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概念与方法丨吉国秀：数字技术驱动的民俗学知识生产

主持人语

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已一个多世纪了，翻检这些著述，能够过滤出诸多有学术价值的概念。这些概念被制造出来以后，大多数的境遇是被悬置，没有得到有意识地言说和阐释，便无以演绎成学说和思潮。本土概念的空虚是中国民间文学理论难以深化的病灶。概念需要不断地阐释，以构建概念之间的关系图式，这是建立中国特色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必由路径。而如何增加概念出现的频度并丰富其内涵又是最值得诉诸于学术实践的关键问题。

——专栏主持人：万建中教授

主持人简介

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出版学术专著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三十余篇。曾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第六届和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两次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

作者简介

吉国秀，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兴辽英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项，以及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项目等项目。著有《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实践与中国社会转型》《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传统节日》《中国节》等。在《民俗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数字技术驱动的民俗学知识生产”“社区数字故事实践与文化遗产的意义建设”等论文。曾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冰心儿童图书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数字技术驱动的民俗学知识生产

摘要

新近的研究实践揭示出，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民俗学的知识生产方式出现了转变。以数字技术引发的新经验为研究对象带来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同时也修正了民俗的定义及其特征。口耳相传曾是界定民俗生成和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的重要性为数字技术所削弱。数字技术一方面成为传播和再现民俗实践的途径，另一方面又生产出新的民俗实践。如果非制度化的传承和传播是民俗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那么如今制度化力量和市场化力量正在改变这一前提。在这种知识生产路径中，民俗不是作为静态的结果存在，而是以过程的动态形式出现。以数字技术为研究方法质疑了传统资料搜集与分析的合法性，打破了单一资料搜集方式以及分析方式的垄断地位，从而实现了民俗学资料搜集方式、分类方式和分析过程以及展示途径的创新。

关键词

数字技术；知识生产；日常生活取向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将“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界定为“以离散步骤表达、传输和再现的视觉数据”，它既包括数据的数字化，又包括在数字环境中产生的数据。数字技术进入中国后得以迅猛发展，技术更迭的步伐日渐加快。数字技术已成为社会变迁的重要驱动力，甚至被上升为认识和把握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维度，数字社会的概念就是用数字技术界定社会变迁的一个例证。数字时代的概念更是用数字技术来概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美国学者瓦戈（Steven Vago）曾提醒我们关注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变化，这一变化体现在技术革新对于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价值，以及个体生活的深刻影响。瓦戈的论断也适用于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社会影响一跃成为部分学科的关注焦点，例如计算机科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学科在这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民俗学对于数字技术的研究，则是在从事计算机程序开发的职业群体崛起之后，计算机以及计算机程序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开始的。

一

数字技术是介入和呈现

民俗学研究的一条路径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欧洲的时候，就会发现民俗学不乏关注技术的先例。早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者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就将技术世界与民间文化的关系纳入民俗学的研究范畴。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 in a World of Technology）这一标志欧洲民俗学研究重大转型的经典著作中，鲍辛格揭示出技术世界与民间文化并不是一种相互对立的、相互排斥的关系，实际上技术世界对民间文化有着强大而深刻的影响。鲍辛格认为“今天技术已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环境”，并敏锐地洞察到“这一事实对我们而言具有决定意义”。鲍辛格提出技术自然性的命题，同样适用于说明数字技术进入日常生活的过程。

如今，数字技术如同市场一样环绕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周围，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数字技术却获得了习焉不察、不言自明的特征，其进入日常生活的进程很容易被忽略。如果我们将这一进程置于学术脉络的观照之下，就会发现数字技术是介入和呈现民俗学研究的一条路径，尽管此前采用的是前数字技术的概念。本文将沿此路径，主要探讨学术界运用和使用数字技术的方式，并反思其对传统知识生产方式的影响。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俗学是如何创造性地将职业群体、普通人运用数字技术的行动视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又是如何将这一日常生活实践置于民俗学的框架之中的？

