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论坛】民国县志馆初探||刘翔宇

民国县志馆初探

刘翔宇

摘要：开馆修志是我国志书编修的基本组织形式和优良传统习惯，民国时期予以继承与发展。随着民国社会的发展与演变，以及修志馆自身的不断发展变化，至民国晚期，县志馆的发展呈现出新特点：由临时性修志机构向常设性文化机构过渡，由专职修志机构向非专职修志机构转变；机构名称与选址由杂乱向统一转变；志馆管理从依行政命令管理向依法管理、从二元管理向一元管理、从非馆（局）长制向馆(局)长制过渡；经费来源由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源向以政府为主、绅商为辅的二源发展，志馆经费列入地方年度预算成为发展趋势；县志馆管理日趋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梳理研究民国县志馆的发展历程及其功能特点变化，对当今方志馆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国 县志 县志馆

编修志书是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开馆修志是我国志书编修的基本组织形式和优良传统。民国时期，志书编修赓续不断，共编修志书1600余种，其中大部分为县志。县志馆因修志需要在全国许多地方纷纷设立，成为民国时期重要而突出的地方文化现象。民国虽历时较短，且战事连绵，社会动荡，但修志的普及性并不亚于号称修志鼎盛时期的清代，所设县志馆情况亦大体如此。此前，学术界对民国方志馆的研究多聚焦数量有限但单体影响较大的省志馆（通志馆），对数量可观但单体影响有限的县志馆缺乏关注，研究成果甚少，且均为涉及性或附带性的，专题研究成果尚未呈现。本文拟以民国县志馆为中心，从宏观上对其性质、功能、运行、管理及选址、经费来源与使用等问题展开初步探讨，通过勾勒民国县志馆的基本样貌及发展轨迹，揭示其发展规律与特点并分析形成原因，以期推动相关研究，并希望对当今方志馆特别是县志馆建设提供借鉴。

一、民国县志馆的性质、功能与选址

一般认为，我国方志馆设立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随着方志编修日盛，方志馆的设立日渐增多，至清代已遍及全国多地。民国时期的方志馆是对清代方志馆的继承与发展。纵观我国方志馆发展的历史，各级各类方志馆均为修志而设立，故方志馆的性质应是修志机构，且具有临时性，多由官方或官与绅合作创办与经营管理，极少数由私家创办与管理。传统志馆的运营管理与志书编纂虽不完全是同班人马，但二者交织甚密，同属修志之事，同为志馆人员，故其人员构成特征相同。方志馆的功能主要是编修志书，以及为此而展开的相关资料与图书的征集收藏、相关问题的讨论与交流、相关会议的组织召开。民国时期因社会转型和近代化加速，省（特别市）通志馆除了是编修通志的组织机构外，还承担着组织开展全省修志工作的职能，同时还兼为省（特别市）政府的文化办事机构。县志馆因其为基层志馆，其性质在民国初中期仍是功能较单一的修志机构，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形势的变化，至民国晚期，县志馆向以修志为主的文化机构发展，其临时性减弱，常设性增强，非官方性减弱，官方性增强；其功能除了编修志书及收集整理资料、收藏、交流、研讨、组织会议等功能外，尚具有一定的政府文化办事机构的功能。这是民国社会发展的结果，更是民国相关法规建设的结果，还是有关专家学者呼吁的结果，当然与省通志馆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民国初年，百废待兴，政府及社会各行业亟需参阅各地志书，全国不少地方纷纷设馆修志。这一时期设立的县志馆多继承清代志馆的传统，无论是清末所建志馆的延续，还是新设的修志馆，其性质均为临时修志机构，其功能为组织开展县志编修工作。正如民国晚期学人所言：“以前设立之县志馆多系临时，从事修纂则馆开，修纂成书则馆废。”如设于1913年的上海县志局，为编修《上海县续志》而建，由县民政长提议，经县议事会议决，当时规定志局开办时间为一年半，后因故延宕，至1918年该志书才基本修竣，因“修志事宜原属出于临时，非经常机关可比，缓一日裁撤，即多一日开支”，故经反复函请县当局及县公款公产经理处志局始得延撤。又如设于1929年的感恩县修志局，其章程第八条明确规定“本局以完成新旧二志之日，即行撤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修志机构的临时性几乎是常态。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修志事例概要》，对通志馆作了明确规定，对县志馆则要求“各县及各普通市兴修志书，应行规定事项，由各省通志馆参照本概要定之”。据此一些省份出台了本地修志规定，如广东于1930年颁布《广东各县市修志事例概要》，浙江于1944年发布《浙江省各县修志事例概要》。虽然这些国家或地方修志法规均未明确规定修志馆为常设或临时机构，但当时的历史惯性和人们的思维定势就是志馆为临时机构，即使是受章学诚设立志科的观点影响颇大、对连续修志非常坚持的方志名家，如余绍宋亦无意确保修志馆的持续存在。而此时期志馆的功能除了如前所述的主要是修志，以及服务于修志的图书资料征集收藏与查阅、会议交流研讨外，有的志馆还有提供食宿等功能，但上述附属性功能均只对志馆内部，不对社会开放。如梨树县志馆办事细则即有“征集各种关系图书”的规定，又如民国《龙游县志》的主撰余绍宋在北京修志期间，曾因故两次返乡，均造访县修志馆，组织召开修志会议，商讨相关问题，且其中一次食宿在志馆。值得注意的是二三十年代有的志馆甚至以政府一部门或社会组织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或学术活动，如上海县志局以社会公团身份参加公共活动。但此种现象极为少见。

