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躺平”成了口号，当奋斗不再被奖励：我们正滑向另一个“失去的三十年”？

1989年，52岁的佐藤在东京一家老牌建筑公司当课长，年收入1200万日元（按1989年汇率约合人民币32.8万元）。

“在东京郊区拥有一户建，开着进口轿车，每年冬天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去北海道滑雪。”[1]

以佐藤为代表的中产，是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缩影。

1991年日本泡沫破裂，佐藤虽然保住了工作，但工资直接被砍到原本的三分之一，年终奖从过去的“半年薪水”，变成了年底的“一箱苹果”。

每月要还的房贷、还在上学的孩子、需要看病的老人——这些日常开支一项未减，但佐藤维持生活的手段，却成了一个致命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从昭和到平成，只见过上坡路。谁也没教过我们，下坡路该怎么走。”

彼时，正值中国自建国以来的第三次婴儿潮，“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施行后的第一批人，降生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十年。

他们同样被灌输“知识改变命运”、“奋斗成就人生”的信念，在房价飙升、职场内卷、高婚育成本的重压下奋力奔跑。

然而，努力越来越难以兑换成可预期的回报，传统的“成家立业”也变得遥不可及。

佐藤那一代人面对的是从顶峰坠落，而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则是在攀登途中，开始怀疑山顶是否真的存在。

所谓的“躺平”论调，也是从这一代人开始，被反复提及。

低欲望社会：从日本镜鉴看中国现实

什么是低欲望社会？

最直观的体感在消费层面：不买车、不买房、不买奢侈品，只追求高性价比。

短时间内，便利店在日本的大城市遍地开花，以优衣库为代表的“低价良品”悄悄崛起，1990-2000年间，优衣库销售额年均增速达到了46.1%。

持续性的通缩让日本的职场结构发生剧烈变动。

终身雇佣制瓦解，人们被迫选择派遣员工和“飞特族”（通俗讲就是自由职业者）。非正规雇佣比例从1985年的16%飙升至2006年的34%。[2]

最残忍的淘汰制出现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如果没有足够的运气把握住机会，丧失进入终身雇佣的大门，就只能长期从事非正规雇佣工作。

这批降生于“一亿总中流”的大多数人，成长于父辈搭建的中产生活，却要在自己成为父辈的时候，完成彻底告别。[3]

通过媒体能零星了解到，近几年出现部分日本老年人再就业，这批老年人，正是还需要抚养“废柴”儿女的“团块世代”。

为了刺激经济颓势，日本政府举债抬高杠杆，银行加大货币宽松，日本六大城市的地价指数10年内上涨6倍，一般工薪阶层即使用毕生储蓄也无力在大城市买下一套住房。

但是，随着国际资本获利后撤离，1990年，日本房地产金融泡沫迅速破灭，房地产价格随即暴跌，股价、地价市值共减少约1000兆日元，相当于日本GDP的两倍，日本房地产业全面崩溃。[4]

金融机构相继破产，企业资产负债表持续衰退，制造业开始向海外转移，此时，日本正式进入了平成“失去的三十年”。

1990年的日本，能看到许多现在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2023年，中国宏观杠杆率达281.8%，房地产价值占GDP的25%；

2022年中国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面临严峻的少子老龄化挑战，进入结构转换期；

2022年国考报名增长率达到34.7%，为近五年最高；

近三年青年失业率在15%以上，高校毕业生供给量连年增加，企业招聘结构还在分化。

经济转型升级期的阵痛，开始蔓延。

资产通胀与消费通缩：人们为何主动“缩表”？

大前研一批评日本政府"用20世纪理论治疗21世纪疾病"，用举债的方式刺激经济，企图拉动GDP的增长。

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对泡沫经济处理的延误是导致低迷的直接原因。[5]

平成时代的日本虽说进入了宿命论式妥协，但社会已高度成熟、均质化，国民普遍享有富足的物质生活。消费降级却没有降低质量，更多的日本家庭是从“炫富式”的生活过渡到“满足式”的生活。

中国的“躺平”论调诞生于高房价、内卷和阶层固化，是青年群体面对“努力回报率”骤降的一种暂避，可以说，更像是社会转型期的“压力测试”。

需要解释的是，所谓“躺平”，不是一个具体的表现，而是人们对现状的戏谑，“躺平”的背后也并不是人们主动选择“不努力”，而是在种种压力下的无奈和不安。

算一笔经济账，或许会更能理解中国年轻人为什么选择躺平。

1、房地产堆砌的自信开始幻灭

近两年，许多城市的地价及出售情况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宏观指标出现通缩压力，但核心资产（尤其房产）价格整体上仍处在高位，呈现出“资产通胀”与“消费通缩”并存的局面。

高企的房价直接瓦解了传统“成家立业”的物质基础。

在一些关于房地产的报告中，2025上半年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为25.4，其中深圳高达34.3，北京24.8，上海25.7。而纽约、伦敦、东京同类比值约在12-15倍之间。

虽然近年房价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但长期来通过高房价堆砌的自信开始幻灭。

地产相关长产业链条的打击已经传导至收入水平，居民资产缩水进一步影响着消费意愿和购房预期。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发布的《2025年四季度宏观杠杆率报告》显示，2025年宏观杠杆率被动攀升至302.4%。

其中，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24年末的61.4%回落至59.4%，居民债务增速仅0.5%，创历史新低，房贷连续11个季度负增长。

居民的主动“缩表”行为，正是“躺平”逻辑在经济账上的直接体现：降低负债、收缩支出、对冲风险。

2、考公入编成了新“赢学”

