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是2005年株洲厂产的,绿皮,旧,但还能跑。从新义州到平壤,一百八十公里,跑了整整五个小时。平均时速三十多公里,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一路上晃晃悠悠,车窗外的农田、村庄、牵着牛的老人,一幕幕慢慢地往后挪,像老电影在倒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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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想,这速度,大概也是这个国家目前的节奏。
到了那家工厂,尽管来之前做过心理建设,可真站到厂区门口的时候,我还是愣了一下。
厂房的墙皮大片脱落,露出发黑的水泥。窗户上的玻璃缺了好几块,用塑料布糊着。车间里光线昏暗,机器轰隆隆地响,每一声都像在咳嗽。地上油渍斑斑,空气里弥漫着铁锈和机油混在一起的味道,呛鼻子。
工人呢?瘦。不是那种健身出来的精瘦,是那种长期吃不饱、油水不足的干瘦。工作服穿在身上,晃晃荡荡的,像面口袋。脸色灰黄,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可他们的手很有力,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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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活的时候没人说话,只听到机器的轰鸣和工具的碰撞。偶尔有人抬起眼睛看一眼我们这些“外国人”,然后又迅速低下去,没有任何表情。
真正让我心里发堵的,是下班后。
那天傍晚,我在厂门口等车,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工人走出来。他脱下工作服,换上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夹克,背上一个破旧的帆布包,然后开始走。
我以为是去附近的公交站。等了半天,没看到有车来。翻译跟我说:“别等了,他走路回家。”
“多远?”
“差不多十公里。”
十公里。我大概算了一下,按正常步行速度,要走两个多小时。他早上天不亮就要出门,晚上天黑透了才能到家。一天四个小时在路上,而且是在那条坑坑洼洼、没有路灯的土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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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等我消化完,又走出来几个工人。有的骑着叮当响的自行车,有的跟他一样,靠两条腿。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推着一辆二八大杠,车胎瘪了,推着走。我问翻译:“轮胎没气了怎么不修?”翻译苦笑:“修一次要花不少钱,舍不得。”
他们走远了,背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几个灰点,消失在灰蒙蒙的路上。路边光秃秃的,连棵树都没有。风一吹,灰尘扬起来,把那些灰点彻底盖住了。
更让我难受的,是晚饭。
厂里给工人提供一顿午餐——一碗米饭、一小碟泡菜、一碗大酱汤。没有肉星,连油花都少见。可工人们已经很知足了,因为这顿饭是国家补贴的,便宜。
晚饭呢?自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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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好几个工人从包里掏出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干粮——玉米面饼子,或者红薯,凉透了,硬邦邦的。他们就着水壶里的凉水,一口一口啃。啃得很慢,嚼很久,像在吃一顿大餐。
有个年轻工人,看起来二十出头,啃着啃着,突然停下来,把剩下的半个饼子重新包好,塞回包里。翻译说,他留着明天早上吃。晚上饿一顿,忍忍就过去了。
忍忍就过去了。这句话,他从小说到大吧。
我问他一个月赚多少?翻译犹豫了一下,说:“大概三四千朝元,折合人民币……不到三十块。”
三十块。在我们这儿,不够吃一碗牛肉面。在他那儿,要养活一家老小,要买牙膏肥皂,要交偶尔的杂费。所以他能省一分是一分,宁可走十公里路,也不花钱坐车。宁可啃凉饼子,也不舍得生火做饭。
那天晚上,我回到住的地方,看见桌上摆着米饭、红烧肉、炒鸡蛋、一碗热汤。我端起碗,脑子里全是那个把半个饼子塞回包里的年轻人。他忍了今晚,明天早上那个饼子更硬,更难咽。可他没有别的选择。
我的工作结束了,火车又晃晃悠悠地拉着我离开。还是那辆2005年株洲厂产的绿皮车,还是五个小时跑一百八十公里。我靠在窗边,看着那些一闪而过的村庄和农田。田里有劳作的农人,弯着腰,一动不动,像插在地里的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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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他们下班后要走多远的路,也不知道他们的干粮够不够吃到明天。
火车过了鸭绿江,手机信号恢复了,4G满格。我刷新了一下朋友圈,有人在晒烤肉,有人在抱怨堵车,有人在发“减肥好难”。
我关掉手机,闭上眼睛。
那个年轻工人把半个饼子塞回包里的画面,怎么也关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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