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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可能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进化与人类退化的前景,而作为14亿人的、负责人的共同体,我们能否给出一个有所不同的、带来希望的答案?投资于人主要解决的是内需不足和经济循环乏力的具体问题,依然是一种人力资本理论,只是将人的位置从生产者逐渐向消费者倾斜。
更好的社会保障的确可以提振消费信心,但在AI时代,这样的“投资于人”还无法回应我们作为一个生产者的技能贬值、位置被取代的焦虑。
其实我们看国际社会会发现民主制度正在衰退,也就是说他没有很好的驾驭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最后还是技术寡头硅谷精英他们掌握了技术发展主导,掌握了叙事话语。
在过去数十年,我们目睹了新自由主义的成功与民主的衰退或者说民主政治的部分失效,前者正是以后者为前提的。决定这种失效的权力本身还不够民主,还不掌握在广大民众的手里,民主的力量没能很好驾驭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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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看似应该有能力让技术服务于人,看似是正确的,但实际效果好像没有那么好,好像不能很好调节共同体发展方向。可能因为民主制是一种驾驭技术的制度形态,也是一种激发技术创新的形态,我们更倾向容忍民主带来的暂时的效率牺牲,以及很明显的不公平,只要它能够带来更多创新和包容。
相对而言,社会正义、社会主义和计划性,这些东西被认为会阻碍创新,不如自由放任。
民主的相对进步性也是一种理想情况下的比较结果,哈贝马斯和黑格尔都谈过公共领域的衰退,实际的资本主义下的统治结构没有变化,甚至支配这一套形态还有所加强。那结果就是民主确实为资本大开方便之门,最强的统治阶级越来越没有制约。
新自由主义建立的是一种将经济议题从政治讨论中系统性排除的秩序,实际上是绑架了民主政治,让民主政治为市场为商业服务,也就是说国家力量在主动积极的配合为资本为技术开发服务。
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模式,为什么它比起其他模式看起来要获得更大的成功,这不是通过道德批评就能够掩盖过去的问题,因为你的替代模式必须要超过它,道德批判需要服务于如何创造新的选择来超越现实。
一个常见的讨论是为什么中国作为制造大国要把劳动血汗输送全世界换美元绿纸,生产出来的货物应该出口国外,还是经过财政提取用于补贴国内?除了贸易和分工的需求之外就是对于个人动机的激励。
货币效力来自一个虚拟的系统,美元体系很多问题,但工厂企业出口国外可以获得这些纸币,也就是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利润、积累,其实这套体系很虚,不公平,也在持续强化这种国际秩序的不公平,但这个可以让员工、老板更有干劲,这是市场经济下结构性的动机。在市场框架下,财富分配秩序必须基于私有财产,基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和个人主义的成就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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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已经昭然若揭,只不过人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接受这种失败,以及传播这种讯息,也是因为事已至此,实在没有另一个替代选项。
中国也主动拥抱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主动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环。中国之前是用人来作为代价去换取发展的窗口期的,是粗放的社会发展模式,用更强的驱动力刺激发展必然是斥诸人性恶的。这种利用很容易就遭到反噬,反客为主,或者说也分不清是策略性的调整还是决定性转变,所以现在维护旧全球化的立场也可以这样一分为二,是准备去引领,还是作为被寄生的宿主被无脑驱动。
在普通人视角里,过去高速发展,大家看到的是希望,房价上升,阶级上升,家庭积累。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希望的退潮,或者说这种希望的可能性空间的塌缩。没有获得足够的积累的,没有存款和体制内身份的,广大的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他们在社会财富的积累中逐渐成为被甩出来失败者,按照过去的规则,是要作为社会的资源、服务的底层提供者,去吃更多苦,得到更少的回报。
对此可以有两种可能的理解,一是认为愿赌服输,自认倒霉,另外一种就是游戏规则是不公平的,这是历史债务,要系统性校正。同样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校正不仅仅是道德立场,它同时还必须成为一种自由的选择——它不得不自我解放。
这里可能会有一类对“末人”的担忧——人类会不会被富足与舒适腐蚀呢,答案当然是不会,具体的矛盾依然会层出不穷,以及人类配得上更精致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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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增加了新的焦虑,担心自己的劳动变得没有价值。
与以往历次技术革命相比,这一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进步的不同在于它可能压缩了技术扩散与社会适应之间原本存在的时间差,也就是说,过去那种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制度之间围绕新技术进行博弈、试错、缓冲的历史窗口可能很短,从而使人类社会在缺乏充分调整期的情况下被推入一个全新状态之中,不知道它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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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何面对新技术的发展,目前各种力量各种观点还在交互、博弈之中,还没有谁是可以一锤定音的。技术力量掌握发展主导权,科技寡头掌握巨大的话语权。在俄乌战争、伊朗战争中,军事科技工业复合体逐渐成型。但为什么能够建立这种结合?是否可能稳固结盟,现在还是在一个比较初期的阶段,替代人的新技术和不允许自己被替代的老权力之间也是会有较量。
资本主义技术发展历史看,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机器设备(不变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大,而活劳动(可变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小。
