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母亲应当是一种选择

奥丽娅娜·法拉奇

这是“20世纪最强悍的女人”留下的“赞颂怀疑之书”。

“世界第一女记者”“采访之王”奥丽娅娜·法拉奇，意外得知新生命的来到，受到巨大的疑虑驱使，动用顶级新闻工作者的求真与思辨，写下了这本《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如果这个世界本身并不值得，那么是否应该让一个孩子降生？

在成为母亲之前，女人首先是一个“人”。法拉奇写下了那些女人们”本不该说出口“的念头，直至今日，这本书依然被公认为“充满争议且意义重大”。

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女人经历了恐惧，怀疑，动摇，并且拒绝被“伟大”。她说，母职不是一种义务，如果不首先肯定“存在”本身，则”爱“毫无意义。

这些禁忌之前口口相传，现在我们熊熊燃烧。

01

1929年夏天，奥丽娅娜·法拉奇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爱德华多·法拉奇是当地反法西斯地下组织的领导者，长期参与抵抗意大利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地下活动。

20世纪40年代，世界战火纷飞，父亲因抵抗墨索里尼暴政而被捕并遭受酷刑。动荡年代里，法拉奇几乎是在战争、暴力与恐惧中长大的，很早便被迫见识到世界最残酷的一面。

墨索里尼

但与此同时，父亲身上那种近乎偏执的坚韧和反抗精神，也塑造了法拉奇的性格，并深深浸润了她日后作为记者和作家的事业。法拉奇后来常常回忆起一个决定性的场景：在一次盟军对佛罗伦萨的猛烈轰炸中，她因恐惧而哭泣，父亲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并告诉她：“女孩不哭。”

多年后，她回忆说：“这记耳光就像一个吻。是生命之吻。”

1945年，法拉奇进入佛罗伦萨大学医学院学习，并开始为当地报刊供稿，在不断写作的过程中，她逐渐展现出对社会议题与政治事件极其敏锐的触角。她很快意识到，学医救不了意大利人。比起成为医生，新闻记者才是她真正的职业理想。

“我生来就该当记者，置身于社会时局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写出自己的语言。苦闷是每个人的伤口，我要呐喊！”

五年后，法拉奇进入《欧洲人》（L'Europeo）杂志，成为战地记者。在那个年代，政治新闻对于女性从业者即便不是禁区，也极难进入。而法拉奇单枪匹马深入战乱中心，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墨西哥，她身中三枪，被抬进停尸房；在越南，她深入连军队都不愿前往的丛林报道……

她闯入各国权力腹地，采访过基辛格、阿拉法特、甘地夫人、卡扎菲、霍梅尼等一众政要名流。犀利、直率、咄咄逼人，是法拉奇最鲜明的采访风格。很少有人能在她的追问下全身而退。

奥丽娅娜·法拉奇

她曾当着霍梅尼的面脱下长袍，令对方恼怒却无可奈何；在她的步步紧逼下，基辛格不得不承认越南战争事实上毫无意义，并在事后懊恼地说，接受法拉奇专访是自己一生中“最愚蠢的决定”。

每一次采访都如同一场决斗。法拉奇手握笔记本，逼近权力、撕开谎言，试图为历史留下第一份滚烫的底稿。

独立、强悍、才华横溢，她像一个永远在战斗中的人，强悍到不需要任何人。直到一个孩子的到来。

02

“昨晚，我知晓了你的存在——一滴生命，从虚无中逃脱。我躺在黑暗中，睁着眼。忽然，从那片漆黑深处亮起一道确信的闪电：你在那里，你存在。仿佛胸口被子弹击中。心跳骤停。当它在一连串枪声般的惊愕中再度擂响时，我发现自己正往下坠，坠入一口深井，那里只有未知和恐怖。”

45岁那年，法拉奇意外怀孕。面对这个不期而至的生命，向来果敢的她第一次陷入巨大的疑虑。自传体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正是源于这段个人经历。书中，这位新闻业女性先驱把问题转向了自己：如果这个世界本身并不值得，那么是否应该让一个孩子降生？

《母亲》

“我从未准备好迎接你，尽管我已经等待你很久了。但我总在问自己这个残酷的问题：如果你并不想出生呢？”

法拉奇太早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公平，而且这种不公平并不是暂时的失序。她知道人性不会突然变好。强权者与弱势者的关系，也不会自动消失。

“获胜的总是更强大、更残酷、更吝啬的人。”

“无论你出生在何种制度之下，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总有人在为另一些人刷地毯。总有小女孩因为想吃榛仁巧克力而受辱。”

