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俘虏惨状：松本博用皮靴踩踏心脏的暴行

1943年的冬天，从博多开往朝鲜釜山的军用运输船上，海风刺骨，甲板上挤满了被征召的日本青年。18岁的松本博就挤在这群人里，鞋底下是冰凉的铁板，背上是沉重的背包，他只被简短告知一句：“去中国，当卫生兵，部队是防疫给水部，很安全。”

当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即将驻扎的地方，是南京市中心一座熟悉却被改头换面的医院建筑；也更想不到，在那栋外表和普通军医院差别不大的楼房里，有人被关进一米见方的铁笼，有人被抽干最后一滴血，有人死后还要被军靴重重踩踏心口，再送进焚尸炉，连尸骨都被密密埋掉。

有意思的是，这一切，外界看起来却像是一座“防疫机关”的正常运转。名称堂而皇之，门面井井有条，敌我双方都很难想到，这里隐藏着日军细菌战网络中一处重要据点——“荣”字第1644部队。

一、伪装在南京市中心的“防疫给水部”

要看清1644部队的真面目，还得把时间往前拨一点。

1939年4月18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市中心原南京中央陆军医院的旧址上，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对外挂牌叫“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或“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在日军内部番号则是“荣”字第1644部队。

从外观上看，这一处本部选址颇为“讲究”。它西临扬子江，北面望向紫金山，附近有飞机场，周边还有日本宪兵司令部、领事馆、电影院、百货大楼、陆军医院等设施环绕。市民只会觉得这里是南京城里日军的一个后勤医疗中心，哪里会联想到细菌实验与活体试验。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套“防疫给水部”的说法，并不只用在南京。那几年，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多个地区，都设立了类似名号的机构，表面负责防疫、净水、消毒等事务，实际上与731部队有紧密联系，构成一个分工明确的细菌战体系。南京的1644部队，就是这个体系在华中的重要一环。

有研究指出，1644部队受731部队支持，在设备与技术上都得到补充，部队本身规模在千人以上，并在华中地区建立多个支部。南京本部既是指挥中心，也是试验地点。可以说，它与东北的731部队互为呼应，一南一北，共同支撑起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细菌战布局。

不过，所有这些真实用途，都被层层保密制度压在地下。部队内部大量人员需要签署誓约书，承诺终身不得外泄实验内容。外人看到的，只是一个“负责防疫”的专业机构；军人进来后，才逐渐意识到，这里的“工作”，远远超出普通医疗的范畴。

二、从农家少年到“卫生兵”，一步步被推到门口

1925年，松本博出生在日本熊本县八代的一个农民家庭。战时的日本农村，家里孩子多，土地却有限，家境并不宽裕。到了1943年，他18岁，正是被军部重点征用的年龄。

那一年，他被征召入伍，先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步兵训练，之后被分到卫生兵教育队学习，大约半年。课程主要是包扎、简单护理、基础卫生知识等，在他看来，这比直接上前线端枪要“安全”一些。教官对他们说：“防疫给水部，是保护部队健康的重要单位，你们是做有技术的工作。”

完成训练后，他从博多登船，抵达朝鲜釜山，再经陆路辗转进入华中。最后，车队在南京停下，他被带到中山门附近的一处建筑群——这原本是中国中央大学医院的一部分，战时被1644部队征用。他被分配到其中一栋楼，编号7号楼。

7号楼外表依旧是医院的样子，楼道里有消毒水的味道，墙上挂着标示牌，写着病房号、办公室、仓库等字样。日军军官告诉他们，这里关押的是“特别俘虏”，需要严密看守，不得随便接触，不得打听原因，不得对外多言。

松本博的正式岗位，是卫生兵兼看守。他负责给关押室送饭、收拾简单用品，执行上级命令。理论上，他并不属于真正参与实验的核心人员，更像是站在门口、打杂的外围人手。但他所在的位置，恰好能看到一部分真实场景，也因此，在多年之后，他的证言成了拼合1644部队犯罪过程的重要一块。

有一次，他忍不住小声问身边的老兵：“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对方瞪了他一眼：“少问，问多了，对你没好处。”这句回绝，放在当时部队的氛围中，再自然不过。

三、“一米见方”的笼子里，年轻战士蜷缩成一团

7号楼里，最让松本博难以忘记的，是那些专门用来关押中国战俘的铁笼。

每个笼子长约1米、宽约1米，高度也有限，人钻进去之后，根本不能直立，只能抱着膝盖蜷缩着坐着。腿不能伸直，腰也无法完全舒展，长时间下来，肌肉僵硬，关节发麻。大小便就在笼子里一个小罐子里解决，空气混杂着汗味、粪臭味和潮气，令人窒息。

