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辽夏金时期列朝列国志】南宋（十六）：宋孝宗4

南宋（十六）：宋孝宗4

f.改革财政

赵昚采取了不少措施，试图对原有的财政体制进行一番整顿。其中最主要的有二项：

一是统一财政管理。为了改变长期来由多个部门分头独立掌管财政所带来的收支上的极度混乱局面，乾道二年（1166年）十二月，赵昚采纳大臣陈良佑的建议，下令设立“三省户房国用司”，作为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国用司由宰相主掌，参知政事辅助，主要负责对各财政部门的协调统一和监督工作。

二是建立支出帐目审报制度。针对各财政部门支出随意性大，帐目混乱不清，导致浪费严重、官吏舞弊现象普遍的情况，同时也为了便于国用司的具体协调和监督。乾道三年（1167年）二月，赵昚决定严格政财帐目的管理，下讯规定：自从今以后，每月初五日，凡皇宫禁内、文武百官、三司诸部，以及在京的各军事机构，都必须将前一个月的开支情况详细造出清单，送国用司审查，并报送皇帝过目。外地各路军马也按此法，先由诸路总领听核查，再上送朝廷。

赵昚的上述措施已触及到当时财政上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如果真能切实地得以执行，可以猜想财政状况会有很大改观。但事实并非如此。从表面上看，国用司可以监督所有财政部门，其权限不可谓不大，且由宰相、参知政事亲自掌管，其地位也不可谓不尊，然而宰相们既要负责全国政务和军务，又要兼管具体的财务，无论是精力上还是能力上，都不可能。何况当时士大夫多以理财为耻，宰臣们对财政一窃不通，如大臣蒋芾被人们视为较善于理财的士人，赵昚因此任命他出任宰相。但他任职后，在理财方面并无建树，使赵昚大失所望。

不过，乾道年间赵昚对财政的整顿，从整体上讲虽不成功，但多少也取得了一些实际效果，如一度十分严重的中央财政收支失衡情况有所好转、快速增长的支出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等，这使得乾道至淳熙的大部分时间成为南宋一代财政状况较为稳定的时期。

③军事 a.整军经武

赵昚刚即位就在隆兴北伐中受挫。乾道三年（1167年），赵昚正式宣布将再次谋划恢复，他的整军经武是以大规模的阅兵形式展开的。乾道二年（1166年）、乾道四年（1168年）和乾道六年（1170年），在前后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赵昚连续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活动，其目的有三：一是向朝廷内外官民上下表明自己不甘苟安、立志恢复的决心；二是鼓舞士气，激励军士们的斗志；三是促进对军队的全面整顿，了解军队的战斗力。通过连续三次大规模阅兵，为南宋建立以来所未见，它不仅对于鼓励士气、促进备战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当时苟且风气弥漫上下的情况下，振奋了民心，提高了人们的抗金复仇信心。

除了自己亲自教阅军队外，赵昚又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也都要集中演习教阅，以便及时发现平时训练的不足外，并加以改正。对于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准予破格提升，而一般士卒，若武艺出众，亦予颁赏。如成绩优秀的弓箭手每人每月可加三至五斗军粮，臀箭手可加五至八斗军粮;各方面能力都出众的，还可另升二级官资。在与大臣虞允文的一次谈话中，他强调指出：“军中既有激赏，人人肯学事艺，何患军政不修？”因此，赵昚三次阅兵，给将士的赏赐都十分优厚。如第二次阅兵，颁赏所费计金40镒（1镒等于24两），钱10余万缗。

在阅整军经武、加紧备战的同时，赵昚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习武不止。他常常带着几个皇子和侍从武臣，或于宫中骑马对阵，或在玉津园练习箭法。朝臣们对此多有议论，认为赵昚此举有失皇帝尊严，许多人纷纷上言谏阻。但不管廷臣们如何劝说，赵昚依然是我行我素。一次，赵昚连日骑射不止，大臣周必大忍不住再次入宫劝阻，恳切地说：“太祖二百年天下属在圣躬，愿自爱！”赵昚不以为然，明确表示自己“正以仇耻未雪，不欲自逸尔”。乾道五年（1169年），赵昚在一次弓箭练习中，因用力过猛，弓弦突然断裂，反弹双眼，伤势相当严重，以致一个月不能上朝视事，一度引起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当眼伤痊愈后，闲暇之余，他仍热衷于御骑习射。

