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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来起诉。”2026年1月4日,农历腊月,寒气逼人。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里,一位业主的话,道出了在场八个人的共同处境。他们脸上凝着的愁容,比天气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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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相同,被告相同,都是购房面积有差、开发商拖延退款的事。这八件系列案引起了立案庭庭长蔡伦的注意。
“小区里还有类似情况吗?”他问负责窗口的书记员。得到的反馈让他心里一沉,存在同样问题的,还有近两百户。他们都在观望,看着这“打头阵”的八家。
他敏锐地意识到,眼前这八件案子,绝非孤立个案。它们是一个信号弹,背后牵连着一片巨大的纠纷“雷区”。如果按部就班地分案、开庭、判决,固然程序无误,但倘若判决后因开发商无财产无法执行,那么,这八份无法兑现的胜诉判决,将立即击碎其他百余户业主的犹豫和期待,引发大规模的诉讼涌入。届时,法院面对的将不是八件,而是数百件同样难以执行的“骨头案”。
“案子先留在庭里,不急着分出去。”蔡伦决定,“我们得把情况吃透,把路子找准,不能简单做个‘二传手’。”
程序在立案庭这里主动“暂停”了。
蔡伦安排书记员对开发商进行“深度问诊”,摸清其真实的履行意愿和能力。调查结果印证了他最坏的猜想——开发商因涉其他案件,公司账户已被冻结,账上确无资金。
“我们不是不想给,是账户冻着,实在给不了。”开发商的代理人同样一脸无奈。
局面清晰了。从法律上判,这八件案子必胜无疑;但从事实上看,判决很可能沦为“法律白条”。而这张“白条”的示范效应,将直接引爆后续近两百起纠纷。
“我们的工作不能止于程序流转,必须追求矛盾的实质化解。”蔡伦没有将案件简单移送,而是以这八件已立案件为支点,主动组织首次调解,将八位原告代表与开发商代理人请到一起。
代理人起初仍是推托:“我只是代理人,做不了主。”
“但您可以把话和利害关系,原原本本地带到。”蔡伦语气平和,却直指核心,“请您务必帮公司决策者算清三笔账:第一,法律账。这八件的欠款板上钉钉,后面近两百户的事实一模一样,每场官司都必输;第二,信誉账。在本地市场,因为几百万差额款,得罪两百多个家庭,口碑崩塌的代价有多大?第三,现实账。公司账上没钱,但决策者个人能否设法筹措?是现在集中资源解决麻烦、换取安宁,还是等被数百起案件缠身、天天面临强制执行?”
这三笔账,算的是法理,也是商业逻辑和现实人情。代理人沉思良久,郑重承诺:“我明白了,一定把话带到,把利害说透。”
几天后,代理人带来了突破性消息:公司负责人决定个人筹资,一揽子解决全部两百多户的问题,包括已立案的八户。
突破口一经打开,立案庭迅速行动。虽然总体方案是“一揽子”解决,但法律程序上,这仍是八件独立的案件。蔡伦分别组织八位业主进行调解,制作了八份权责清晰、要素齐备的民事调解书,为每一户明确了退款金额、支付期限和违约责任。
调解那天,一位业主握着蔡伦的手说:“蔡庭长,我们跑了多少趟,对方一直推,没想到在你这儿有了结果。”蔡伦拍拍他的肩膀:“放心,调解书签了,钱会到的。”
3月中旬,在法院的跟进和督促下,八户业主的款项全部支付到位。其余一百多户未起诉业主的退款事宜,该公司也正在分批核对、陆续兑现。
这场由八户起诉牵出的系列纠纷,化解的链条终于闭合——从源头摸清底数,到调解促成方案,再到督促全面履行,腊月里的八张诉状,最后变成了一份份按时兑现的调解书。
窗外,榆林的春风正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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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丨榆阳法院
编辑丨马欣
审核丨常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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