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念汴京,念的是特权,不是家国。
《眼儿媚》里,他写“玉京曾忆昔繁华”。玉京,汴京,那个他住了二十五年的地方。他记得什么?记得“万里帝王家”的排场,记得“花城人去”前的笙歌,记得自己是“天上人间”的主人。他唯独不记得,这繁华是谁的血汗浇铸的。
他在词里装游子。
“家山何处”,一个亡国之君,突然成了思乡的游子。多可笑。当年他在艮岳看遍天下奇石,在樊楼听遍汴京丝竹,在延福宫宴饮无度——那时,他的“家”是整个大宋,是万里河山,是生杀予夺的权力。如今权力没了,他开始说“家山”,说的不过是那间再也回不去的宫殿,那种再也享不到的荣华。
“梦魂惊”三个字,暴露了他的恐惧。不是惊于国破,是惊于自己从云端跌落。他梦见什么?梦见金戈铁马?梦见百姓流离?不,他梦见的是“花城人去”的落寞,是“春梦绕胡沙”的荒唐。他的噩梦,是自己不再是帝王;他的乡愁,是再也做不成那个挥霍无度的人。
拆穿这些意象,全是精神鸦片。
“玉京繁华”是民脂民膏。花石纲从江南运来的每一块石头,都是百姓的血泪;艮岳里每一株奇花,都是国库的空虚;他笔下每一笔“繁华”,都是大宋武备的废弛。他把掠夺包装成风雅,把剥削美化成盛世,把一座吃人的城市,写成“天上人间”的幻梦。
“春梦”是自我麻醉。他不敢醒,不敢直面靖康之耻的肮脏,不敢承认自己是亡国的罪魁祸首。他给自己造梦,在梦里回到汴京,回到那个“花城”还在的年代。但这梦是毒药,让他沉溺于过去,逃避于当下,在囚牢里继续当一个精神上的纨绔。
“胡沙”是甩锅。他把一切归咎于“胡沙”——金人的铁骑,命运的捉弄,时代的洪流。唯独不归咎于自己。好像没有他的联金灭辽,没有他的花天酒地,没有他的退位甩锅,汴京就不会陷落,繁华就不会成空。他在词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一个被历史洪流裹挟的可怜人。
赵佶的怀旧,是渎职者的自我麻醉。他不是在怀念汴京,是在怀念那个可以为所欲为的自己。他怀念的不是“家山”,是特权;不是“繁华”,是挥霍;不是“帝王家”,是生杀予夺的快感。他的每一滴眼泪,都是为自己而流;他的每一声叹息,都是因为失去了那些本不该属于他的东西。
他从未真正爱过汴京。如果他爱,就不会用花石纲耗尽民力;如果他爱,就不会联金灭辽引狼入室;如果他爱,就不会在危机四伏时退位甩锅,把烂摊子扔给儿子。他的“爱”是占有,是消费,是把一座城、一个国当成私产来挥霍。私产没了,他开始哭——哭的不是失去家国,是失去了挥霍家国的权力。
这是盛世繁华的反噬。
北宋的繁华是一场盛大的回马枪。它让赵佶们沉醉于“玉京繁华”的幻象,忘记了边关的烽火,忘记了武备的废弛,忘记了王朝根基正在腐朽。他们以为这繁华会永远持续,以为自己是“天上人间”的永恒主人。直到金人的铁骑踏破汴京,他们才惊觉——繁华不是永恒的,它会回头,会反噬,会清算一切。
赵佶就是这反噬的牺牲品。但他不值得同情。他是这场繁华的制造者,也是这场繁华的埋葬者。他的《眼儿媚》不是挽歌,是罪证——证明他到死都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证明他即便成了阶下囚,还在用风雅给自己开脱;证明一个亡国之君,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
繁华回马,一枪穿心。
赵佶死在了五国城,死前还在写词。他至死都在“玉京”的梦里,至死都觉得自己是“万里帝王家”的主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是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他的词流传千古,他的无耻也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后人读他的词,读的是“玉京曾忆昔繁华”的伤感,却忘了这繁华背后是多少百姓的血泪。后人叹他的命,叹的是“春梦绕胡沙”的凄凉,却忘了这凄凉是他咎由自取。
这就是赵佶的遗产:用最美的词,写最无耻的逃避;用最雅的笔墨,遮掩最肮脏的罪责。
繁华回马,一枪穿心。射穿的不仅是赵佶,是整个北宋的盛世幻象。
附:赵佶(宋)《眼儿媚》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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