1944年，尽管抗战尚未胜利，社会动荡不安，但国民政府出台《地方志书纂修办法》《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在空前加强对各地修志控制的同时，亦进一步明确方志馆的功能及其与文献委员会的关系，即方志馆负责修志，仍为临时机构，而文献委员会为常设机构，负责日常收集资料并提供给方志馆以编修志书。但1946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修订版的《地方志书纂修办法》《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前者明确规定：“各省、市、县纂修志书事宜，应由各省、市、县政府督促各省、市、县之文献委员会负责办理。”后者第五条则规定：“本会设左列各组，一、编纂组 担任编纂省市县志及各种文献专刊等事宜……”且两者均通篇只字未提修志馆，从此，各地编修志书的职能划归文献委员会。显然，如仅从法规层面上看，此时期文献委员会即为修志机构，且该会的中心任务就是修志。尽管文献委员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专职修志机构，因为它是“为征集、保管、整理文献资料设置”，其职责要比专职的修志机构宽泛，但与以前的修志机构相比，此时的文献委员会作为地方政府机构更具有常设性，故地方修志机构从此开始走向常设化。为此，各地针对修志馆有不同的举措，最终大致呈现四个结果：一是裁撤修志馆，改组文献委员会，即把市县修志馆一律裁撤，改组原文献委员会以适应修志需要，如广西。二是改组修志馆，组建地方文献委员会，如浙江省政府决定于1949年度把各县修志馆一律改组为文献委员会。三是保留修志馆，划归地方文献委员会，或二者合并，如鄞县。四是修志馆仍独立建制，与文献委员会并存，如1947年设立的杭州市修志馆；或文献委员会并入修志馆，如四川。四川要求“已设立文献委员会的县份，则并入县志馆，以利推行”。但杭州市修志馆除了负责与修志相关的事务外，还负责诸如“联合市县内学术机关审议文献事项，举行市县文献展览会事项，供应中心学校乡土教材事项，阐扬善良风俗习惯及行为事项”等。以组织规程的形式规定此等内容，彰显了修志馆功能的突破与拓展，昭示着修志馆的发展张力与活力。该时期，此类现象并非个别，如广东潮州修志馆，1948年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可见，无论是新获修志职能的文献委员会，还是修志时依然设有的修志馆，至少有一部分已不是传统的专职修志机构，多兼及其他职能。从此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晚期修志馆的发展呈现出新特点：由临时性修志机构向常设性文化机构过渡，由专职修志机构向非专职修志机构转变。尽管这种过渡与转变均为雏形，且各地也不平衡，但似乎又是趋势和大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鄞县通志馆的经历即在一定程度上诠释着此时期地方修志馆演变的生动历史：1933年鄞县通志馆由名绅发起设立，经费全部由士绅募集，属于民间组织，后因日寇全面侵华而中断；1944年，鄞县政府决定继续修志事业，合并鄞县通志馆与文献委员会，改通志馆为修志馆，经费由政府负责，修志馆实为为政府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志机构逐步发展成为政府常设机构，其发端即民国晚期，而以方志馆命名的机构因种种原因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重新出现。

20世纪40年代后，县志馆性质的演化，是修志馆自身发展的飞跃与突破，固然是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使然，但当时相关知识阶层的大力呼吁亦颇为给力。如时人高维岳在分析指出了长期以来县志馆因临时性而弊端丛生后，强烈建议在政府实行的新县制中增设县志馆机构，并要求该机构在性质上为政府常设机构，在任务上负责日常征集资料、编修志书及清理保存档案、印制收集图集、编制提供乡土教材等，在地位上应与县图书馆、县立中学相同，在经费上应如县级各机关，由县政府编入预算，按月支给。他甚至对县志馆的组织框架进行了设计，可见思考深入而缜密。

