老百姓，被撵出家门之后，走投无路，全家一起上吊的，带着孩子逃荒，实在养不活，把孩子扔河里自己再跟着跳的，还有无数人一路往南逃，挖草根啃树皮，饿死在路边的，白骨遍地，数都数不过来。

更荒唐的是，旗人大多是关外渔猎出身，根本不会种地，抢来的万顷良田，很多直接改成了牧场放马，剩下的，也大多租给了没了地的汉人老百姓种，自己躺着收高额地租。那时候旗地的地租，最高能收到老百姓收成的七成，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一年地，大半收成都得交给旗人，自己也就勉强混个饿不死。

而且这些被圈的旗地，全是免税的，不用给朝廷交一分钱。朝廷每年的军费、俸禄、各种开销，要收的税，只能全压到那些剩下的、本来就贫瘠的民田上。这就闹出了个天大的笑话：老百姓手里的地越来越少、越来越差，要交的税却越来越重。很多老百姓就算风调雨顺，打下的粮食交完税，连一家人的温饱都保证不了，一旦遇着灾年，就只能家破人亡。

圈地之后，清廷为了护着八旗的特权，又搞出了投充制度和逃人法，这俩玩意儿，更是把北方老百姓推进了地狱里。

投充制度，说白了，就是允许旗人逼着没了地的汉人老百姓，“自愿”投奔到旗人家当奴仆。这些投充的老百姓，从此就成了旗人的私产，彻底没了人身自由，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是旗人的奴才，旗人可以随便打骂、买卖，甚至弄死他们，都不用担什么大罪。

而逃人法，更是中国古代史上最狠的律法之一。那些受不了虐待跑了的奴仆，一旦被抓回来，轻则鞭打刺字，重则直接弄死，而收留、藏了这些逃人的老百姓，不管你知不知情，直接家产充公，全家抄斩，就连左邻右舍，都要连坐，全流放到千里之外的宁古塔。

这条律法，很快就成了旗人里的恶棍抢劫老百姓的工具。那时候很多旗人，故意把自己的奴仆放出去，然后诬告老百姓窝藏逃人，直接把人家的家产全抢走，无数无辜的老百姓，就因为这个家破人亡。整个北方，因为逃人法闹得人心惶惶，连亲戚朋友都不敢随便留宿，生怕一不小心就被扣上窝藏逃人的帽子，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算完了土地这笔账，咱再看看这俩群体的特权，还有这些特权，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打实的伤害。

明朝的藩王，虽说有俸禄、有庄田，可他们的权力，被朝廷限得死死的。没有行政权，不能管地方上的事儿，没有司法权，不能随便处置老百姓，甚至连自己出门的自由都没有，地方官随时可以给朝廷举报他们的不法行为，一旦查实，轻则削掉爵位，重则废为平民，圈禁一辈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末的唐王朱聿键。崇祯九年，清军进关劫掠，都快打到北京了，朱聿键急得不行，不顾朝廷的禁令，带着王府的护卫北上勤王。可他还没到北京，就被崇祯下旨骂了一顿，直接废为平民，圈禁在凤阳高墙里整整七年。哪怕他是为了保家卫国，哪怕他半点儿不臣之心都没有，只要坏了藩王不能掌兵、不能擅自出城的规矩，就得受最狠的惩罚。

可清朝的八旗子弟，却有着一辈子的、全方面的特权，这些特权，不是只给少数王公贵族的，是所有旗人都能享受到的。这些特权，就像一张大网，压在全国汉人老百姓的头上，整整压了两百六十八年。

头一样，赋税和劳役的特权。旗人分到的旗地，全免赋税，就算是旗人后来买的民田，也能享受各种减税免税，可普通汉人老百姓，哪怕只有一亩薄田，也得按时按数交税，少一分都不行。旗人不用服任何劳役，所有修黄河、筑城墙、运粮草这些苦活累活，全落到汉人老百姓头上，无数老百姓就因为这些劳役，累死、病死在工地上。

第二样，司法上的特权。旗人犯了法，地方上的州县官府，根本没权力审讯、处置，必须交给专门的理事厅、旗人衙门处理。而且一样的罪名，旗人的处罚，比汉人老百姓轻得多。比如汉人老百姓偷东西，得扒了裤子打板子，还要在脸上刺字，一辈子抬不起头，可旗人犯了一样的罪，只需要挨几下鞭子，板子都不用挨，更不会刺字。就算是犯了死罪，旗人也有各种减刑、免死的法子，可汉人老百姓，只要犯了重罪，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第三样，也是最让汉人老百姓憋屈的，仕途上的特权。汉人想当官，只能走科举这条路，十年寒窗苦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算考中了进士，也得从最底层的小官慢慢熬，一辈子能当上知府、道台，就已经是光宗耀祖了。可八旗子弟，根本不用考科举，十岁就能入兵籍，按月领俸禄，长大之后，直接就能进宫当侍卫，轻轻松松就能进官场。很多八旗子弟，连字都不认识几个，就能当上知府、道台，甚至进军机处管大权。道光年间，甚至有八旗子弟连孔子是谁都不知道，居然都能考中举人，这种事儿，放在汉人身上，想都不敢想。

很多人会说，八旗是清朝的军队，他们拿俸禄、占地，是因为要承担保家卫国的责任。可你翻开史书就会发现，八旗进关之后，最大的用处，从来都不是抵御外敌，而是镇压老百姓，防着汉人反抗。

