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龄修：老师教我钞卡片和我的卡片的厄运

老一辈学者使用的卡片

现在的史学工作者贮存史料的方法，多数人采取输入电脑。少数老人不掌握此种先进技术，仍钞卡片。转过三十年前，还都是摘钞史料卡片。也有全凭记忆，不钞卡片的史学家，如张政烺师、史树青先生等。他们都有惊人的记忆力，用“过目不忘”四字形容不是过誉。张先生的记忆力人人皆知，个个佩服。这里单说说史先生。我自1959年借调到历史博物馆结识史公以后，彼此很谈得来，他住东城区东堂子胡同(因此史公便借街道名自号东堂),我住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本所内，相隔很近，来往较多。“文革”后期，有好几年，他年年邀我春游或秋游散心，或去香山，或去八大处，在郊外叨扰其饮啖。有时他的诗兴大发，一边走路，一边低吟浅哦，转瞬成七绝一首，吐词典雅大气。可惜我于此道全在门外，不仅不能应和，而且听完其妙句也记不住，让他扫兴。平日交谈最多的还只有历史，有时说话需要佐证，他随手就从架上取出一册书来，一翻就是所要的记载。我对他这一手佩服得五体投地。驽钝如我，离开卡片，书的内容就模糊，后来年纪越大，对自己的记忆力越不自信。

卡片盒

我钞卡片是从大学二年级开始的。在此以前读书，只能将要点记在脑子里，或札记一二语在本册中。但研究历史引述史籍需要忠实于原文，历来的做法便不敷用。1955年，许大龄师讲授中国史(四)期间，有一次我同他谈起读古籍记史料的事，他告诉我要钞卡片，并且说明钞卡片的方法。他说，最好一事一片，分不开时也可数事一片，文字有节略处要注明，节略文字是极费斟酌的一样工作，千万不要因为节略而使史事不连贯，甚至单看卡片看不懂，钞完后要与原书核对，有出入要及时改正，最后要写清楚出处，等等。从此，我才开始钞卡片，至今没有停止。我选择的是小卡片，有横格，纸质半硬，色泽白而光滑，但吸色性能好。价格相对说来很贵，每百张一札，每札价人民币(新币)七角多，那时买一个搪瓷脸盆也只有两三元，我每月伙食费实际支出不超过十元(米饭每碗人民币三分、馒头二两每个三分、稀饭每大勺一分、特菜高价、甲菜二角、乙菜八分或一角、丙菜五分、丁菜三分，特菜、丁菜不常供，以上记忆不一定很准确)。我想卡片价格贵可能因为用的是进口纸张。那时用国产纸张印制的卡片色泽灰暗，表面粗糙，最恼火的是，它是用多层纸裱糊而成的，受潮容易起泡，浆水不到或干脱处容易裂口或分开。我喜爱进口纸卡片美观实用，常省吃俭用，每次买一札。到1956年吴晗师上课时，特别讲过抄卡片的格式，说明卡片上所印长横红线上面中间偏左处写史料反映的时间、地点，偏右写自拟史料小题或提要，垂直红线左面写史料出处，右面为卡片主要部位，钞写史料内容。吴先生特别强调，卡片要经常整理，分类入藏，分类很重要，不然有好材料也找不着。又要经常检看、揣摩，熟悉卡片内容和问题，这实际上已进入研究过程，有所梳理、归纳，这样才能确定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和继续探索的方向。钞好卡片后，撂在一边，不问不管，等于不钞。我一一照着做，我的卡片开始进行规范化。

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藏书丰富，是莘莘学子吸吮知识乳汁滋养自己的无穷无尽的来源。它的普通藏书已很了不起，其善本阅览室尤多珍稀孤善册籍，还有著名的李氏(盛铎)、马氏(隅卿)等特藏，具有国际声誉。那时的阅览规则规定，二年级以上学生，携系介绍信方可入室阅览。我是怀着好奇心，在一年级时并无系介绍信就混进去阅览，随后就成为那里的常客。管理员赵凤岐先生是典型的北方大汉，对求知若渴的学生富有同情心，他在权力所及的善本阅览室里也有两项土政策：一是对系介绍信这一条取放松的眼开眼闭的态度，二是厌恶借阅古典通俗小说(当然携有研究参考必须借阅证明者在外)。我好几次听到他念叨：“青年人血气方刚，看这些小说没有什么好处。”我在一年级时是非法混入者，所以总是小心翼翼不去犯禁，以保护我的阅览权。我明知那里藏有《三刻拍案惊奇》和《二刻醒世恒言》,抱有强烈的好奇心，想一知究竟，但也努力克制，直到毕业都没有借阅过。这样，我在善本室和普通室都看了不少好书，主要是明清集部、史部方志类的书，钞了不少卡片，对后来我写毕业论文《明代的山陕商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的毕业论文虽然幼稚浅薄，但是充实而不空洞，初步表现出我写作的一种风格，实在是因为它有较多的卡片作为基础。

