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澎湃新闻主笔 沈彬
山东泰安“入室抢婴案”等到了终审判决。
3月24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曾小孩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此外，本案的被告人吕某东、王某勇被判处无期徒刑；袁某贵有期徒刑十五年。
一人死缓、二人无期、一人十五年有期徒刑，人民法院以重刑判决，依法严惩拐卖犯罪，彰显了推动“天下无拐”的法治信心。重刑严判也是对被拐卖犯罪伤害家庭的实质性安慰，是对社会关注的积极回应——近20年之后，罪恶没有被掩埋，正义终于实现。
据法院披露，2006年，曾小孩得知刘某强、苏某娥夫妇想抱养男婴，遂纠集吕光东、王绪勇预谋偷婴贩卖，之后袁永贵提供姜甲儒家信息并指认、踩点。当年12月4日凌晨 ，曾小孩等三人持撬棍翻墙破锁入室，暴力控制姜甲儒爷爷奶奶，抱走8个月大的姜甲儒，再以28600元将姜甲儒卖给刘某强夫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24年1月，警方通过技术比对，找到被拐者姜甲儒，案件东窗事发，四名被告人悉数落网。
拐卖犯罪侵害人伦，致骨肉离散、家庭破裂，是极其恶劣的刑事犯罪。本案中姜家父母用了近20年时间踏遍山河、耗尽心力，爷爷因打击而撒手人寰。拐卖者哪怕被处以死缓的重刑，事实上也较难挽回拐卖犯罪对姜家造成的严重的亲权伤害。
为保证悲剧不重演，对拐卖儿童犯罪必须坚持“零容忍”态度，对每一起拐卖案件一查到底，对每一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让其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本案一死缓、二无期、一个十五年有期徒刑，即是司法机关亮出了鲜明的打拐态度。
还是要看到，本案中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刘某强、苏某娥夫妇，因“超过追诉时效”被作出了不起诉处理，事实上没受到法律的严厉审判。
从法院披露的案情看，曾小孩等人犯下入室抢婴的极恶罪行，就是为了满足刘某强夫妻“抱养男婴”的违法需求，在得手之后就马上转卖给了这对夫妻。“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这次“入室抢婴”更像是“订单作案”，曾小孩等以暴力强掳婴儿的犯意，就是刘某强夫妻激发的。
“拐买同罪同罚”的概念深入人心，也是遏制拐卖犯罪的釜底抽薪之举。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也对收买被拐儿童犯罪，做出不再免除刑事责任的规定。
但还要正视另一个“技术障碍”。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最高法定刑是三年，对应的追诉时效是5年。本案案发时已经远远超出了追诉时效。另一方面，拐卖儿童罪的追诉时效最高可以达到20年。这导致了4名抢婴者，被处以重刑；而收买被拐婴儿的刘某强夫妇，却被做了不起诉处理。
本案的被害人姜甲儒的母亲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人贩子可恨，但买家才是源头，严惩买家才能天下无拐。”考虑到目前的拐卖案件，绝大部分是十多年、二十年前的陈年积案，这意味着，不少收买被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因为超出了追诉时效而难以受到追究。
这个法治困局值得深思和追问。有学术观点提出，收买并且控制儿童，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犯罪的过程，因此追诉时效不能够从收买时算起，而是应该从孩子被解救时算起，以此破解追诉时效只有5年的短板。还有观点认为，应将虚假落户、洗白身份、阻碍寻亲等行为明确认定为《刑法》第88条规定的“逃避侦查”行为，使得收买被拐儿童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这起“入室抢婴案”的终审，是对拐卖者的正义严惩。但收买者因追诉时效未被追责的现实，值得我们深思并推动完善反拐法律和司法适用，破解“收买者追责难”的难题，真正实现“买卖同罪同罚”。如果一项犯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加深社会危害性，那就不宜适用追诉时效的一般性规定。
本 期 编 辑 邹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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