综观民国时期县修志机构，其名称各异，并不统一，称修志局、修志馆的较多见，也有修志处、修志所、修志股、文献委员会、编修（修志）委员会、编辑所、编修处等称谓。这些修志机构的选址，亦多元性特点非常明显，概括地讲，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是设在政府或准政府衙内。如广西博白、安徽歙县、蒙城等县志馆，设在县衙内，旨在工作办事都较方便，这种情形较多，往往是县修志馆馆址的首选或理想之选；另有部分县修志馆设在了县教育局（劝学所）或民政局或区公所或农会等准衙门中，如辽宁建平志馆设在县教育局内，江苏常州志馆设在乡行政委员会内等。二是设在文庙、寺庙、祠堂、藏经阁、图书馆、公园等公共场所里。如浙江遂安“爰设局于文庙内”，广东顺德设志馆于城内表忠祠，上海县志馆设在也是园，吴县修志局设在沧浪亭，鄞县通志馆设在中山公园，无锡县志馆设在图书馆，慈溪县志馆设在宝善堂，安徽颍上县志局设在育婴堂等。三是设在学校或私塾等教育场所中。如广东乐昌县志馆设在县中学，浙江杭县志馆设在塘栖镇晚步弄毓川书塾等。四是设在民宅中。如嘉定修志局设在张马弄浦宅等。县修志局初设此地，后为节省经费，迁至县教育局内。县修志馆的建筑规模大小不一，有仅有一二间房者，如安东县志馆，也有数间房者，如文安县志馆，绝大多数都不是独立的办公场所。应该强调的是有部分县修志馆馆址并不固定，迁址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修志过程持续较长的县更为突出。如江苏阜宁县编修新志历时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修志局于1917年设在寿安寺，后迁至都天庙；第二阶段，1920年重设志局于颍川别墅，1928年再设志局于第一区公所梧桐庭院，后迁至社仓北屋。综观县修志馆的选址，无论址选何处，但基本都把交通方便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当然，安静少噪音也是修志者的理想追求，如设于1946年的杭县志馆，时人描述道：“县志馆址在该镇运河南岸晚步弄毓川书塾楼上，虽逼近巿心，却无尘嚣，倘无人指引，不易找到门径。里面高爽淸幽，几明窗净，布置几架书画写字台之外，只挂数幅当代名流勖勉性的题词，案头故纸堆中，反映质朴简单的情调。”如仅从名称和选址上看，民国时期的县级修志机构的不规范性和非常设性亦显而易见。但随着30年代文献委员会在部分县域的出现，县级修志机构的名称与选址悄然生变，至40年代末，文献委员会在众多县域取代修志馆（局）成为实际的修志机构，名称和选址杂乱的现象趋于消失，但民国也即将寿终正寝，民国县志的编修历史亦将随之谢幕。

二、民国县志馆的管理与运行

民国时期的县志馆（局）作为修志机构，其管理与运行应包括志书的编修和志馆机构本身，这里主要探讨后者，同时也根据需要兼及前者。

综观民国时期方志馆的管理，有政府负责的也有民间负责的，前者主要指中央、省、县三级政府，后者主要指地方自治机构。纵观民国县志馆发展史，官方在志馆的管理中占主导、官与绅共管志馆的形式在民国大多数时间和地区是常态，如开鲁县，1929年7月，“县长集绅公议，在县政府附设修志局一处……查士绅曹浚，学问渊博，熟悉地方，堪任纂修之任，业经县长聘任”。《开鲁县修志局办事暂行章程》则规定：“县志局设监修一员，纂修一员……监修由县长充任，纂修由县长聘任……各员役均受监修、纂修之指挥调遣。”但在民国初期，士绅力量大涨，特别是在自治地区民间管理可能一度跃升为主导，如龙游县志馆即为士绅设立并组织管理，官方作用不大，然而该馆并未从根本上突破官绅共管的模式。如仅从法规层面上看，中央政府对修志馆的管理始于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该法规共22条，其中只有两条对省通志馆的组织情况进行了规定：“各省应于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由省政府聘请馆长一人，副馆长一人，编纂若干人组成之；各省通志馆成立日期地点，暨馆长副馆长编纂略历，并经费常额，应由省政府报内政部备案。”但也仅是对省级（含特别市）修志机构的管理有所规定，对县及普通市的修志机构如前所述只是要求由各省通志馆参照此概要定之。当时，该要求在各地具体贯彻落实的情况尚不得而知，但如前所述，确有部分省份据此制定了本地相关法规，如广东省于1930年颁布了《广东各县市修志事例概要》，对县市修志馆设立、修志及相关工作报备等事项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关于修志的内容尤详，而对于志局的组织结构和运行只有一条规定：“各县市志馆成立日期、地点暨修志人员略历，应报明广东省通志馆备案，其关于经费之指拨，由该县市长呈明广东省民政厅核办，待定案后，仍报广东省通志馆备查。”14年后，浙江省颁布《浙江省各县修志事例概要》，其内容与广东省类似，对修志馆（局）组织管理的规定亦与广东基本相同。可见，政府对修志机构的组织与运行未作具体规定，应事出有因或有其他考虑，果然，1944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的《地方志书纂修办法》明确规定：“各省市县纂修志书时应由各省市县设立修志馆负责办理，修志馆组织章程另订之。”但一直未看到中央政府的该“组织章程”出台，所能看到的是此前有的省制定的该地区各县县志局章程，如甘肃省于1929年以省政府令的形式发布的《甘肃省各县县志局简章》，以及在各地普遍存在的县市级和省级修志机构的章程和办事细则等。对于中央及大多数地方政府未能及时制定出台志馆管理法规造成的影响，时人颇有认识也更有感触：“三十年来，吾国各省之通志，各县之县志，何尝无设馆修纂之事？然而或设或否，各为其政。设之者，但有由下而上之要求，无由上而下之规定。每见各地耆宿，步武前哲，赓修方志频于艰难擘画之中，勉成其事。虽其所设志馆，为时不长，对于史料，仅为一时之征载，所成之志，又多缺而不录，而其经营之苦心，实属令人起敬。何者？政府不加倡导，求之法律，既无根据，征之社会，动遭漠视。其初工作之计划，经费之筹措，当在在不能得人辅助，而意外所遭之困难，又不难想象而得。”显然，已出台的国家相关法规并未满足其期许，但不论怎么说，国家层级的相关法规为地方相关法规制度的制定提供了指导与遵循，省级相关法规制度为县市相关制度的制定提供了直接而具体的指导与借鉴。