但是，我的卡片在我毕业前夕遭到了厄运。我是1958年秋毕业的。自从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以来，极左思潮以惊人的速度、深度、广度滚滚推进。系团总支(似非校团委，记不清了)为配合这种思潮的进展，举办一个展览，推广读书无用论，于是我的卡片被看中为反面教材。一位詹姓委员多次找我借用这些卡片以供陈列，“教育”大家。但是这位委员从不说明是什么陈列、什么“教育”。当我询问时总是回答得模棱两可而空洞费猜。其实我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坚决抵制。于是詹姓委员搬请我班党支部书记邹志正出面动员，要求我克服困难，进行配合。很惭愧，我的骨头不够硬，我作为共青团员，被迫交出我读书四五年的心血，而且还借同班同学杨讷的一个木箱子盛着。展出时我去看了一下，板子上贴着简短的说明，意思是这位同学辛辛苦苦抄了这么多史料卡片，究竟有什么用，最终只做了那些古籍的俘虏。我看了，为搞这种展览，写这种说明者感到沉重的悲哀。我想，他们首先应该问自己，进到最高学府的历史系来，究竟要干什么?究竟有什么用?最后，让我出乎意外的，只是詹委员不负责，踌躇满志地连木箱捧走我的卡片，却在展出时和撤陈时不加强保安，不知何时何故，我的卡片连木箱不翼而飞。我的劳动，我的心血，我节衣缩食的微薄投资，一下子都化为乌有。

我对北京大学的老师们给我的教育，始终心存感激，没齿不忘。但卡片事件无情地嘲弄和挫伤了我对北京大学的良好看法和诚挚感情。这个侮辱、捉弄知识和学习的弱智的展览是有人批准才举办的，一些人不过是跑跑腿、动动手而已。一个高等学校不鼓励读书学习，办它干什么?如果不改弦更张，最高学府和几代人建立起来的学术威望，将被一些蠢家伙打得粉碎。我的卡片被窃毕竟只是小事一桩嘛。

我的卡片的厄运至此还没有画上句号，继续有余波荡漾。我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卡片不用自己买，作为文具发给。我于是积极重建史料卡片，到“文革”时又具备一定规模，在我完成各项科研任务时发挥作用。有时答复同行、读者问题也有用处，记得1972年我被调回京，有一次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时，朋友问旗帜上、告示大印上有“竖仰攻济”四字，用此种旗帜和大印的部队是什么部队。我答应一查，一翻检我的卡片，还真钞有相关的纪事。于是我写信答复说，使用“竖仰攻济”标志的旗、印的，是乾隆末台湾凤山、彰化等地爆发的陈周全天地会起义，并转录姚莹《东槎纪略》相关纪事为证。而此前我的卡片又扫数“丢失”近一年，1971年才回到我手中。

原来，1969年我下放干校(在河南息县)时，除户口留京外，其他一律带往干校。藏书只留有一满肥皂箱，余者都作为废品以每公斤二角八分的价钱处理掉了。但卡片不舍得丢弃，也随我到了干校，放在床下。1970年，我回湖南新邵探亲，请熟识的西医做了肛门瘘管手术，但伤口长时间不能愈合，以致在新邵滞留两三个月之久。回干校后，发现情况大变，我的行李物品只有皮箱、被褥犹存，其余散件、小件，连同己打捆成包的卡片在内，一概无影无踪，问谁也说不清。我逐个房间寻找，找回各种零七八碎的物品，唯独卡片始终不见。卡片丢失触发我的旧痛，悄然而悲，难以平静，以为将要离开一个单位(根据工军宣队动向，本单位解散为期不远),就丢失在那里多少年的积累……

但这次是虚惊。1971年我们离开干校转移去明港时，生产组组长温伯友先生忽然叫我，说你嚷嚷丢了卡片，这麻袋里尽是卡片，你看是你的吗？我赶忙应声去看，卡片一张不少。我如见故人，握紧麻袋口有半分钟久……

（原载《万象》杂志2011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