二

理论支撑：民俗学的日常生活取向

中国民俗学不乏关注民间生活的学术传统，早在20世纪30年代，杨堃就提倡用民族学或社会学的局内观察法、人类学的比较法来审视和探索民俗，即“社会学的民俗学”。黄石对于节期改革、女性民俗等的研究则践行了“社会学的民俗学”这一研究路径，从而在民俗学和民众生活之间建立了一种关联。黄石的开创性研究将民众及其生活实践置于民俗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突出了民俗学研究的生活取向，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定义民俗的方式，这是民俗学的学术传统所留下的遗产。

将普通人运用数字技术的日常生活实践创造性地视为民俗，则是经由邓迪斯（Alan Dundes）的努力所达成的。邓迪斯提出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界定方式，将民俗之民定义为“可以指代任何群体，只要这一群体拥有至少一个共同因素。这一纽带是什么并不重要——它可能是一种共同的职业、语言或者宗教——而真正重要的是，任何因特定原因形成的群体，都会发展出属于自身的传统”。邓迪斯的界定方式是用民俗之民的实践来界定民俗之俗，这就为当代职业群体进入民俗学的研究范畴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就包括从事计算机程序开发的群体。之后，邓迪斯明确提出计算机民俗的概念，其引用例证是关于计算机程序设计者的内部笑话。他同时揭示出，更多的美国公众将计算机视为当代民俗的一个特征。计算机民俗主要指涉的是程序员设计者这一职业群体的实践，而对于作为计算机用户的普通人实践的关注，则要等到计算机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的概念进入到民俗学的知识谱系之后。

“日常生活”本是哲学领域的概念，经过一系列创造性互动后进入民俗学的领域。2016年“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可能性”会议在中山大学召开，此次会议是民俗学朝向日常生活研究的一次努力和尝试。如果站在知识连续性的角度看，这次会议是对民俗学研究生活取向的回归。在这次会议上，笔者提议采用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实践”作为概念工具，实现对“日常生活”概念的转化，以有别于哲学关于“日常生活”的界定。同时，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嵌入中国社会转型中去理解，让民俗学能够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回应。我们仍然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即日常生活取向能够为民俗学提供什么？是提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抑或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向？

我们做一个知识社会学的梳理，就会发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法国日常生活研究的崛起，是为了重新梳理和审视法国近代史，着手概括和处理法国在20世纪的样貌，从而通过对普通、日常体验的细致探讨，将日常研究拉回到法国文化的中心。那么，对于中国民俗学而言，研究日常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自2004年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或文化遗产主题，一直是民俗学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与学术界公共民俗学的取向有着紧密联系。在遗产化导向的学术框架中，民俗学的日常生活取向提醒民俗学者关注那些没有被遗产化的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性。当民俗以一种仪式化或表演的形式展现，并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得以固定时，日常生活本身对于民俗学就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它将日常生活从被忽视与被淹没中呼唤出来，给予其关注和承认。民俗学日常生活取向带给我们的启发是，重新梳理和定位民俗学学科的关切，将民众切近的日常生活经验和体验置于民俗学研究的焦点和中心。用户使用数字技术的日常生活实践就可以作为一个问题，被纳入民俗学的知识体系中去讨论。邓迪斯的民俗定义凸显了从事计算机行业的专业技术群体，但作为普通用户则尚处于一种灰色的背景状态。日常生活的概念激活了普通人的经验，普通人对于数字技术的运用则构成日常生活实践，于是民俗之民就从专业技术群体扩展至普通人。从职业群体拥有的专业知识到用户共享知识的扩散，印证了数字技术进入日常生活的进程。

