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力挺一夫多妻制，用两个理由，试图证明一夫一妻不合理

假如真有“穿越”，多数现代人恐怕宁愿带着一纸结婚证回去，而不是多娶几房太太。

在一期节目里做过小调查，参与留言的大约有上千人，其中约八成明确表示支持当下的一夫一妻制，只把古代“三妻四妾”当段子看。还有不少人直接在评论区指出，一夫多妻在现实里的不公平，比想象中要刺眼得多。

这种态度在百年前却完全是另一幅画面。中国传统上实行的是“嫡妻一人，妾可多纳”的结构，从周代一直延续到清末，至少两千年以上都是主流安排。法律名义上是一夫一妻，实际运作却是一夫多妻的社会秩序。

真正在制度层面出现转折，是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临时约法》，在婚姻制度上明确提出“一夫一妻”为法律原则，这算是官方第一次用宪制形式给多妻制画上问号。但纸面写进法条，并不等于社会立刻跟着转弯。

在此之前的十几年，维新派已经多次点过这盏灯。大约在1898年前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维新运动中就公开呼吁废除一夫多妻制，提倡“以一夫一妻为正婚”。他们在报刊上连发文章，比如《时务报》《万国公报》，用西方民法典作参照，强调现代国家“夫妻平权”的必要性。

现实阻力却很顽固。特别是社会上层，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绅士、官员、名流，大多已经纳有二房、三房，甚至更多。他们不仅在生活里享受这一制度，也在舆论上替它兜底。辜鸿铭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甚至成了“理论护法”。

辜鸿铭出生于1857年，地点在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祖籍是福建惠安。少年时被送去苏格兰求学，据后来的介绍，他至少熟悉九种外语，包括英语、德语、法语、拉丁文、希腊文等。此后在欧洲大学拿到多个学位，被媒体称作“十三博士”，虽然具体数字有夸张成分，但他的确是晚清少有的“洋学问”加“中学问”兼具的人。

1885年他回到中国，最初在李鸿章幕府任职，后来进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辛亥革命前后，他已经是朝野皆知的“通儒”，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听众常常挤满教室。正因如此，他对婚姻制度的公开表态，在当时有不小的传播力。

二十世纪初，北京、上海、广州几地的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里，学生群体成了最早反思婚姻制度的一批人。大约1914年前后，有北大学生在讲座上当面问辜鸿铭：既然您熟读西书，又推崇儒家伦理，为何还要维护一夫多妻？您有什么“理论依据”？

辜鸿铭给出的第一个论据，是对汉字的拆字解释。他让学生看“妾”字：上面是一“立”，下面是一个“女”。在他的解读里，“立”是站立、依托之意，“妾”就是“女人立于男前，以供其依赖”。这显然是一种非常主观的训诂，用文字结构硬套身份关系。

接下来，他又举出“妇”字。繁体“婦”右边是“帚”，也就是扫帚。他据此得出结论：女人的本分就是持帚治家、服侍丈夫，所以男人拥有多个“妇”“妾”是顺理成章。这样的论证，更多是一场表演，而不是语言学证据。

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重复类似观点。1910年代的报刊上，可以看到零散记录：他在演讲里曾以“茶壶和茶杯”做比喻，称男人像茶壶，女人如茶杯，“一壶配多杯，才算物尽其用”。这种说法在当时的一些报纸副刊上，被当作奇谈转载，引起不少争议。

另一回，他又用了“车轮和打气筒”的比方：无论有多少车轮，只要一个打气筒就够了。言下之意，是再多的妻妾也应围绕一个男性中心运转。这类比喻简单粗暴，看似诙谐，却把人格直接降格为物件。

即便如此，在那个年代，这些话并不只是笑话。民国初年，全国女性识字率普遍在10%以下，190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江南某县女性识字人口比例不足5%。缺乏受教育机会的群体，很难主动挑战这些话语，更难在法律和舆论场上发声。

法律推进的节奏也说明了现实的顽固。《临时约法》提出一夫一妻后，直到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正式实施，才较系统地在条文中限制纳妾。中间间隔了18年，这段时间里，一夫多妻仍在许多省份以“惯例”形式存在，地方司法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另一方面，社会生活里出现了一些新的张力。比如上海、天津的报纸在1920年代不时会刊登妇女读者来信，抱怨丈夫另娶“姨太太”，要求法律“保护原配”。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一夫一妻的观念已经深入部分城市中产阶层，但在乡村和旧式家族里，多妻仍被视为“福气”。

辜鸿铭的影响力，恰恰卡在这个夹层。他一边熟悉英美婚姻制度，一边又坚持认为中国应当维持以“家”为核心的等级秩序。有人统计过，他在1910年代发表的文章和演讲中，至少五次公开为纳妾辩护，每次都把“东西方不同”“西制不适合中国”当作前提。

从今天回头看，这种辩护有一个明显的盲点：它几乎完全忽略了女性的选择权。无论是拆字游戏，还是茶壶、车轮的比喻，讨论的始终是“男人该如何安排女人”，而不是“女人是否愿意被如此安排”。在统计学上，当时城市里正式登记的男性纳妾比例并不算高，但在精英阶层中，却几乎是一种身份标志。

真正完成制度层面“翻篇”的，是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这部法律在第一条就写明“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并在后续条文中明确禁止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和纳妾行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各地法院据此受理了大量婚姻纠纷案件，旧式多妻关系被逐步解构。

有学者通过地区档案统计，1950—1953年间，某省法院系统审理的婚姻案件中，涉及“原配起诉小妾”或“争夺财产”的比例接近三成。数字背后，是原有家庭结构被强制调整的阵痛，也是法律第一次站在“平等婚姻”的一边，提供硬支撑。

当然，法律的变化不会立刻消除社会观念里所有旧影子。一些学者在1980年代做口述史调查时发现，仍有老人回忆早年把纳妾当作“光宗耀祖”的标志。这说明，从制度到观念的迁移，往往需要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时间。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小调查，当下多数人觉得“一夫一妻”更舒适、更公平，不只是因为法律这么规定，而是身边的家庭样本发生了变化。你看到的大部分家庭，都是一对夫妻共同面对压力，抚养一两个孩子，谁“多娶几房”都只存在于小说和短视频段子里。

在百年跨度里看，这种从“多妻荣耀”到“多妻荒诞”的心理变化，恐怕比任何纸面制度更能说明问题。你会更好奇的是：在未来几十年里，婚姻观念还会被哪些新的现实悄悄推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