关于县级修志机构的组织管理与运行，民国时期该方面的资料较丰富，绝大多数修志县市均设有修志馆（局），且自身基本都有类似相关组织章程和办事细则之类的制度。依靠制度进行管理是当时修志馆管理的基本形式。修志馆建有章程、细则等制度明清时期已有之，如清康熙年间编修的《朝城县志》卷首即有《修志约言》，对修志局诸事项作出原则性规定，实为该志局章程；清乾隆年间编修的《番禺县志》载有“修议修志章程”，凡10条，对志局运行及志书编纂均有涉及，其中有“志局宜严静”“钱银宜设人收支也……各费一收一支，须设殷实生监二人，公同入簿以杜侵欺”等内容，规定之细微可见一斑；又如清道光《武陟县志》卷一载有《采访条例》，凡数十条，内容颇为详赡；另外，在序、跋、凡例等中提到志馆“章程”的志书不在少数，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志书中缺载其具体内容，故今无法知其详。综观民国县修志馆的管理制度，大致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宏观方面一般称为“章程”，即对县修志及志馆之事的各重要方面作出规定，如组织机构、岗位布置、人员编制、职责职能、经费安排、修志期限、志书断限、志馆选址等方面。县级修志机构章程的制定者多为其机构本身，但也有省级修志机构统一制定者，如前文提及的《甘肃省各县县志局简章》，即为该省通志局制定，此简章凡12条，对全省各县修志机构的设立、组织机构、部门配合、岗位编制、修志期限、经费筹集等作出规定。有的省份虽未对县志馆作全面管理规定，但对某些重要方面作出规定，如广东对该省县志馆的编制作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包括岗位、人数、级别等。微观方面通常涉及县志编修或志馆中的各具体方面，如县志馆具体运行的管理制度“办事细则”，资料采访方面的“采访条例”，志稿编辑方面的“编辑细则”等。有的制度规定的颇为全面具体，如梨树县《县志馆办事细则》共20条，对馆务诸方面皆作规定，甚至对馆员上班时间及轮流值班亦作规定。但各地县志馆的管理制度的内容与完备性并非等齐划一，有的县志馆可能上述几种制度均有建立，如宝山县制定《修志委员会组织规则》《修志委员会办事细则》《修志委员会采访细则》《修志委员会编纂细则》《修志委员会采访标准》等。有的甚至还建有其他制度，如浙江镇海修志馆不但制定《修志采访条例》《修志采访员办事细则》，还制定《修志局审查志稿简章》《修志局征求事实及筹捐附则》《测绘全县地形图契约》；上海县在续修县志时还制定《上海县续志赠书条例》《修志局交换阅稿之约言》。但大多数县志馆可能只有其中一种或两种，即《组织章程》或《办事细则》或《采访条例》，如上海修志局有《上海县修志局规程》《采访调查简章》，博白县只见有《县志编修馆组织简章》，感恩县有《修志局章程》和《采访条例》，乐昌县有《修志局组织规程》和《修志局办事细则》等。总之，民国修志馆的管理制度是对明清相关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因民国时期法规建设进步空前，各行各业建章立制渐成风气，在此时代背景和历史氛围下，各地修志馆往往一经设立，其各种相关制度便相伴而生，故从总体上看民国县志馆的制度化管理和规范化运行较以往时期更为完善与发达。