由于日常生活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我们难以把握和揭示，而日常生活实践则是捕获它的抓手。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人类学曾经面临同样的问题，佩雷克（Georges Perec）的解决方案是将日常生活与人类学本土回归相结合，提倡同仁训练自己对周围事物的洞察力，关注自身的经验，“呼吁重新赋予此时此地异国情调的力量”。力主运用民族志的专业技能分析本土社会行动和现象的近处民族志（proximate ethnography），就是人类学学者对这一倡导的响应。近处民族志观察民族志者与自己社会的互动，并用所受的专业训练去面对这一点。在近处民族志的理念之下，有关仪式等一系列行动都成为描述、询问、解释法国民族志者日常经历的横切面，这些努力同时也是寻求表达法国日常生活的具体尝试。在一系列微观层面的探索和尝试中，法国学者将回归本土社会的民族志作为日常生活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例证。这也就意味着，日常生活研究需要有着力点或切入点，而数字技术就是其中一个。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民俗学面临的问题与本土化回归后的人类学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钟敬文将中国民俗学锚定为一门研究“我们”的学问，他明确提出“我们民俗学是本国人研究本国的文化”，“是本地方的人记录、研究本地方的民间文化”。本土社会研究具有的复杂性并没有因为距离的接近而降低，它同样需要对待问题的深刻洞察力，因为“对这些以我们自己的社会为舞台、发生在我们眼下的事进行理性思考，却是最简单也最困难的。最简单，是因为经验传承是每时每刻且巨细靡遗的；但也是最困难的，因为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机会下，我们才能觉察社会转变的极端复杂性……”。佩雷克和近处民族志将近处熟悉的日常生活陌生化的问题意识和方法，为中国民俗学带来诸多启发和思考。佩雷克和近处民族志都提供了进入本土社会以及日常生活的途径，且以阐释这些经验为己任。这些探索为中国民俗学提供了视角上的思考，拓展、丰富并细化了本土社会的书写。对于生活在当下的各种经验的探讨，尤其是对数字技术进入日常生活后，用户使用数字技术实践的审视，同样需要日常生活陌生化的问题意识，即将其建构为研究对象的过程，同时它也是将日常生活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研究的一个过程。

三

作为新经验的数字技术：

一个学术增长点

数字技术进入中国社会后，引发并催生了一系列的新经验，对于这些新经验的研究已成为学术增长点。将这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经验纳入民俗学的研究领域，拓展了其与民间文学传统的研究边界。同时，我们需要重新修正原有的民俗学框架以使其能够容纳新经验，其中包括对民俗学核心概念的重新审视。以数字技术引发的新经验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研究趋势。

（一）数字民俗的提出及其学科构想

首先涉及的问题是如何对数字技术引发新经验进行命名和定位，并将其置于民俗学的学术框架中。围绕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产生的新经验，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术语，例如电子民俗（e-folklore）、计算机民俗（computer folklore）、网络民俗（cyber folklore）、在线民俗（online folklore）、互联网民俗（internet folklore）与数字民俗（digital folklore）等。电子民俗主要侧重于由电子媒介传播的实践；计算机民俗侧重于从事计算机行业的职业群体共享的实践；网络民俗强调的是用户进行信息传递和资源共享的实践；在线民俗则是指用户在网络上实时互动产生的实践；互联网民俗是指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用户实践；数字民俗则是指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生产的用户实践。如果将数字技术视为一个体系，那么计算机是其硬件，计算机程序（操作系统）构成其软件，互联网则构成其技术基础。这一分类也适用于解释数字民俗与前数字民俗的关系。

为了概括和指称延伸到互联网领域的民间信仰，徐瑞华较早运用网络民俗的概念，并对其生成背景以及使用网络民俗的主体进行了初步分析。张举文则将这一概念的外延扩展至更为广泛的民俗实践，例如网络文学、网络笑话、网络动画、网络仪式以及网络崇拜（在线崇拜）等。彭晴从传播学的视角将网络民俗分为传统民俗实践在互联网的延伸、传统民俗实践的虚拟化与创新性民俗实践三种类型。尽管这种分类方式存在局限性，分类的界限比较模糊，但它阐述了数字民俗实践生产的路径、与传统民俗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传播手段的数字技术所发挥的作用。与以上研究不同的是，董晓萍是在一个学科的构想中去讨论新经验，她倡导建立数字民俗学，并提出搜集、分类、传输、模拟是数字民俗学要解决的四个问题。对于数字技术引发新经验的界定及其分类，为理解和阐释这些新经验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框架，但这些尝试并未将新经验对原有民俗学框架的冲击和影响作为问题进行探讨，而是采用了理所当然的方式将新经验建构为研究对象。此外，围绕新经验形成了不同概念，使该领域的名称一直随具体技术的迭代而变化，从而加重了知识日益分化的状态。相关研究散见于不同的主题，因而不能聚成一种合力。