青年就业率也成为结构性变化中的难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12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6.5%，连续四个月回落。2026年3月，该数据再度反弹至16.9%。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指出，约有1600万NEET（尼特族：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群体因不在统计范围内而被忽略，实际隐性失业规模更大。根据她的统计数据，制造业零工中约有16.5%为高校毕业生。[6]

零工经济又会让社会保障体系承压。若大量年轻人从事低薪工作或不充分就业，缴纳养老金的人口基数变小，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保将会面临巨大压力。[7]

与此同时，高校毕业生增量远远超出了市场的容量，编制“上岸”话题成为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的新“赢学”。

2026年国考通过资格审查人数达371.8万，报录比约为98:1，国考人数历史首次超过考研人数（343万）。

短短两年时间就出现了从“追求学历”到“追求编制”的转变，不仅是青年对市场化就业机会预期趋于悲观，也是“求稳避险”心态的佐证。

3、“内卷”和“躺平”之间选择了不婚不育

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6小时，结束了此前连续9年的上涨趋势，但仍远超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上限。

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人全年工作总时数位居前列，仅次于柬埔寨，在G20国家中超过印度排第一。

许多低收入劳动者只能被迫“以时间换收入”。全国政协委员陆铭也在两会期间强调，过度的加班文化“侵蚀着职工健康、降低消费活力、抑制生育意愿”。

而中国的新生儿总数还在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新生儿总数降至792万人，较2024年（954万人）减少约17%，为1949年以来最低，甚至“回到乾隆年间水平”。

来源：B站up主“丰言疯话”

尽管2026年第一季度婚姻登记数据出现反弹，但人口学专家普遍认为更多是民俗、政策便利等多重短期因素叠加的暂时反弹，适婚人口迅速减少的趋势难以逆转。作为“躺平”现象的延伸，“不婚不育”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一趋势。

这些数据足以说明，“躺平”并非无病呻吟，也不是脆弱的个体化表现，在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压力面前，个人的努力微弱到不值一提。

结构转型：与日本“低欲望社会”的分野

不可否认，我们与日本当初的“低欲望社会”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其一，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经济在快速膨胀后出现停滞与调整，有学者认为，进入平成“失去的三十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本性原因是，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没有作出及时的政策应对和产业规划。[5]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依旧显著，上升通道虽然竞争极为激烈，但依然存在。哪怕是当下经济承压，仍在快速发展与转型的过程中。

从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看出政府的决心。

2025年，中央首次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时隔14年再次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此前的“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转为明确“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简单理解，过去是为了维持恒温，“别让水烧开”，核心困难是物价涨太快，而现在是为了“把水烧开”，让企业和老百姓愿借敢花。这也标志着宏观政策调控重心正式从“稳”向“升”切换。

其二，九十年代，日本没能抓住进入信息时代的IT变革发主动权，美国硅谷站到了全球产业链的最顶端，日本却将尖端制造业的产业链向国外转移，导致价格降低，通缩加剧。

从去年到现在，普通人也能感知到，中国抓住了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的发展主动权。2026年初，中国新质生产力占GDP比重已超过20%，规模直追狭义房地产，有望在“十五五”期间正式接棒支柱产业地位。[8]

转型的时间或许无法清楚的判断，但政策的目标却十分清晰，从减税、控价、反垄断等措施都能看得出政府确实在积极应对。

经历了疫情疤痕效应、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等多重冲击，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势必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振荡。

阵痛是不可避免的，新旧更替总要伴随着牺牲。

年轻人口中所谓的“躺平”，只是摒弃了老一辈的生存法则，不再执着于一个虚幻的目标，而是过好当下的生活。

这种心态变化或许能催生出一种更本真的生活模式，比如从追求拥有转向追求体验，从物质攀比转向精神丰盈，从生产型社会走向生活型社会。

Soul App联合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社交趋势报告》指出，当代年轻人正在尝试超越“内卷”与“躺平”的传统二选一，提出一种属于他们的时代答案。

“有效努力”取代了盲目拼搏，“做个活人”则是对异化工作与机械生活的反抗。

为的是，“在内卷与躺平之外，做一个清醒、坚定、热爱生活的普通人”。[9]

结语

在一个增长神话逐渐褪色的时代，人们习惯于追问："为什么年轻人不愿奋斗了？"却很少反躬：这个系统是否还值得全力以赴？

日本的经历告诉我们，当经济进入结构性停滞，个体的努力往往只能延缓下滑的速度，而无法改变方向。

今天的中国青年并非缺乏斗志，而是他们在目睹房价与收入的鸿沟日益扩大、职场晋升路径愈发狭窄之后，开始重新评估"努力-回报"的激励模式。

社会韧性不是所有人咬牙前行，如果一个社会让大多数踏实工作的普通人看不到希望，那问题绝非出在“躺平”的个人身上。

不论是认为“躺平可耻”，还是“躺平可耻但有用”，这种讨论本质上是个体和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而接下来的考验将是：我们能否借此契机，通往一个更有尊严、更有质感、更加包容的社会。

参考资料：

[1] 以日为鉴 分析师Boden

[2] 失落20年谷底中力尋出路

[3] “冰河期世代”为何困扰日本多年 环球日报

[4] 世界三次房地产泡沫的警示经济参考报

[5] 回首平成时代：日本共克时艰和艰难改革发展的30年 财经杂志

[6] AI时代如何破局打工人“饭碗”迷思？凤凰卫视

[7] 灵活就业视角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探析 湖南红网

[8] 开源证券

[9] 2026年社交趋势报告 复旦发展研究院

公司与行业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