从国家层面看，志馆管理呈现从依行政命令管理到依法管理的发展过程。在我国古代社会，特别是明清时期，修志大多是执行官府的指令，也有部分修志发起于民间，但基本为官与绅合修。此时各县开馆修志，无论志馆组织形式如何，但只能依靠皇帝谕旨或各级官府的行政命令开展，如，明永乐年间两次颁降的《纂修志书凡例》谕旨，清康熙年间颁降的参照《河南通志》编纂志书的敕令等都具有法令的性质，对修志活动有规范性，为那个时代的各地修志所遵循。而近现代意义上的修志法规始于国民政府于1929年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此前民国虽已建立十余年，但各地修志只能依靠官府行政命令开展，修志馆运行只能沿用传统惯例与习惯，加之共和肇建，政权更迭，新旧交替与过渡性明显，故此时修志馆可谓处于无法可依阶段。民国初期，尽管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但因政府及社会各方亟需掌握地情国情，故政府及其部分部门纷纷下令要求各地修志或报送志书，如1917年教育部通咨全国修志等，一时赓续修志传统，开展县志编修蔚然成风，并取得一定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自1912年至1926年的15年间纂修及刊印的各类方志有484种，约占民国所修方志总数的30.8%。综观这些县志编修，开馆修志是普遍现象，虽然如前所述各地修志馆名称不一，但其管理与运行基本继承清代组织形式与管理办法，尽管政府屡令修志，但并未制定相关法规。《修志事例概要》颁布后，据此开展修志工作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同时该法令也得到各地政府及绅学各界的欢迎与重视，这在当时的政府公文及各地志书中记载较多，如江西省政府以训令形式要求民政教育厅及各县“即便遵照”，河北省政府令称“行政院令行到府，业经分行遵照”，陕西省通志馆检发该法规，“函请各县政府，查照内开条件，逐一采访确实，随时陆续寄馆，以备编纂”，济南市政府则“训令四局奉省令转发修志事例概要，饬即遵照”，说明依法修志渐成风气与潮流。《修志事例概要》的颁布对推动各地志书编修作用明显，对各地方志馆的设立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从规范范畴上看，其主要针对省志，从规范内容上看，其仅对通志馆设立、志书书写内容及志书装订等作了规定，对作为法规应规范的志书种类、志书纂修期间、各级修志机构、志书核定与备查等未作规定。在该法规颁布施行之初修志人或许并未感到其不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修志事业的进步，该法规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故至1944年，行政院颁布《地方志纂修办法》，对概要进行修改补充完善，基本上克服了前者的不足，把修志法规建设推到空前高度，特别是“修志馆组织规程另订之”的规定，更是拟从国家层面对修志馆管理与运行进行专门规范的开始，但颇为遗憾的是，如前所述，后并未见到该组织规程的问世，而是两年后，行政院又颁布《地方志纂修办法》，对其前者进行修订，最重要的变化是省市县修志由各级设立的修志馆负责办理改为各级文献委员会负责办理。修志馆是否应继续存在，未见明文规定，故由各地自行决定，当然无可避免地造成各地一定程度上执行上的混乱和认识上的迷茫，如浙江贯彻中央新修志法令，废止了此前该省制定并执行的地方相关法规，要求各县修志馆一律改组为文献委员会。对此，云和县参议会认为：“应请省政府暂缓改组，如必须改组，应请省政府修正文献委员会编制，正副主任委员改为专任，并设总纂一人，编纂二人至四人。”甚而引发公开辩论。而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对依法设立修志馆的否定或抵制，恰恰是相反，是贯彻依法设立修志馆的结果。可见，至民国晚期，至少从理论和国家层面上讲，修志馆（含县志馆）的设立与管理已由依靠行政命令向依靠法规过渡，诚然，在当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下，各地落实依法设立与管理修志馆（含县志馆）的程度有所不同，但不论怎么说，这在修志馆（含县志馆）设立与管理的法制化和现代化建设上意义重大，不可小觑。

从地方层面看，县志馆管理从二元管理到一元管理。在我国开馆修志自宋元以来渐成制度，明清时期予以发展完善，民国时期赓续不断。但综观其间修志馆的选址开办、经费筹措、人才遴选、管理运营等方面，虽习称志书官修，实则如前所述民国初期大多数志馆为官与绅共建共管，如龙游县志馆，修志馆的官与绅二元管理昭然可见。但自近代以来，特别清末科举制度废止后，传统士绅继替逐步中断，至民国中后期，士绅变迁加剧，且日趋衰落，就总体而言，士绅对志馆的影响力在不断减小。而同时期，官府的力量在不断增强，特别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后，通过县政改革的手段空前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地方政府加强了对修志馆的控制和影响，主要表现在：政府负责筹措经费（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修志经费逐步纳入政府预算），政府负责修志人才选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依据中央政府上位法规，加大修志法规、制度的制定，如这个时期约有20个省份开启或恢复省通志馆，并制订了本地或本馆相关法规或制度（制度占多数）。而这些法规、制度往往突出政府在修志馆管理与运行中的作用，是对政府修志主导地位的法定化和制度化。至40年代末，若从整体上看，士绅作为一个阶层，在修志馆支配权与掌控权上已基本丧失影响，但其参与修志的现象依然存在，从组织管理权控制的意义上讲，修志馆由官绅二元管理转变为政府一元管理。