（二）信息技术（IT）笑话研究

网络社会中新涌现的IT笑话，是信息技术与民间笑话相遇后生成的一种新民间叙事。它记录了IT职业群体的专业知识和实践，吉国秀和胡安亮将这一共同传统界定为IT职业群体之俗，从而将IT笑话纳入民俗学的研究脉络中。中国社会的经验说明，信息技术已进入民间的叙事结构中，信息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空间已成为民俗传承的空间。民俗并没有因信息技术而终结，其生成和传播反而因信息技术得到强化。此后，吉国秀和王明月将IT笑话的关注点转向民俗之民，即通过IT职业群体在社会空间位置上的变化探讨IT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从知识扩散的角度揭示IT如何从职业群体的专业知识转变为平常人日常生活经验的过程，是IT笑话研究的另一个面向。该项研究发现，从职业群体的社会化到平常人日常生活经验的内化就是IT渗透进日常生活的进程，它同时也是IT与日常生活进行交流的方式。

技术扩散是一种社会文化实践。根据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新技术渗透的速度会有所差异。IT进入中国社会后，迅速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它因此拥有了不言自明的自然性特征。IT笑话研究清晰地记录了中国社会对于IT的接受过程。尽管在这一进程中，有质疑的声音表达了对新技术的怀疑，例如Wi-Fi辐射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等，但是这些质疑只是以笑话和新闻案例的形式零散地表达出来，而不是以一个严肃的公共议题的形式出现，因而并未引发细致而深入的探讨。中国社会对IT持有一种拥抱的态度，IT与日常生活的交流是一个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国的经验能够为技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提供怎样的洞见，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互联网中的民间信仰研究

在延伸至互联网的民间信仰研究中，网络祈福和网络祭祀是学术界关注的两个主题。陆薇薇和菅丰追溯了“中国锦鲤”的起源，描绘了其在虚拟世界中的演变轨迹，揭示了移动支付技术在“中国锦鲤”的演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结论在2012—2020年微博祈福文本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印证。陈攀在该项研究中提出祈福文化呈现出商业化趋势，它与符号的多样化、祈福的日常化一同构成了网络祈福文化变迁的三大趋势。网络祈福符号的变迁描述和记录了以青少年和青年为使用主体的行动和参与，这一现象还说明包括移动支付技术在内的新力量崛起及其在网络祈福符号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外，还有相关研究探讨了网络祈福出现的动因、行动主体使用网络祈福的方式，例如罗红杰、王润茁与徐赣丽认为传统祈福仪式与现代技术的融合是网络祈福形成的动力，而在傅灵犀和刘汉波看来，网络祈福则是当代青年释放外在压力的一种途径，它反映了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境遇。

运用虚拟方式进行祭奠的网络祭祀是民间信仰研究关注的另一个主题。程鹏探讨了网络祭祀出现的原因及其超越时空的优势。梁敏则注意到网络祭祀的局限性，认为与传统祭祀相比，网络祭祀缺乏参与感，不具备再现、维护与确认亲属关系的功能。此外，运用网络祭祀的主体大多是流动性比较大的年轻群体，这说明社会对于网络祭祀的广泛接受尚需一个过程。张晗、李朝旭和郭勤一对京沪两地的网络纪念馆的部分留言信息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民众祭祀虽然在情感表达方面存在着地域上的细微差异，但更多地趋向于相同特征。这项研究的资料搜集以及运用SPSS进行内容分析的方式，为深化网络信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由于该项研究结论主要依赖于京沪两地网络纪念馆样本的选择，因此样本的代表性以及选择的方法等需要进一步说明。