“强权者的律法只有一个好处：你可以反抗它，甚至可以为之赴死。但正派人的律法则无从逃脱，因为他们让你相信，接受这样的律法是高尚的。”

作为一生追问真相的新闻记者，法拉奇从不粉饰世界。在《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里，她并没有温柔地告诉孩子：“世界很美好，你放心来。”

恰恰相反，她近乎残忍地揭开现实：生命是一场日日重启的战争。善良未必得到奖赏。自由从来不是天然存在的东西。而人活着，很多时候不过是在暴力与权力的缝隙之间挣扎。“世界在变化，却又根本没变。”

而真正动人的地方就在于，这个女人见过世界最坏的样子，却依然没有放弃相信。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

她依然希望孩子出生：“出生远胜于从未出生……那意味着你曾逃离过虚无。”

希望一个人能够活得正直：“愿你对弱势者仁慈，对霸凌者强硬，对爱你的人慷慨，对企图支配你的人决绝。”

希望女性能够享受艰难却壮丽的人生：“你会长成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我希望是女人。我希望有一天，你也能经历我正在经历的一切。”

希望人在认清世界后，还保留反抗与大笑的能力：“哭是容易的，难的是笑。”

法拉奇想确认的，其实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在一个不正当的世界里，我们怎样才能正当地活着？在一个“明天”不断跳票的时代，人为什么还要相信“明天”？

书中并没有给出答案。她给出的是别的东西：一种不投降的姿态。

“但愿你最终认定生命值得这许多周折：哪怕以痛苦为代价，以死亡为代价。我是多么自豪，是我把你从虚无中唤醒，哪怕以痛苦为代价，以死亡为代价。”

03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首次出版于1975年。《卫报》评论说，“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部充满争议且意义重大的作品。”

法拉奇自己曾说这是“一本赞颂怀疑的书”，只有一点她毫不怀疑：“女性永远是付出代价的一方”，但是“没有人为她修建一座纪念碑，就像为那些在战斗中死去的男性所作的一样”。

法拉奇写下了那些女人“本不该说出口”的念头。她怀疑生育，她恐惧成为母亲，她不愿失去自己的生活。她承认自己并不总是充满母爱的。她甚至对孩子说：“我并不需要你。”她写一个女人在成为母亲之前，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撕裂、恐惧、愤怒与动摇。

而拒绝将母职和母性神圣化，让这本书拥有了直到今天依然罕见的力量。

《狗镇》

在太多的叙述里，母亲被要求成为一种伟大的符号。可法拉奇写的是，孕育生命并不只是所谓奇迹，对于母亲而言，它同样意味着身体失控，行动受限，工作停摆。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正被另一个个体一点点地侵入，改写。而几乎所有人都默认这一切天经地义。仿佛女人一旦成为母亲，就必须立刻变得无私、坚定、平和，甚至自动放弃主体性。

法拉奇拒绝这种角色。她承认自己的恐惧，承认自己并非圣人，而是有欲望、有野心的活人。如果生育是一种牺牲，那么这种牺牲不应建立在对女性的道德勒索之上。

直到今天，女性依然会被要求在“自我”与“母亲”之间二选一。但法拉奇说：“成为母亲不是一种义务。它只是众多权利中的一种。”她坚持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母亲。“爱”并非义务，如果不肯定“存在”，肯定“爱”毫无意义。

而她笔下的“母性”，也并不是柔顺与奉献，而是一种强悍、清醒，甚至带着攻击性的生命力。

奥丽娅娜·法拉奇

“生命的繁衍，自古以来倚仗的就是女人的‘自负’。”

“在夏娃摘下苹果的那一天，诞生的并非罪恶，而是名为‘不服从’的美德。”

这种主体性的意识，几乎贯穿了整本书。无论是对子女，还是对爱人，法拉奇都在警惕一种以“爱”为名的占有：“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那种令人迷狂的关系，更能威胁一个人的自由。”

她甚至冷酷地提醒，家庭未必天然意味着自由与温暖。很多时候，它同样可能成为控制人的结构。她真正想给予孩子的，是一种独立活着的权利：“你不属于任何人。你属于你自己。”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半个世纪过去，这本书依然会持续击中一代又一代女性。很多女性读法拉奇，会产生一种复杂的迷恋。她强悍，不讨好，不顺从，似乎永远处于战斗状态，她身上有一种许多人从未从现实世界母亲那里得到过的东西，不是粉饰太平的安慰，而是来自战友的邀约——

世界很烂，让我们“穿上铁一般的鞋子来保护自己”，让我们一起自由勇敢地穿越生活。

封面源于电影《平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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