技术的集成度也随之提高,也就是集中到少数技术人员,少数的关键岗位掌握更多的外围环节,少数岗位少数人的劳动获得生产环节的话语权,也就可以通过对于少数人的掌控去掌控更大的产业链条以及整个社会。
但技术、数据的积累和进化一直是通过所有劳动者的配合实现的,是靠劳动者维持,最后才能产生AI这样的超级机器,它的权力可能是空前集中的,它宣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宣传财富来自机器、技术、知识甚至天才,而不是之前的劳动,它要建立对未来的绝对的统治和优势。
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也有更深刻政治经济学、生存论上的根源。一战之前这个趋势已经发生了。欧洲无产阶级试图通过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权,掌握经济体系,不是坐等着资本主义爆发总危机。
人工智能技术释放新的生产力增量,这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确定的结论,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看到技术细节的细微改进,生产成本的逐渐下降带来了普遍繁荣。
目前看来,人工智能技术对不同工作带来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1、增强生产力、降低人力成本,也就是大企业、中高层技术应用者;2、替代原有岗位,中低技能白领;3、增强对既有岗位的管理和监控。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体性的应对机制,人工智能的进步可能带来的是劳动的普遍贬值,它不是像开车、用电脑这样的辅助性技能,而是。每个行为者在巨大的不确定下感到焦虑,徒劳地试图为自己获取优势,就接近于在沉船之前去争夺一个舢板。
资本主义带来的物质财富和生活方式让人活得更好。这没错,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它必须要首先不能真的把人当人,人只是一个实现技术和资本积累的点,一个利润提供者。技术发展的方向是由资本积累的逻辑决定,然后随着细微的进步和可利用财富的积累,人的交往方式的改变,人越来越可以被当人了,就这样反而带来了更好的结果。
同时,它内在趋势还是没有被彻底驯化,也就是说决定每个的自我认同和生存逻辑的内在的动力还是要争一个高下,是一个逐利争权的激情,只不过这个激情可以通过不那么残暴的商业化手段来实现,只不过可以通过对于物的支配实现对于人的支配。但在这种需求支配的竞赛中,无论人还是技术都还是处于工具的位置上。
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和人工智能技术趋势下,人和技术的对立,或者说,不同阶级围绕着技术的对立、不同路径的对立从未如此突出和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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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权力不对称集中在少数人的结构中,人的重要性会不断降低。因为掌握权力的代理机构很难抵挡住发展和竞争的诱惑。竞争者必须跟上对手,国家间集团性的竞争中,人不可避免逐渐降格为分值点数血条长度,底线有可能被不断拉低,逐渐越过相互自我毁灭的门槛。
对此,我们看到未来的一个分水岭就是人的位置,人的重要性,如果制度能够给人更大的权重同时凭借这种方式获得竞争优势,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恶性竞争。
如果AI取代人成为生产主体,那么也不需要人作为消费者从而维持体系运转,人似乎成为这个体系多余的但是甩不掉的一个累赘,普通人变得无足轻重,这就让原来的基于人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假设可能就不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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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AI冲击时,如何驾驭技术的发展,如何防止资本膨胀为赛博朋克里面的专制寡头就是人类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一个思路就是通过制度、程序制约这些权力,还有就是认为人类会被迫(或者应该)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全民基本收入体系,因为人工智能的全部的素材和能力都是来自人类的公共财富池,来自人类在漫长积累中对物质世界限制的突破和对可能性的探索,按理说它应该惠泽全部人类。
当然我们都知道制度是不可能自我实现,制度设计层面的结果,最终是来自并调节生产关系层面的博弈。不存在任何一条现成的道路,我们更不可能坐等着事情自动往好的方向往集体最优解的方向变化。
在当下,这个技术在现阶段的发展肯定是先按照商业的逻辑在走的,在开发的阶段,施加太多外部限制反而不切实际。
对AI的反应在不同群体中似乎存在着清晰的分化。小资产阶级会考虑在岗位被替代的情况下利用既有的优势去成为开发自己的小项目,投资,单打独斗,但是从一个未来的人本主义的角度,最需要通过AI来改善的显然是低技能机械重复的工作,以及一些工作条件环节更糟糕的岗位,而不是进一步剥夺其谈判筹码,但目前看来,后一种可能出于各种原因还没怎么得到开发,跟那部分打工人的提升没有太大的关系。
从主导AI技术方向的相关大企业的角度,肯定希望看到前一种路线,大家自带干粮适应、进化,他们不需要关心后一类人的处境,他们的目标是人人用上他们的产品,成为未来的信息基础设施,更基础的算力产业就更是如此,炒作焦虑的叙事符合他们的利益,现在算力、算法的发展方向依然是原来的剥削经济体系的思路的延伸和升级,朝着有利于少数人的方向进化的。
技术永远只能准备客观的物质条件,这个条件在自然的状态下完全可能用于损害议价能力最弱的群体的利益。可以用来自动化繁琐、重复、危险的劳动,解放人的创造性时间,也可以用来精密管理和监控劳动者,可以降低决策的信息成本,提升大众认知,也可以将决策权集中在算法系统中,实现更高效、精准的猎杀。
现在AI产业如此贪婪而执着地试图从死物中提纯出活物,让活物去喂养并配合死物,这正是利润机器的通过新技术来对抗自己的焦虑的一贯做法。
虽然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抛弃过去的假设,抛弃简单的道德批判的心态,以及乐观的幻想,需要实事求是接受新的技术现实,但终局又是清晰,要么成为少数人的私有特权和工具,要么列车被掰向新的轨道,新的技术资源为所有人所用,这些财富让人类的精神文明形态实现升级,不再有中间的可能,我们现在大概就生活在这个危机与剧变的时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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