（四）数字技术对于

民俗传播的影响研究

为实现皮影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郭芮馨运用数字动画的形式改编和呈现了望奎皮影戏，并将其上传至互联网进行传播。在望奎皮影戏的个案中，数字技术以两种身份发挥作用，即它既是一种传播媒介，又是一种非遗的保护途径。作为媒介形态的数字技术对于民间文学体裁传播的影响，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从故事讲述者、故事时间与故事空间三个维度对《白蛇传》异文进行研究之后，孙正国发现数字媒介的互动性特征不仅规定着故事的呈现和传播，还在传播的过程中改变了故事的内在结构和原初意义。作为媒介的数字技术（尤其是数字电影、数字动画、网络游戏）与民间故事、民间传说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它提醒我们关注民俗传播的实践形态，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同时又是民俗再现和传承方式。

数字技术引发的新经验对传统民俗学的概念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民俗学的学术框架。例如口耳相传是民俗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作为传播媒介的数字技术冲刷着面对面的交流形式。以微信视频形式展现的交流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口耳相传，它是以数字技术为中介的沟通方式。数字技术进入日常生活并获得了自然性特征。民俗传播的途径包括但不限于口耳相传，数字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空间成为民俗再现和传播的空间。同时，对于数字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进入并整合到民众的知识结构中，成为民俗之俗。民俗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对于数字技术的接受和使用是引发民俗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

作为新方法的数字技术：

知识生产的新范式

一直以来，文本的搜集与历时分析是传统民俗学知识生产的途径，参与观察和共时性分析则是知识生产的另一途径，前者形成了民俗学人文主义传统，后者则成为民俗学社会科学传统。作为一门学科的民俗学，其知识积累大多建立在文本和田野的基础之上。数字技术则为我们反思知识生产途径的合法性及其局限性提供了机遇。将数字技术作为资料搜集、分类新方法去运用到实践，主要体现在专题数据库建设与元数据标准的生成与定制、数字民俗地图与空间演示系统、知识图谱分析及其可视化呈现等方面。这些尝试使得学科允许和选择何种经验资料进入研究领域并将其转化为研究主题，学科对经验材料进行分类的视角和标准等不言自明的前提，就从知识生产的潜在背景中凸显出来，成为学科反思的对象和亟须说明的问题。

（一）专题数据库建设与

元数据标准的生成与定制

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省卷本以及地方卷本的基础之上，原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持建设了“中国记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基础资源数据库”，这是一个为公众以及学术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源的数据库体系。该数据库体系后来逐渐扩展至中国节日志、中国节日影像志以及中国百部史诗等领域。如何运用数字技术对数据进行分类，以便于数据的存取，让数据在未来可用，从而促进信息的可获得性，是数据库建设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换言之，专题数据库建设的结构和规则、描述和标识在信息的读取和有效传播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尽管相关研究对此曾进行过讨论，但针对该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一直相对阙如，巴莫曲布嫫的研究则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性路径。

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专题数据库建设：口头传统元数据标准建设”中，巴莫曲布嫫等运用数字技术梳理口头传统元数据的基本结构，提出“以事件为中心”的口头传统专业数据库建设方案。该项研究筛选出元数据标准描述的核心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田野数字采集的16类元数据——5类专有元数据、11类通用元数据，为口头传统的专业数据库建设制定了规范和标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口头传统数据库建设，其影响不只是停留在提供未来可供检索、使用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资料库，还将引发知识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例如，16类元数据本身也是口头传统田野作业采集的分类标准，这种分类标准可能会更好地呈现资料的搜集，与传统文本资料搜集相比它更具有结构性、整体性特征。在数据库的展示、检索、运用和资料的解释上，口头传统元数据标准的生成与定制研究未来将会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二）数字民俗地图与空间演示系统

