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人文：一块铭文砖，解锁上高丁家的百年崇文密码

近日，好友罗军辉在原河南小学的旧墙上，偶然发现了一块不起眼的铭砖。砖身之上，“丁耀祖耀南记”六个字清晰可辨，如同一个沉默的时光信使，悄悄揭开了上高河南丁家一段尘封的往事，也串联起清代上高民间崇文重教的珍贵记忆。

这块铭砖规格为260×145×50，源自原河南小学旧墙，虽历经风雨侵蚀，铭文却依旧清晰，成为承载地方历史的重要实物见证。据《丁氏宗谱》记载，铭砖中提及的丁耀祖、丁耀南，是上高河南丁家叔选公的后裔，兄弟二人皆是清代上高当地颇有声望的乡贤。

丁耀祖生于嘉庆庚申年（1800年），为太学生，在当时的科举体系中，太学生是国子监的学生，属较高的学识等级，足见其学识功底。其弟丁耀南，人生轨迹则从婚姻嫁娶中可窥一二——他初娶六溪例贡生任作栋之女富贞，育有三女，三个女儿的婚事皆门当户对：长女招英配河北郡庠生郑杰之次子，次女桃英嫁田北岁贡王世珍之孙，三女蒲英适六溪例贡生任作栋之孙。

任富贞于道光丙申年（1836年）病逝后，丁耀南再娶堆头晏善澄的曾孙女桥贞，而晏善澄曾担任湖北孝感县知县，属地方要员。能与这样的家族联姻，足以印证丁耀南在当时上高的地位与声誉，其家族实力与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

谈及丁家，便不得不提其在河南上街的宅院与周边变迁。解放前，河南上街的丁家宅院格局清晰：北为“三义堂”，东邻严氏，南接潘家，西邻桂府，是当时当地颇具规模的家族宅院。1947年，“三义堂”被改造成丁氏族人生产、销售“三和”酒的酒馆，主要股东包括当时的上高中学校长丁树仁等人，成为丁家涉足实业的印记。

好景不长，1949年3月，白崇禧所属夏威残部从南昌败退至上高，军部驻扎在河南锦江边的裕民银行，“三和”酒馆饱受侵扰，最终无奈关停。解放后，“三义堂”被改为河南接生站，褪去了商业气息，成为服务地方百姓的场所。而发现铭砖的河南小学旧址，靠近赵家，就在“三义堂”西北约150米处，与丁家宅院有着深厚的地缘关联。

河南小学的前身，更是大有来头——清末民初时，这里是求志书院，是当时上高世家子弟启蒙求学的重要场所。河南丁家、李家、赵家、严家等当地望族的子弟，都曾在此读书习礼，接受文化熏陶。其中，上高县人民文化馆首任馆长丁静斋，就曾在求志书院启蒙，后来历任上高文化局副局长、上高中学副校长、上高县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委员，成为从这片文脉沃土中走出的优秀人才。

求志书院的变迁，也见证了上高教育的百年迭代：解放后，它先后改名为向阳小学、河南小学，如今成为实验小学分部，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小学，文脉绵延不绝，从未中断。

而这一切，都与丁家“崇文重教、捐资助学”的家族传统密不可分。丁耀祖、丁耀南为求志书院题写铭砖，推测时间为清道光年间，彼时，他们的从弟丁伟然、丁思训，也在为上高的文教事业奔走出力，分别捐修凤仪书院、近圣书院，与兄弟二人遥相呼应。

凤仪书院作为瑞州府（今高安、上高、宜丰一带）的知名书院，始建于明正德八年，后经多次变迁，清乾隆年间由瑞州知府杨仲兴迁建并更名，是当时府属重要的教育场所。道光十五年（1835年），瑞州府倡议修缮凤仪书院，丁伟然当即捐出膏火银三百两，为书院的运营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夏，高载铭出任上高知县，他极为重视当地的文教事业，上任后便着手规划书院建设：在末山麓冷水石（今思前铺）创建景高书院，在离娄桥官路口创建西箴书院，同时在城西学宫西侧（今上高中学）扩建修缮近圣书院，力求让上高学子有更多求学之所。

道光十九年（1839年）夏，高载铭宴请上高乡贤，倡议大家捐资建设书院，丁思训率先响应，立即捐资二百两银钱，助力近圣书院的扩建。其热心公益、重视教育的举动，得到了朝廷的认可——道光二十年（1840年），高载铭将丁思训的事迹上奏朝廷，朝廷特意旌表“急公好义”匾额，以此嘉奖其善举。

上高自古便有崇文尚学的传统，明代曾创下“七举五进士”的科举奇迹——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7名上高举人参加会试，有5人成功考取进士，名震京都。这5位进士分别是：河南岸人李冕（官至监察御史）、宁泰团人邹维宗（官至山东济南府知府）、白土下团巢下人邓谦（字以逊，官至浙江左布政使）、章岗人晏文铭（字仲哲，官至怀安知县）、河东团人况文（字应奎，官至广东左参政，政绩卓著）。

丁家兄弟及其族人的举动，正是这份崇文传统最生动的诠释。一块小小的铭砖，不仅记录了丁耀祖、丁耀南兄弟与求志书院的渊源，更反映了清代上高民间崇文重教的浓厚风尚，见证了清中期之后上高教育从书院到现代学校的百年变迁。

如今，原河南小学的旧墙或许已不复当年模样，但这块“丁耀祖耀南记”铭砖，依旧静静诉说着丁家的家风传承，承载着上高的文脉记忆。它不仅是丁家家族荣耀的见证，更是上高地方历史的珍贵遗存，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让我们得以透过这块砖，读懂上高百年崇文路上的温度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