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队过江，留给他两副担架和两个重伤员，几年后他拉起一支队伍

绝境里的坚守，从来都不靠一时的热血冲动。时代变局之下，有人选择随大部队安稳撤离，也有人主动扛起没人愿意接的重担，在孤立无援的处境里硬撑下去。那段皖南抗战岁月，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往事，一个普通新四军干部，临危受命留守深山，带着两名重伤战士，硬生生在敌人包围圈里闯出一条生路，组建起游击武装。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之后，新四军主力突围分批北渡长江转移，皖南当地局势瞬间恶化。日军、伪军加上国民党顽固派武装互相勾结，封锁山林要道，挨村搜捕失散的新四军人员，整个皖南山区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刘奎当时担任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作战训练科参谋，跟着突围队伍一路转战，本应随大部队一同过江撤离。

就在准备连夜渡江的关头，突围部队临时支部书记李志高找到他，带来了组织的临时安排。告知大部队即刻渡江北上，留下两副担架和两名重伤战士，由刘奎就地留守皖南山区，坚持敌后游击斗争。当时周边全是匆忙整装撤离的战友，谁都清楚留下意味着什么，留下来就是直面层层封锁，没有后援，没有补给，几乎是九死一生。

刘奎走到担架旁查看伤员情况，一名是李健春，胸口被弹片击伤，伤势很重，伤口反复渗血，根本无法行走。另一名是黄诚，作战中右臂和腿部负伤，行动完全受限，只能躺在担架上休养。当时没有专业医护人员，药品极度匮乏，连最基础的消炎敷料都很难找到。李志高没有多余交代，只叮嘱他务必保住伤员，在山区隐蔽坚持，等候后续党组织联络。

大部队趁着夜色悄悄渡江离开之后，整片山林只剩下刘奎和两名重伤员。他不敢走官道村镇，只能抬着担架往深山密林中转移。山路陡峭湿滑，仅凭他一人根本没法正常抬运，只能就地砍削树枝做成简易抬架，慢慢挪移前行。白天躲在山洞密林隐蔽，不敢生火，不敢出声，到了夜里才敢趁着月色赶路。

伤员伤势时常发作，疼得彻夜难安，刘奎只能用山里采集的草药简单包扎，省下自己仅有的一点口粮分给伤员，自己常年靠挖野菜、啃野果充饥。遇上敌人搜山的时候，他先把伤员掩藏在灌木丛深处，用枝叶严密遮盖，自己持枪到高处放哨警戒，好几次搜山队伍离藏身地只有几十米，全靠山林雾气和茂密植被掩护，才侥幸躲过排查。

长期隐蔽不是长久之计，想要活下去，还要保护好伤员，必须联络地下党组织，收拢失散的新四军战士，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刘奎利用夜间悄悄下山，联系当地地下党员，寻访事变中打散流落的战士，不少隐藏在乡间、给地主做雇工的老兵，纷纷主动找到他，愿意跟着留在山区坚持斗争。

1941年5月，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在泾县与旌德交界的朱家坑，正式组建黄山游击队，刘奎担任队长，李健春伤愈后出任指导员。这支队伍刚组建时只有八个人，武器只有两支半枪，其中一支枪械存在故障，根本无法正常射击，全部子弹加起来不足百发，装备条件简陋到极点。

1941年7月9日，游击队主动出击，攻打旌德庙首乡公所，这是队伍成立后的第一场硬仗，首战就取得胜利，缴获一批枪支弹药，也打出了新四军还在皖南坚持斗争的声势。之后队伍白天分散隐蔽，夜间主动出击，破坏敌军交通线路，袭扰小股巡逻敌人，保护当地百姓不受侵扰。

周边百姓看得到游击队的所作所为，冒着被牵连的风险，深夜翻山给队伍送粮食、盐巴和草药，主动帮忙传递情报，掩护战士隐蔽休养。李健春、黄诚伤势逐步恢复后，也投入队伍工作，协助整编人员、开展群众宣传，跟着刘奎一起稳固游击根据地。

往后几年时间里，队伍一步步发展壮大，打破敌人多次大规模进山围剿。到1943年，游击队人数已经发展到两百多人，配备了机枪等重武器。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刘奎带领的游击武装已经扩充到八百多人，成为皖南地区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为后续皖南全境解放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年临危受命留守，没人给他许诺前途，也没人给他补给支援，只有一副担子、两名伤员。他没有选择退缩逃避，靠着一股韧劲和初心，在深山里站稳脚跟，聚拢力量。

那个年代的革命者，做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认准组织托付的责任，认准守护百姓的本心。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安稳的环境，仅凭信念和坚持，就能在绝境中闯出一番局面。反观当下，很多人遇事只考虑个人利弊，稍有难处就退缩推脱，不愿承担责任。回望这段真实的历史，老一辈人的担当和坚守，到底值得我们传承什么，每个人心里都该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