据他的回忆，当时被关在7号楼里的是7名中国战俘，多数是年轻战士，还有人年龄比他还小。抓捕这些人的，是南京的日本宪兵队，随后被送到1644部队，理由是要进行“特别处理”。

他后来回忆：“我看他们这样，就没有太严厉对待，只要不被上级看到，允许他们小声说话。”在那种环境下，这一点点“放松”，说起来微不足道，却也显露出基层士兵复杂的心理状态。一边是严格命令，一边是近距离看到同龄人像牲口一样被关在铁笼里，不是所有人都能完全无动于衷。

战俘被送来后，大约过了一天，医务人员就开始介入。他们会给俘虏注射某种药剂，或强迫口服一些液体，然后将他们再次关回笼子。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医务人员不时记东西、对照体温、观察反应，仿佛在进行一项“实验记录”。松本博知道这些，却被禁止靠近具体操作区域，只能在走廊尽头站岗。

从他的说法看，这一段持续了三四个月。战俘们在一米见方的空间里，时而发烧，时而寒战，有的人身上冒汗，有的人咳嗽不止。至于究竟被感染了什么细菌、进行了哪种试验，他当时并不清楚，也没有资格知道。留在他记忆中的，只有关押环境和之后那一整套更加惨烈的“处置”过程。

四、蒙眼、抽血、皮靴重踩心口——所谓“处置”的全套过程

三四个月之后，7号楼的气氛变得更压抑。一天清晨，一名军官把松本博叫到一旁，声音压得很低：“等下会有几个人被带往处置室，你负责在外面看守，不许离开岗位，不许多看。”

那天开始，战俘被一个个从铁笼中拖出来，双眼被黑布蒙住，头上罩上黑色头巾，手脚被捆住，随后被抬到楼内一间专用房间——这就是所谓的“处置室”。

按松本博的回忆，房间中央有一张类似手术台的铁台，上面可以固定四肢。战俘被放倒其上之后，脚踝会被皮带死死束缚，双臂也被绑住。医务人员会实施麻醉，让对方失去知觉。接着，开始抽血，而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采血”，而是将体内血液尽可能全部抽干。

过程非常机械。输血管插入静脉，血液顺着管子流入容器。随着时间推移，皮肤颜色逐渐发白，呼吸越来越弱，身体一点点失去温度。等到确认几乎没有血液流出时，一名穿着军靴的军人会走到铁台前，用力踩踏战俘的心口位置，确保没有任何残余的生命迹象。

“会穿着皮靴踩踏他们的心脏。”多年以后，松本博如是形容这一幕。这句话听上去冷冰冰，却高度概括了日军在这些“处置”中的态度——对战俘的身体，不再视作“人”，而只是实验材料，用完之后要彻底清除。

身体被确认死亡之后，遗体会被送往电气焚烧炉。焚烧时，烟囱冒出呛人的烟雾，夹杂着难以形容的臭味。附近的士兵都知道焚尸炉在工作，却很少有人主动靠近。焚化后剩下的骨灰，被悄悄装袋，运往附近一处地点掩埋，有证言显示，是在当时的军官学校对面一带。

细节严酷到难以直视，却并非孤例。在日军细菌部队体系中，战俘或被捕平民常被称为“材料”或“材木”，而不是“人”。人体实验、解剖、全血抽取、焚化处理，在731部队等地也有类似记录。南京1644部队所做的，正是这一整套犯罪模式在华中地区的延伸。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流程被严格封锁在少数人圈子里。参与具体操作的多为军医、技术人员，而像松本博这样的卫生兵，只能在边缘位置看见其中一部分，却同样被要求绝对保密。一旦泄密，惩罚从军法审判到当场处置都有可能，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五、逃离南京前夜，销毁证据与仓皇溃散

1945年夏天，战局形势已不言而喻。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南京的日军部队一片慌乱，1644部队也不例外。

这一段路走得十分紧张。交通线被打断，补给混乱，许多原本彼此熟悉的战友在途中失散。有的人选择藏匿，有的人跟着不同部队辗转而行，能否活着回国，抱的都是侥幸心理。

最终，松本博还是回到了熊本县的老家。从细菌部队外围人员变回一个农家子弟，外人看起来只是多了军装和战争的阴影。但对于他来说，那些在7号楼看到的场景，并没有因为地理上的距离而被抹去，反而在安静的乡村夜里，一幕幕重新浮现出来。

六、母亲的一句斥责，和迟来的证言

回到家后，有一天，他向母亲提起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提到了南京，提到了“防疫给水部”，也含糊说到战俘被关押、被处置的事情。

母亲听完后，沉默了片刻，脸色阴沉下来，据他的回忆，大意是责备了一句：“你参与那种部队的事情，是家门的不幸。”语气里有愤怒，也有深深的羞耻感。

在当时的日本农村，很多家庭只知道自己的儿子上了战场，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如细菌部队这类机构内部究竟做了什么。等到零星消息传出，有人渐渐意识到，那种“防疫”“研究”的名号背后，是难以启齿的内容。父母对孩子的责怪，不完全是道德审判，也有一种对命运安排的无奈。