何彬较早地将民俗地图法引介到中国民俗学界，她以柴田武绘制的方言分布理论示意图和周圈论模式图为例，说明该方法对经验材料进行精密分析生成理论的过程。民俗地图尝试去揭示民俗事象与地方之间的关联，而此前这一关联为传统的资料收集方式所忽略。数字民俗地图则是指运用二进制编码技术绘制的民俗地图，专题数据库建设为数字民俗地图提供了基础性的数据，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运用则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持。将中国民间故事三套集成省卷本作为原始数据，赖彦斌尝试绘制数字民俗地图，如“中国民间文艺三集成地图与县域资源分布评估”“北京故事卷精神地图与民众精神世界”等，以探讨民俗空间传承的规律。如果说以往民俗的时间关系为学术界所重视，那么数字民俗地图则提醒我们关注民俗的空间关系，即民俗学的知识生产出现的新转向。尽管赖彦斌的研究更为侧重数字民俗地图绘制的理论基础和技术路线，但是GIS、数字技术与民俗地图相结合的初步探索也为数字民俗地图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资源数字信息平台的基础上，董晓萍研究团队从题材、母题或主题、民间文艺学专家系统等角度对该平台进行空间信息分类，形成了中国民歌集成数字地图、中国民间舞蹈数字地图等空间演示模型，充分展现出数字民俗地图在民俗资源空间信息分类和再现中的显著优势。在中国十部集成志书与参与项目人员田野工作基础之上建立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空间信息系统》，综合运用GIS、GPS和流媒体等技术，借助数字民俗地图将民俗事象还原到其生存空间中进行演示，亦即将从语境中抽离出来的民俗事象重新置于数字技术虚拟的空间中。正因如此，数字民俗地图被视为非遗活态保护的一种途径。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民俗地图及其演示系统同时能够实现文本，以及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文件的展示。

对维尔德哈贝尔（Robert Wildhaber）而言，民俗地图“不是目的本身”“不是最后的结果”，而是一种辅助性的研究工具。这也就意味着数字民俗地图仍然具有潜在的理论生成空间。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后，数字民俗地图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但它更多体现为一种分类方式和展示途径。在德国历史地理学派和日本柳田国男的方言周圈论之后，由数字民俗地图生成的理论仍是值得期待的。

（三）知识图谱分析及其可视化呈现

数字技术不仅促进了跨学科间的知识传播，同时也带来其他学科新的分析工具，例如以Nvivo、CiteSpace为代表的新兴计量软件，让民俗学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极大丰富了民俗学的工具箱。如今，以知识图谱为代表的计量分析，在从研究者出发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研究范式，其长处体现在资料的分类方式和可视化呈现上。《知识图谱分析的可能性与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一文运用Cite Space绘制知识图谱，揭示了相关知识的结构方式及其演化轨迹。如果传统的文本搜集与历时分析针对的是单一文本的知识累积，那么知识图谱则擅长寻找文本之间的联系——以一种结构的方式去梳理文本，即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时区图谱等对文本进行分类。关键词共现图谱能够在关键词之间建立共现网络，进而揭示学术界聚焦的相关话题。关键词时区图谱则能够在关键词之间建立时间序列关系，以动态形式呈现学术积累的纵向演进。知识图谱尤其适用于研究前沿的探索、研究趋势的梳理等。

在林继富和王祺、吴凡文和岳翠杰、高峰和贾恒阳等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同样能够发现学者将知识图谱视为资料的一种分类方式，更确切地说是知识生产的一种方式。目前知识图谱被广泛应用于相关主题的文献综述中，这些主题涉及非遗、农民画、非遗传承人等，以及对研究现状的把握和未来研究的预测上。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我们可以称其为一种正在浮现的研究范式。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知识图谱的运用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如果运用不当，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沼。这也意味着，知识图谱分析要与传统的文本分析结合运用。实际上，研究者对于知识图谱的解释和说明，恰恰是建立在对文本进行细致阅读的基础之上。尽管计量分析有助于呈现文本的整体结构，但是传统的文本阅读在知识图谱的解释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避免知识图谱分析浮于形式的一个重要保障。研究者只有在文本阅读与知识图谱之间来回穿梭、相互印证，才能将知识图谱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将数字技术作为研究方法使用的三种趋势并不是相互平行的，而是互有交叉，例如专题数据库通常为数字民俗地图与知识图谱提供数据，因此数据库建立的初衷、数据库的共享性与可获得性对数字民俗地图和知识图谱分析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部分数据库建立的初衷并不是针对研究者，如果能够面向研究者实现数据库的开发、数字民俗地图与知识图谱三者的联动，资料来源的效度将发挥至最大化。对于这一可能性，美国民俗学者已做出有益尝试，坦盖利尼（Timothy R.Tangherlini）就是其中的一位。为了区别传统的近距离研究，坦盖利尼提出“民俗学显宏镜”的概念，即运用整体观视角、远距离的方法关注资料。整体观、远距离是传统人类学秉承的核心理念。在数字技术的支撑和协助下，坦盖利尼及其学生将“民俗学显宏镜”的理念用于“丹麦民俗关联”数据库的开发中，通过寻找数据背后的模式模拟资料搜集的动态过程。尤为重要的是，坦盖利尼研发出一种基于研究者驱动标准的资料分类方式，将时间和空间维度加入资料的可视化呈现中，用地图显示一个地区的主题分布和主题集中度。将数字技术运用于数字化归档、分类、索引、浏览，并将分类与资料的索引、研究相联系的这一成功尝试，为中国民俗学带来很多有益启发。

