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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这个人,一辈子嘻嘻哈哈,没几个能让他服气的。
可晚年有人问他,当年黄埔谁最受尊敬,他收起笑容,说了一个名字,严立三。“我们都愿意叫他大哥。”
在黄埔,能让陈赓低头叫大哥的,不是校长蒋介石,不是哪位教官,是严立三。
那年严立三也才二十来岁,管着全校学生的队列和内务。
每天早上他第一个站在操场,腰挺得笔直,绑腿绑得一丝不苟。半夜查铺,谁的被子踢掉了,他弯腰给掖好。
伙食不好,他端着饭盒跟学生蹲一块儿吃。
有学生病了,他能连着好几天守在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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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他骨子里就是这样一个人。
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后来蒋介石自己也发现,有些通知军委会发下去学生们磨磨蹭蹭,可要说是“严大哥说的”,没有不立刻办的。
严立三的爹是前清县令,一辈子两袖清风,留给儿子的只有一句话——做官先做人。他拿父亲当镜子,后来的路,每一步都照着这镜子走的。
南昌起义过后,国民党命令他去截击起义军的残部。
当时起义军刚打完会昌败仗,疲惫不堪,弹药不足,只要严立三的部队压上去,历史可能改写。
他接了命令,按兵不动。不是时机不好,是不想开枪。
他给手下的解释是地形不利不宜追击,可私下他跟一个同僚说了一句:中国人打中国人,打成这样了还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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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人后来回忆,说严立三讲这句话时,眼睛看着远处的山,半天没再吭声。
蒋介石当然知道怎么回事,气得发抖,当场下了他的枪,给了他一个闲差。
冷板凳一坐就是好几年,没人敢去看他。
陈赓去过一回,是偷着去的。
进门一看,当年威风凛凛的教官在湖边钓鱼,裤腿卷到膝盖上,晒得黝黑。
陈赓想安慰一句,他摆摆手,说你看这鱼多自在。
抗战一打响是他离军队最远的时候,蒋介石把他扔到湖北管民政。
不给一兵一卒,让他抓吏治、搞赈济。他二话没说就去了。
那几年湖北大旱连着大水,又赶上日军的飞机天天在头上转,他在废墟和泥泞里一座城一座城地跑。
有人说你别这么拼,他说现在每一粒米都是前线将士拿命换来的。
就在这段日子里,有一天他收到一封军中信,是陈赓托人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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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上只有四个字:大哥,保重。他把信折好放进贴身口袋里,没回。他们早已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人了,有些话,说不出,也不用说。
湖北沦陷后,他硬是自己募了三百多人拉了一支保安团,连重机枪都没有,就敢在敌后跟日军的整编部队周旋。
有一回他带着这支杂牌军顶在阵地上,打了整整一天一夜,直到援军赶到。
身边的副官说您先撤,他擦着眼镜上的灰说了一句,我不能退了,后面是武汉。
那场仗打完,跟随他最久的一个老兵给他敬了根烟,没点,说他抽烟的样子还跟黄埔时一样,一根烟只吸三口,剩下的全燃没了。
1944年,抗战快胜利了,他的身体撑不住了。
病来得迅猛,送去重庆治,路上他还在问鄂西的赈灾粮到了没有。
到重庆时人已经脱了相。医生说主要是累的,身子骨早掏空了。
他死的时候身边没几个亲人,棺材是几个学生凑钱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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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延安,陈赓把自己关在窑洞里整整一天,不吃不喝。
警卫员后来跟人说,他听见窑洞里传出来的声音像狼嚎。
他到底不是个伤感的人。
只是在黄埔同窗里,他是他最想再拍一下肩膀、再叫一声大哥的那一个。
那以后陈赓又打了半辈子的仗,见过数不清的惨烈场面,可他再也没在旁人面前提起严立三,一句也没有。
有些人的分量不是挂在嘴上的,是搁在心里头某个犄角旮旯,从不挪动,哪怕捂了一辈子。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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