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火车是2005年株洲厂产的，绿皮，旧，但还能跑。从新义州到平壤，一百八十公里，跑了整整五个小时。平均时速三十多公里，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一路上晃晃悠悠，车窗外的农田、村庄、牵着牛的老人，一幕幕慢慢地往后挪，像老电影在倒带。
我心里想，这速度，大概也是这个国家目前的节奏。
到了那家工厂，尽管来之前做过心理建设，可真站到厂区门口的时候，我还是愣了一下。
厂房的墙皮大片脱落，露出发黑的水泥。窗户上的玻璃缺了好几块，用塑料布糊着。车间里光线昏暗，机器轰隆隆地响，每一声都像在咳嗽。地上油渍斑斑，空气里弥漫着铁锈和机油混在一起的味道，呛鼻子。
工人呢？瘦。不是那种健身出来的精瘦，是那种长期吃不饱、油水不足的干瘦。工作服穿在身上，晃晃荡荡的，像面口袋。脸色灰黄，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可他们的手很有力，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泥。
干活的时候没人说话，只听到机器的轰鸣和工具的碰撞。偶尔有人抬起眼睛看一眼我们这些“外国人”，然后又迅速低下去，没有任何表情。
真正让我心里发堵的，是下班后。
那天傍晚，我在厂门口等车，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工人走出来。他脱下工作服，换上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夹克，背上一个破旧的帆布包，然后开始走。
我以为是去附近的公交站。等了半天，没看到有车来。翻译跟我说：“别等了，他走路回家。”
“多远？”
“差不多十公里。”
十公里。我大概算了一下，按正常步行速度，要走两个多小时。他早上天不亮就要出门，晚上天黑透了才能到家。一天四个小时在路上，而且是在那条坑坑洼洼、没有路灯的土路上。
还没等我消化完，又走出来几个工人。有的骑着叮当响的自行车，有的跟他一样，靠两条腿。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推着一辆二八大杠，车胎瘪了，推着走。我问翻译：“轮胎没气了怎么不修？”翻译苦笑：“修一次要花不少钱，舍不得。”
他们走远了，背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几个灰点，消失在灰蒙蒙的路上。路边光秃秃的，连棵树都没有。风一吹，灰尘扬起来，把那些灰点彻底盖住了。
更让我难受的，是晚饭。
厂里给工人提供一顿午餐——一碗米饭、一小碟泡菜、一碗大酱汤。没有肉星，连油花都少见。可工人们已经很知足了，因为这顿饭是国家补贴的，便宜。
晚饭呢？自己解决。
我看到好几个工人从包里掏出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干粮——玉米面饼子，或者红薯，凉透了，硬邦邦的。他们就着水壶里的凉水，一口一口啃。啃得很慢，嚼很久，像在吃一顿大餐。
有个年轻工人，看起来二十出头，啃着啃着，突然停下来，把剩下的半个饼子重新包好，塞回包里。翻译说，他留着明天早上吃。晚上饿一顿，忍忍就过去了。
忍忍就过去了。这句话，他从小说到大吧。
我问他一个月赚多少？翻译犹豫了一下，说：“大概三四千朝元，折合人民币……不到三十块。”
三十块。在我们这儿，不够吃一碗牛肉面。在他那儿，要养活一家老小，要买牙膏肥皂，要交偶尔的杂费。所以他能省一分是一分，宁可走十公里路，也不花钱坐车。宁可啃凉饼子，也不舍得生火做饭。
那天晚上，我回到住的地方，看见桌上摆着米饭、红烧肉、炒鸡蛋、一碗热汤。我端起碗，脑子里全是那个把半个饼子塞回包里的年轻人。他忍了今晚，明天早上那个饼子更硬，更难咽。可他没有别的选择。
我的工作结束了，火车又晃晃悠悠地拉着我离开。还是那辆2005年株洲厂产的绿皮车，还是五个小时跑一百八十公里。我靠在窗边，看着那些一闪而过的村庄和农田。田里有劳作的农人，弯着腰，一动不动，像插在地里的桩。
我不知道他们下班后要走多远的路，也不知道他们的干粮够不够吃到明天。
火车过了鸭绿江，手机信号恢复了，4G满格。我刷新了一下朋友圈，有人在晒烤肉，有人在抱怨堵车，有人在发“减肥好难”。
我关掉手机，闭上眼睛。
那个年轻工人把半个饼子塞回包里的画面，怎么也关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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