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借702条款搞无证监视，国会应叫停

国会必须终结无证监听项目。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美国，特朗普毫不介意将公众的权利与特权置于险境。对于一个沉迷于复仇的自恋者而言，《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款无疑是他推进威权议程的又一危险且强大的工具。

4月17日，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对《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款为期10天的短暂延期。这使得该条款的最新到期日顺延至2026年4月30日。

第702条款于2008年被加入《外国情报监视法》，并附带一项要求国会定期重新授权的规定。该措施允许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以及中央情报局等国家安全机构，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收集并监控任何发送给或来自“有合理理由相信位于”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的电子通信。

值得注意的是，向海外人士发送信息的美国人，其数据也同样可能遭到监控。长期以来，执法机构不断滥用这一漏洞对美国公民进行监视，此举公然侵犯了民众受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的权利。

布伦南司法中心报告指出，近年来，政府在无搜查令的情况下，对多达141名“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者、19000名国会竞选捐款人、多名国会议员、多位美国政府官员、政治评论员及记者的通信记录进行了搜查。此外，数以万计参与“内乱”的美国民众也未能幸免。

特朗普政府完美地印证了第702条款给美国公众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带来的危险。第702条款非但未能防范恐怖主义，反而为其提供了便利。

特朗普对第702条款的强烈支持并不令人意外。外界认为，他的政府一直在积极削弱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与保护。

这些举措包括：传唤社交媒体网站，要求其交出批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用户的个人数据；积极探讨一项拘留美国公民并将其驱逐至萨尔瓦多监狱的提案；通过威胁削减对庇护城市的拨款，以及征用州和地方官员听从联邦政府的差遣，来侵犯各州权利。

此外，其政府还试图通过涉嫌操纵选举的《拯救美国法案》剥夺选民的投票权，并努力限制出生公民权。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美国，特朗普毫不介意将公众的权利与特权置于险境。分析人士指出，对于一个沉迷于复仇的自恋者而言，第702条款无疑是他推进威权议程的又一危险且强大的工具。

这些所谓的“成功”——或者更准确地说，涉嫌战争罪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包括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暗杀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以及煽动一场鲁莽的选择性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和以色列被指蓄意将学校、医院和居民楼作为袭击目标。

特朗普政府完美地印证了第702条款给美国公众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带来的危险。第702条款非但未能防范恐怖主义，反而为其提供了便利。

需要明确的是，终结第702条款的理由远不止于特朗普政府的作为。首先，该措施破坏了《外国情报监视法》存在的根本逻辑。《外国情报监视法》颁布于1978年，当时理查德·尼克松政府广泛开展无证监视的丑闻刚刚曝光。这不仅包括臭名昭著的水门事件，还包括以涉嫌与外国左翼团体有联系为借口，对反战抗议者和民权活动人士进行监视。《外国情报监视法》要求情报机构在进行电子监视和其他调查行动前必须获得授权。该法案还设立了外国情报监视法院，负责监督监视搜查令的申请。

第702条款绕过了这些保障措施。一旦政府收集了目标的数据，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就可以在没有搜查令或未经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批准的情况下，在其中搜索美国人的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

第702条款实际上允许政府从事《外国情报监视法》原本旨在防止的那种尼克松式的权力滥用。

与特朗普的利益保持一致，迈克·约翰逊的提案将允许联邦政府毫无阻碍地继续对美国公众和全球社会发起冲击。

事实上，第702条款最初源于乔治·W·布什政府在“9·11”恐怖袭击后授权的一项秘密无证监视计划。2005年，《纽约时报》向公众曝光了这项“恐怖主义监视计划”，引发了一波诉讼浪潮。

2006年，法官安娜·迪格斯·泰勒裁定该计划违反了《外国情报监视法》和美国宪法。尽管如此，正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所指出的：“国会在2007年和2008年两次削弱了《外国情报监视法》，以允许该法律此前禁止的无证窃听行为。”国会非但没有终止布什政府违宪的计划，反而实际上将其编入了法典。

与之相关的是，第702条款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改革，恰恰是因为该措施与《外国情报监视法》本身背道而驰。

2023年，在另一次《外国情报监视法》续期辩论中，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向国会表示，他对一项要求政府在访问使用第702条款获取的信息前必须取得搜查令或法院命令的提案感到“特别担忧”。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毕竟，第702条款的核心目的就是授权一项无证监视计划。一旦引入搜查令要求，该条款实际上将形同虚设。

外界也曾提出甚至实施过更为温和的改革尝试。例如，2024年的《改革情报与保障美国安全法案》引入了一些旨在限制后门搜查的规定。短短几个月内，联邦调查局就已经开始违反这些新要求。

尽管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坚称，该法案已导致后门搜查数量大幅下降，但现实情况是，联邦调查局在2024年和2025年未能追踪所有此类查询。因此，该法案是否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仍是未知数。

即便如此，就算搜查数量确实有所下降，该法案及类似提案依然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即彻底禁止政府的无证监视和大规模数据收集行为。

这就是改革派面临的困境：搜查令要求是一项“事实上的禁令”，但任何其他形式的限制，充其量也只能减少宪法权利遭到侵犯的人数。

众议院议长、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人迈克·约翰逊于4月23日公布的三年延期提案同样毫无建树。该提案仅包含了对滥用监视项目极少的全新监督和惩罚措施，却完全没有涉及搜查令要求。

正如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所言：“这项法案非但没有终结无证监视，也没有让政府的监视行为变得更加透明，它只是要求特朗普政府的几名官员多勾选一个选项罢了。这往往会导致更多的滥用，而不是减少。”

与特朗普的利益保持一致，约翰逊的提案将允许联邦政府毫无阻碍地继续对美国公众和全球社会发起冲击。

第三，尽管特朗普和中央情报局大肆宣扬第702条款成功防范了多起恐怖袭击，但几乎没有公开证据能支持这一说法。

根据卡托研究所的数据，只有一起记录在案且经过独立证实的案例，表明第702条款成功阻止了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即2009年纽约地铁爆炸阴谋。在该案中，国家安全局利用第702条款追踪了一名“基地”组织信使与居住在美国的纳吉布拉·扎齐之间的交流。

国家安全局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联邦调查局，后者确认了扎齐的身份并在袭击发生前将其挫败。关键在于，据称国家安全局是从英国情报合作伙伴那里获取了该信使的海外电子邮件地址。

因此，这一成功充其量只是盟友之间富有成效的情报共享所带来的副产品。这一事件非但未能证明第702条款的必要性，反而凸显了特朗普对美国关键盟友的无理攻击是如何破坏国家安全的。

国会应当终结第702条款，并将重点转向为《外国情报监视法》实施更有意义的护栏与监督机制。在宪法权利面临前所未有威胁的当下，国会必须以公众的最大利益为重采取行动。趁着还有时间，外界呼吁公众联系各自的代表，表达对延长第702条款的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