结论

立足于新近的研究实践，本文力图讨论数字技术介入以后民俗学知识生产方式出现的转变。以数字技术引发的新经验为研究对象带来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同时也修正了民俗的定义及其特征。口耳相传曾是界定民俗生成和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的重要性为数字技术所削弱。研究表明，交流或传播是民俗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口耳相传正在成为数字技术传播的基础，数字技术一方面成为传播和再现民俗实践的途径，另一方面又生产出新的民俗实践。此外，制度化力量、市场化力量正通过数字技术通道成为影响民俗实践走向的重要因素。由这两种力量所引发的民俗挪用现象曾经被置于民俗的分类之外，不予讨论，如今它们作为民俗实践的语境重返学术讨论。如果非制度化的传承和传播是民俗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那么如今制度化力量和市场化力量正在改变这一前提。在这种知识生产路径中，民俗不是作为静态的结果而存在，而是以过程的动态形式出现。

以数字技术为研究方法则实现了民俗学资料搜集方式、资料分类方式和分析过程及其展示途径的创新。传统资料搜集方式用纸质文本遮蔽了以其他媒介形式呈现的资料，用文本的时间信息掩藏了空间信息，用个案的深入性替代文本的整体性等。数字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多样化促进了资料搜集方式的创新，使其实现了从纸质文本到影音资料、从文本的时间序列到空间信息、从文本的深描到资料整体性信息的拓展。数字技术的运用质疑了传统资料搜集与分析的合法性，打破了单一资料搜集方式以及分析方式的垄断地位。资料来源不应当只有一种衡量标准，知识生产范式也不应当仅仅立足于一种或两种方式。如今，专题数据库、互联网等正在成为除了文本、田野之外民俗学资料搜集的第三条路径。

分类是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过程，它是研究视角的一种推进和体现，同时也决定了知识梳理和呈现的方式。钟敬文曾提醒我们注意材料分类的出发点以及材料分类的多种可能性。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打破传统分类方式，为分类提供更多选择。例如，“中国民俗文献史及其数字化系统管理”项目就根据民众理解和使用民俗的实践对资料进行分类，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以知识图谱为代表的计量软件分析则被使用为一种分类和呈现研究资料的新工具。它通过提取频次相对较高的关键词来揭示文本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和模式。在传统的文本分析中，每个文本都具有重要意义，其分类主要建立在研究者主观性的基础之上，它是否能够有效贴近现实本身是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计量软件分析以定量数据作为支撑能够弥补传统分类的不足，提高知识生产的效度，增强展现结果的直观性和可视性。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传统的文本分析，还是数字技术的方法，都有各自适用的范围。研究者需要根据问题去选择方法，方法本身不能够独立存在，两者之间互为补充，而不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数字技术带来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为我们思考学科传统对于知识积累的影响提供了机遇，因为忽视或者摆脱学科传统对于研究者而言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研究者“并不是将自身的问题域所引发的那部分材料当做‘证据’，而是将他们身在其中的教学传统所恩准和保证的那部分材料视为‘证据’，而且在过多的时候，只是单凭这一传统来确定何为‘证据’”。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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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李亚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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