从修志馆层面看，县志馆从非馆（局）长制到馆(局)长制。民国初期的修志机构管理模式由于多因袭清代，故其行政管理层多设有总修、协修、督修等职，总修多由知县担任，总揽县志编修及志馆事务。但随着民国政体的嬗变，社会近代化的加深，以及近代行政制度的逐步确立，县修志馆（局）的组织机构在发生变化。20世纪20年代，有3种现象呈现：一是设有馆（局）长职位的方志馆，如东北的围场县和梨树县县志馆（局）均设馆（局）长一人，但同时又设有总裁一职，并有县长兼任，而馆长须“承总裁之命令，按简章之规定，综理本馆一切事宜”。可见县长是修志馆（局）实际控制人和管理者。二是不设馆（局）长，由县长掌管修志馆（局）事务，这种现象当时较普遍，如甘肃，《甘肃各县县志局简章》明确规定：“县志局以县长为监修，其纂修、采访以及事务各员由监修分别聘委。”全省各县须遵循。又如热河隆化县，县修志局遵章设监修一人，由县长兼任，“总理全局事务，毋用另设局长”。再如广东乐昌志局，“本局不设局长，以县长兼主任”。三是不设馆（局）长，由士绅掌管修志馆事务，特别是在自治地区，如龙游县，1922年底由议长及士绅共同商定设局修志，并决定局“设坐办，由颉老（祝颉庵）任之，下设局员二、会计员一、书记一，悉由坐办指挥”。祝颉庵即为当地有声望的士绅。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家法制建设大规模开展，特别是受《修志事例概要》明确要求省通志馆应设有馆长和副馆长职位影响，县志馆设馆长职位的增多，如博白县志编修馆组织简章明确规定：“本馆设馆长、副馆长各一人，馆长由县长充任，副馆长由县长聘任之。”县长兼任馆长，带有明显的新旧过渡色彩。也有馆长不为县长所兼者，如河南新安。但各地不平衡，有的地区受传统修志习惯影响较大，依然沿用旧式志局组织结构，如山东，省民政厅与财政厅联合发布的《颁发各县续修县志厘定经费办法》明确规定：“官修县志前清时例，以知事为督修，两学校官为协修，佐贰为监修。此次续修自应仍以县长为督修，主管教育之科长为协修，主管财政之科长为监修。”当时山东各地均有落实，如博山县《博山县续修县志办事处办事细则》规定：“办事处设督修、协修、监修各一人……县长为督修、第五科科长为协修、第三科科长为监修……督修总理本处一切事务及监督职员分任事务。”广西更是由省府强令勿设修志局局长，已设者令其改正，如思恩，1932年11月5日，省民政厅发来的《厅令一》称：“查组织县修志局应仿照省修志局组织章程，设立督办一人，由该县长兼任。毋庸设立局长，其（思恩）已委任局长吴瑜一员，着即改聘任为总纂，以专责成。”

20世纪40年代，随着国民政府实行宪政和文官制度的完善，特别是《地方志纂修办法》和《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章程》的两度颁布，修志馆机构本身更规范化和常态化，县志馆馆长的设置及其职权亦趋常态化。如1947年设立的杭州市修志馆，其章程明确规定：“本馆设馆长一人，办理馆务。”当时学人认为志馆设立馆长一职，统管志馆事务是自然的，如时人高维岳所言：“县志馆之机构，依一般之情形，拟之如下，设馆长一人，主持全馆事宜，由县府遴选公正人士且对史学深有研究者任之。”如前所述，他不但认为应在各地普设县志馆，且主张县志馆应成为县府的常设机构，同时对志馆的组织结构也进行了设计，其中对馆长的设置及遴选颇为看重。民国时期，如从总体上看，县志馆馆长职位的设置及其职权的变化大致呈现这样一个轨迹：先是县长（知事）兼任馆长，掌管馆务，后二者分开，但往往是县长仍处于主管地位，馆长须奉命管理馆务，最后实行馆长制，馆长职权相对独立，形成近代机关制度。

综上所述，县志馆的管理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人员管理、编纂管理和经费管理。其人员的选聘与管理又是重中之重。诚然，通过县志馆各种管理制度的制定，志馆的队伍建设取得了诸多成绩，为各地县志编修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毋庸讳言，受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很突出。如时人李泰棻所言：“若在今日，省吏多非士林，上焉者以志馆属之僚绅，下焉者并设此以置亲故，故立馆而终无成者有之，成书而言无物者亦有之，以较清代，反多远逊。”其针砭对象主要是省级修志机构，但上行下效，这种现象对县志编修的成败与质量的优劣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

三、民国县志馆的经费来源及其管理使用

民国时期，一方面，共和建立、制度嬗变后，又经军阀混战和频繁政权更迭，加之外敌入侵，国家破碎；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近代化加速，近代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逐步建立，这些都对地方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直接影响，作为地方文化事业组成部分的县修志馆，其建立与发展变化自然也受到影响。纵观民国时期县志馆经费来源及管理使用，其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曲折的动态发展变化过程，这是由上述时代形势及其变化所决定的。