清廷在全国所有的战略要地，都修了满城，派驻八旗兵驻防。这些满城，全建在城市的核心位置，城墙高筑，戒备森严，满洲八旗住在满城最中心，汉军八旗住在外围，而负责守城、抵御外敌的绿营兵，全驻扎在城外。这种布局，打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防外敌，是为了盯着城里的汉人老百姓，一旦当地有老百姓起义、反抗，满城里的八旗兵，立刻就能出动，进行最狠的镇压。

从清初的江阴、嘉定、南昌大屠杀，到后来的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每次老百姓起来反抗清廷的压迫，冲在最前面镇压的，都是八旗兵。江阴老百姓为了反抗剃发令，守了81天城，最后城破，带队屠城的，就是八旗兵，整整三天，十七万老百姓遇害，全城没一个投降的；南昌城被清军攻破之后，带队的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谭泰，下令八旗兵屠城，二十万老百姓惨死；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八旗兵在各地镇压起义军，屠戮老百姓的记录，更是数都数不过来。

对外打外敌，他们次次溃不成军，对内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们倒是下手狠辣。这就是八旗兵两百多年里，最真实的样子。

而明朝的藩王，虽然后来被夺了所有兵权，可国家有难的时候，还是有不少人站了出来。除了前面说的唐王朱聿键，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很多藩王拿出自己的钱粮，招兵买马，抵抗起义军；南明政权里，鲁王、唐王、桂王这些藩王，在明朝灭亡之后，依然坚持抗清十几年，直到最后战死沙场，也没投降。

再看清朝的八旗，到了晚清，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几乎没什么战斗力。鸦片战争，英军打过来，驻防广州、浙江的八旗兵，要么望风而逃，要么一触即溃，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八旗的禁卫军在八里桥全军覆没，咸丰皇帝慌慌张张逃到热河，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更是看不到八旗兵有什么像样的抵抗。保家卫国他们不行，欺压老百姓、镇压反抗，他们倒是一把好手。

最后，咱再算一笔财政账，看看这俩特权群体，到底掏空了多少国库，给老百姓加了多少赋税负担。

很多人张嘴就说，明朝的宗禄拖垮了大明朝的国库，可实际上，根据徐光启《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和《明熹宗实录》里的官方统计，明朝天启年间，宗禄的定额是每年156万两白银，就算是宗禄花得最多的嘉靖年间，一年的宗禄支出也不过800多万石粮食，折算成白银，也就400多万两，最多只占明朝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到了明朝后期，很多低级宗室，根本拿不到全额的俸禄，甚至有不少宗室，因为不能经商、不能种地，又拿不到俸禄，最后活活饿死。

可清朝养八旗花的钱，是明朝宗禄的十倍还多。根据《清会典》和清代财政史料的记载，康熙年间，光是八旗兵的俸饷，每年就要花1200多万两白银，到了乾隆年间，更是涨到了1500多万两。这还不算皇室、八旗王公贵族的俸禄，不算八旗子弟的结婚钱、生孩子的补贴、红白喜事的补助，不算全国满城的修建、维护费用。这些钱加起来，每年要花掉清朝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明朝的老百姓，只需要养着十几万被圈在封地的宗室，可清朝的老百姓，要养着从几十万涨到上百万的八旗子弟，从他们出生到死，所有的开销，都要靠老百姓的赋税来承担。旗人一辈子不用干任何活，就能靠着“铁杆庄稼”吃香的喝辣的，而这些钱，全都是老百姓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民脂民膏。

说到这，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八旗对老百姓的伤害这么大，为啥咱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历史，都拼命抹黑明朝藩王，却很少提八旗的坏处？

答案很简单，因为《明史》是清朝人修的。清朝进关之后，为了证明自己取代明朝是名正言顺的，从始至终都在拼命抹黑明朝，夸大明朝宗室的坏处，把明朝的灭亡，全赖到老朱家子孙的奢靡腐败上。而对自己八旗集团对全国老百姓的掠夺和压迫，却拼命掩盖、美化，把八旗塑造成了开国立业、保家卫国的英雄。

更可怕的是，清朝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文字狱，把所有敢说八旗坏话、敢记录八旗暴行的书、文章，全烧了，把所有敢质疑的人，全满门抄斩。两百多年的高压统治，让很多关于八旗压迫老百姓的真实记录，都消失在了历史里。时间长了，很多人就只记得明朝藩王的奢靡，却忘了，八旗集团对全国老百姓的压榨，从进关的那一刻起，一直到清朝灭亡，整整两百六十八年，一刻都没停过。

写到这，我得说句明白话，我从来不是要给明朝的藩王洗白。他们本质上，还是封建皇权养出来的特权群体，他们吃的、用的、占的，说到底，还是老百姓种出来的粮食，织出来的布。

但咱们不能因为这个，就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不能拿着被人改得稀碎的历史，把一个占了5%耕地、被圈禁了一辈子的群体，骂成千古罪人，却把一个占了20%耕地、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了两百多年的群体，美化成开国功臣。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但历史也容不得随便篡改，容不得只挑对自己有利的话说，把对自己不利的，全藏起来。

现在，这笔账咱们一笔一笔算完了，所有的数儿，所有的事儿，全都是正史里白纸黑字记着的，没有半句瞎话，没有一个编出来的故事。

那么在你心里，明朝的藩王宗室，和清朝的八旗子弟，到底谁对普通老百姓的伤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