松本博在家里不再多说，但这段经历始终压在心底。多年以后，当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日军细菌战问题，有研究者和记者找到他，希望他能回忆在1644部队的见闻。他起初有所犹豫，担心说出真相会招致非议，但最终还是选择做了口述。

在接受采访时，他提到铁笼的大小、战俘的状态、抽血时的场景、军靴踩踏心口的动作，也提到焚尸炉飘出的刺鼻烟雾。这些细节与其他证言相互印证，使得1644部队的罪行轮廓更加清晰。

不得不说，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曾经被卷入犯罪现场的基层人员，在战后留下的证言，成为揭开历史黑幕的重要线索。他们很多人并非主要决策者，也未必完全理解整体构架，但他们记住的是具体场景、具体动作、具体命令，恰恰是这些碎片，构成了历史调查难以缺少的部分。

七、从东北到华中，细菌战体系的一环

把南京1644部队放回整个侵华战争的背景当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日军细菌战的核心基地，在东北的哈尔滨平房，即731部队所在地。那里从1930年代起系统进行细菌研究与人体实验，试验对象包括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等。随着战局扩大，在华各战区需要配合展开相关行动，于是“防疫给水部”这类伪装机构陆续出现。

1644部队设在南京，位置极具战略意义。这里是华中重镇，又是曾经的首都，交通便利，医疗设施易于伪装。通过731部队提供技术支持和部分人员调配，1644部队很快具备实验、储存与扩散细菌的能力，对外则仍然打着防疫的旗号。

可以肯定的是，1644部队不仅仅局限于南京本部，还在周边地区设有支部和联络点，参与华中地区的细菌战准备和实施工作。与之类似的还有驻北平、广州等地的其他“防疫给水部”。这些单位分散在各大战区，表面看各自为政，实际上共同服务于一个整体计划。

就1644部队内部结构而言，军官、军医、技术人员构成核心层，掌握实验内容与目的；卫生兵、勤务兵则在外围负责看守、搬运、清理等工作。松本博所在的位置，正好是这一外围层级。虽然接触不到最高机密，却在日常工作中不断与实验现场发生擦边接触，从而留下了一些关键记忆。

从结果来看，这种多点布局的细菌战体系，并未改变日本在战争中的失败结局，却给中国平民、战俘带来了严重伤害，也埋下了难以完全彻查的历史问题。南京的1644部队，长期以来远不如731部队那样为人所知，直到越来越多证人发声，才一点点轮廓清晰。

八、少年兵的视角与历史记录的价值

回到松本博本人，他在1644部队只是数以千计基层士兵中的一个，既不是主要执行者，也不是决策者，却恰好站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既被要求保密，又接触到了部分真相。

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日军细菌部队内部的人员构成并不单一。有狂热的军医，有冷酷的技术官，也有像他这样出身农家的年轻人，被战争裹挟、被命令摆布，在执行琐碎工作时逐渐看到一些无从解释的景象。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战时他们往往沉默，战后才有机会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回想、叙述。

这些回忆当然有局限，时间拉长之后，细节难免有模糊之处，有的地方还需要史学家持续核查。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他们的口述，就很难把1644部队这种高度保密单位的内部运作拼接出来。官方档案多已被销毁，现场遗迹也在战后建筑变迁中大多消失，留下的只有零碎证言。

1644部队在南京的活动，从1939年持续到1945年。短短六年里，发生的事远不止一个少年兵所能目睹。被俘中国战士的具体姓名，很多已无从查找，埋在军官学校对面土里的骨灰，也难以一一辨认。但通过松本博这样的见证者，人们至少可以知道，在南京市中心那栋被称为“防疫给水部”的楼里，曾经有人被关进一米见方的铁笼，曾经有人被抽干血液、心口被军靴踩下，曾经有人被灰飞烟灭般处理掉，连死的方式都被当作“实验数据”的组成部分。

1945年之后，战争结束，1644部队的番号不复存在，原南京中央陆军医院的旧址也经历了无数次改建与变迁。街道继续喧闹，江水依旧东流，扬子江边和紫金山下的景色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1943年那个乘船来到中国的少年兵，曾经在这里走过的长廊、站过的楼道口、闻过的焚尸炉臭味，和他后来讲出的那些细节，让这座城里一段被刻意遮掩的历史片段，有了具体的形状和温度。

关于1644部队的故事，还远没到完全说清的时候。不过就已知的证言与史料来看，被日军俘获并送往这种部队的中国战士，遭遇之惨，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他们没有留下完整的名字，却在铁笼、试验台、焚尸炉之间，见证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体系最阴暗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