民国初期，由于官与绅的提倡或推动，众多县域开馆（局）修志。既修志，经费何来？综观当时各县修志馆经费来源，大致有以下6种。（一）县政府从地方款项中解决。其具体方式有四：一是由县财政直拨或垫付，如东北的新民、营口等县修志或从地方款下核实开支或动用地方留支款；广东乐昌修志局则“经费由教育会筹垫，俟志书印成，由县署着令各区购领，以资归垫”；河北雄县修志“需款若干，则由政务局设法供给”。二是从农商税中提取，如松江县修志费随忙带征。又如1921年，江苏灌云纂修县志，“彭知事召集士绅，讨论办法。规定经费洋五千元，除六市十四乡分认半数外，余归盐商担认，并在响水口照费內提拨若干，以补不足”。三是挪用其他款项，如经棚县“将此项存款（组设济民工厂资金）如数移作修志局经费，所有不敷之数，即由每月所征之二成五粮捐悉数拨用，收不足额以前暂行垫付，以收敷修志局支经费额数为止”。隆化县“设法兴办（修志之事），但库无拨款，民乏捐资，仍须预为筹维，俾便临时费用，查有地方存银二百元，备作修整寺观，以现在需款不急，业经商允提出为修志公益之用，……倘有不敷再由知事捐廉补助”。四是其他渠道，如山东阳信1918年修县志，其费用底款来于清赋余款千余缗。（二）自治款项中解决。在一些自治地区，自治县议会（议事会）负责域内公益事业经费的筹集，故修志经费往往从自治款项中划拨，如围场县修志经费“以随课带征之自治款项拨用”，龙游县修志费部分来自自治附捐。（三）开展摊派。如东北清原县“每亩征收修志费奉大洋一角，不及一亩者免收”；阜新县“拟定增加修志费，每亩代征现大洋三厘五毫，共增现洋贰千零玖元零肆分”。（四）个人捐赠。此种捐赠通常由官员捐俸和士绅捐款两种组成，如福建建瓯修县志，书成而无资印梓，曾镇守该地的国民革命军旅长“捐俸以助其成” ；广西昭平修志，“劝募捐款，三阅月即募集省币三千元”。（五）通过预约券解决。如新登县修志筹款时，“有发起预约券之议，券四百余张，每张计银币五元，先收三元，不足则酌量拨垫。于是出资者得书，书成而款不虚，人心乐从者众。一举而三善兼备，议定实行”。（六）其他方式解决。如宝山县，筹款方式有挪用村制筹备委员会经费、省拨还塘工债券地方垫款、列入民国18年度预算收支册内、民国16年度户籍经费内借支等4种，但在当时均不太常见。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县在筹措修志经费时往往不限于某一种方式，有的甚至多措并举，在上列诸例中已有部分即属此类，又如广东始兴县志编修经费来于1911年士绅的捐款，1917年的士绅和县长捐资，1922年的太平墟关帝庙坪枱租及1924年县长捐廉拨款。连山县于1928年增修县志，县长捐廉20元，并发《捐廉提倡修刊连山县志呈文》，同时拨公款100元，函请士绅最低捐款6元。广东顺德县于1922年由青云文社月拨白金200圆为常年费，不足劝各绅富捐助，后因比年灾歉，民团局长于亩捐补水下岁拨万金为志局常费。综观民国一二十年代县志馆经费的筹集方式，多为官绅共同筹集，且以绅为主，如1929年的《甘肃各县县志局简章》明确规定：“县志局经费应先设法募捐，不足则于本县公益或教育款内酌量挹注。”强调的是民间捐赠，地方款内划拨是次要的。

民国中期，20世纪30年代县志编修经费的来源，多数地区是以地方政府解决为主，社会捐赠为辅。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发布《各县续修县志厘定经费办法》，共10条，其中第九条对筹款作了明确规定：“应由该县督同第三科召集地方会议，察酌地方节余及可拨之款提供修志之用。不足时再问本县殷实绅商劝募，以期有着。”临沂县奉令后即令文献委员会遵章造送续修县志经费预算书，计洋1996元，经地方会议议决，由民国19年军费偿还券提拨1500元，不足之数由县府财政三科于其他结余项下动支，后呈经省民财两厅指令照准，令文献委员会筹办。牟平县则另有落实，1934年，该县修志经费先是由县财政局垫借，后由地方人士自筹，据该县志《修志捐款题名录》载，捐款者共663人，每人1000洋元—0.5洋元不等，绝大多数在10元以下。另外，江西宁冈修志则直接“指定二十四年度地方节余款项二千元为经费”。之所以出现上述筹款特点，主要原因是社会近代化逐步加深和县级地方财政的初步形成，国民政府预算制度的建立和财税制度改革也在各地不同程度地产生影响。当然，民国时期，因全国各地差别很大，任何一项政策或法规在各地的落实往往是千差万别，所以有的县依然沿用传统的方法筹集修志经费，如平泉县为筹修志费劝捐，募法为每户以5元，贫下户免募；承德县修志，经向上级政府反复争取，采用地亩摊付方式筹款，但省财、民二厅警告曰：“承德系属省会，他县不得援以为例”，因该筹款方式“核与前都署限制加捐之通令，显有不合”。至30年代中后期，陕县修志仍向各区及商会募捐洋1万元。河南林县志书修成后甚至“就匪产项下拨洋蚨两千暂付石印”此处“匪产”指当地官方在消灭“天门会”过程中取得的财产。尽管修志经费的非政府资金形式仍较多，但公开摊派的筹款方式大致在各县被禁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县修志经费的筹措方式的变化，在有的修志过程持续较长的县体现得比较清楚，如福建上杭县修志数次因故中断，先后三开志馆，断续达近20年：1917年开馆修志，经费来于“串票附加三文”的附加费；1922年再次开馆修志，经费源于各区摊派费及发行志书预约券所得；1936年第三次开馆修志，经费拨自县上年度地方决算羡余和地方教育羡余。

民国晚期，县修志经费多纳入地方预算，由政府按年度预算支付。此种现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开始，但多集中在经济发达且近代化起步较早的江南地区，如上海、无锡等地。至40年代已较普及，如陕西省政府议决：“各县县志，年久失修，拟请准予编列三十三年度（1944）预算，以重文献。”。陕西偏处西北，并非经济社会发达之地，修志经费作如此统一要求，足见此种筹集方式在全国已普遍实行。当然，也有未列入或未及列入县预算者，如广东丰顺县1943年修志，“县府当尽量供给材料，允为筹款印刷”，即由政府直接筹款。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因修志经费普遍紧张，很多县志馆在支出时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很多士绅发扬奉献精神，义务参与修志活动，不取报酬。如广东龙门在修县志时，未动支公款，所有采访、编纂、讨论、缮校均当义务，并以“事业之成败在乎精神之有无，而不在乎经费之多寡”相勉。

综观民国时期县志馆经费的具体管理，大都是县志馆自行管理也有由其他机构代为管理的，如教育机构，山东博山“本处经费之出纳，得由县政府第三科掌理一切”，但无论是收支、报批、公示，还是审查，都按照相关习惯或制度开展，且志馆大多配有会计人员，负责相关财会工作，较为规范。如梨树县《县志馆办事细则》规定：“庶务兼会计受馆长之指挥掌理事项：一、关于出纳款项及账簿登记事项……三、关于造报预算计算整理单据事项。”复县县志编修委员会的制度规定：“本会经费，按照预算开支除津贴一项外，余准斟酌情形酌量流用，但动用预备金时，须签呈核准。”鄞县通志馆规范而专业的账单提供了详细而具体的财务管理细节，可见微知著，如该馆一切开支都附以发票和单据，整整齐齐贴在账簿上。所购买的物品，无论大小，均由商家在印好的发票上列出明细及金额，并贴上国民政府印花税票，加盖商家和志馆会计的名章，倘是小店铺，无发票可提供，也要用白纸条列明购物明细，盖上商家及志馆会计名章。很多县志馆不但设有专门财务人员，而且执行层级审查、报告、公示制度，如，宝山县在修续志时，其《修志委员会办事细则》明确规定：“本会收支书目由事务员按月分款清结造具报告，交由常会审查后缮印分送各机关。”又如乐昌县修志局的规定更具体明确：“本局经费由经理员按月编造预算决算书表，送主任核阅，转送教育会存查，俟续编县志完竣，汇编征信录，以昭核实，俾符财政公开之旨。”再如《复县县志编修委员会办事细则》规定：“每月终应将支出数目造具计算并单据粘存簿，签送县署查核，并填列公布表揭示门外，以招大信。”尽管如此，但因受社会风气或部分士绅劣绅化或其他因素的影响，个别县出现了侵贪志馆经费的现象，如1929年，奉天康平县，县志编辑部主任张殿秀通过公款处领走所有修志费奉大洋4万余元，而志书只修了一半。该县长事前既无觉察，事后又不查办。这至少说明在个别地方县志馆经费管理尚存漏洞或相关其他问题，应加强管理，以杜绝侵贪。

综上所述，民国县志馆经费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源向以政府为主绅商为辅的二源过度，并最终列入地方年度预算的发展历程；县志馆经费的具体使用与管理，通常是志馆按照制度自行组织开展，但相关方案及其执行情况往往需向县政府或其有关部门报备或报批，其规范化与制度化比较明显。这为民国县志馆的正常运行和修志事业的开展提供了相对而言较为可靠的保障。

四、结语

从总体上看，民国时期，县志编修赓续不断，成果斐然。县修志馆在志书的编纂、印梓、发行、收藏、整理乃至相关文化建设等方面作用巨大，功不可没。随着社会的近代化不断加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现代化，各地县志馆的建设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县志馆的性质、职能、特点等在悄然生变：在承袭明清时期志馆的基础上，由临时机构向政府常设机构转变，由修志专门机构向政府多职能文化机构转变，同时，在县志馆的设立、管理、运行以及组织机构设置、经费使用与管理等方面逐步走向法制化，特别是修志经费的筹集经历了由依靠传统的募捐方式到政府款项拨付再到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的过程。这些变化固然是民国时期县志馆内在历史逻辑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民国县志馆所呈现出来的鲜明时代特征，从根本上讲，是民国时期社会近代化逐步深化的产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但毋庸讳言，民国时期在富有时代感的县志馆大有存在的同时，缺乏时代性的县志馆也为数不少，当然尚有不少县未设馆修志，自然也就无所谓县志馆，更莫谈其时代性与否了，这均折射出民国社会、文化地域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同时又是民国时期各地经济发展失衡的结果。

系统梳理民国县志馆发展历程，深入总结其建设特点与规律，特别是对民国县志馆性质、职能、作用演化的探讨，对当今方兴未艾的方志馆建设颇有认识启发和历史借鉴意义。当前我国方志馆特别是县级方志馆正面临由传统向现代新型转变，即由修志机构的办公场所向具有地方志资源的收藏保护、展览展示、研究利用、咨询服务等综合功能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转变，而前文对民国晚期县志馆由单一临时修志机构向具有修志、收藏、展览、服务等综合职能政府文化机构发展过程和趋势的揭示，为当前县志馆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和认知资源，对廓清当下对县志馆转型升级的模糊认识，提高对其历史必然性的认知颇有裨益。

来源：地方志研究

作者：刘翔宇（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