b.马政兴废

赵昚在位时，南宋朝廷仍延续绍兴年间自主养马的政策对孳生马监抱有希望，先后设立淮南地区的扬州马监和荆襄地区的龙居山马监及应城马监。但事后所得的马匹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品质也都很差。到乾道九年（1173年），所有马监全部关停，原来经高宗苦心扶植的临安南荡监也于这一年罢废。从此以后，南宋力图依靠马监自我繁殖马匹的尝试全部失败，战马完全依赖从吐蕃、大理购买的川马和广马。

④民族、对外关系 a.对金朝

赵昚即位后，一面为岳飞等抗金将领平反，一面起用张浚等主战派，对金备战。同时，他还遣使金朝，一则通报自己的即位情况，二则商讨改订绍兴和议的事宜。后者被金人拒绝。稍后，史浩又提出“官军西讨，东不可过宝鸡，北不可过德顾，其离蜀太远，恐敌潜袭，保蜀反以亡蜀”，认为与其主动出击失败，不如稳守防御妥当，怂恿赵昚下令在川陕前线已收复了大片土地，且处于攻势的大将吴璘退兵。结果金兵趁机反攻，宋军在德顺军之战中损失惨重，不仅原先好不容易得来的优势丧失殆尽，而且自绍兴末年以来陆续收复的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共十三州、三军之地重新落入金人手。及至虞允文自川陕还朝汇报，诉以实情，并极言此举之失，赵昚才发觉自己为史浩的片面之辞所蒙蔽，后悔不迭，连呼“史浩误我！”急忙再次下诏，要求吴璘根据前线作战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进退，但木已成舟，势不可挽。

另一方面，金世宗命大将纥石烈志宁率十万大军进驻河南，分屯睢阳、泗州等地，又任仆散忠义为都元帅，坐镇开封，统一指挥黄河以南的各路金兵，扬言武力夺回在完颜亮南侵失败后被宋朝收复的海、泗、邓、唐四州。负责江淮前线指挥的张浚一面断然拒断金人的要求，一面增派军队支援盱眙、泗州、濠州、庐州等地，严阵以待，密切注视金军动向。在南北不战不和的对峙状态下，赵昚于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听从张浚之议，发兵北伐，但一个多月后即告失败。其后，赵昚起用主和派汤思退等人，导致宋廷陷入主和、主战的激烈争端中。当时金朝要求恢复绍兴和议的条款，否则兴兵南下。赵昚不顾张浚反对，派卢仲贤赴宿州的金军营中议和。金人提出四项议和要求，即：宋军退出海、泗、唐、邓四州；每年如数按期交纳岁币；宋帝向金主称臣；遣散叛臣。这实际上是绍兴和议内容的翻版。赵昚虽欲虽欲议和，但又觉得金人条件过于苛刻，因此在卢仲贤临行前特地告诫他，在同金人议和时，切不可答应退还边地一条，岁纳币绢数也应有所减少，其他方面都要酌情力争。但汤思退却唯恐和议不成，私下嘱咐卢仲贤全盘答应金人的要求。卢仲贤懦弱怕死，不敢有半句争辩，只表示自己回去一定将有关条件禀报朝廷。于是，仆散忠义交给其文书，其中除将两国之间的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外，其余悉如前议，并限令宋方于十一月二十日前答复。卢仲贤持书归来，赵昚将他革职下狱，发配外地。汤思退又奏请再派其死党王之望为正式通和使者，赴金廷议和，表面上声称要与金人重商议和条件，暗地里却嘱咐王之望一概同意金人的要求。这时，太上皇高宗也出来向赵昚施加压力，敦促他尽快与金人达成和议，还表示王之望出使时，自己也打算单独准备一份礼物送给金世宗。赵昚无奈，只得同意汤思退奏请。后经主战派陈良翰、虞允文等的反对，赵昚又他下令王之望一行暂停北上，在边境待命；另遣胡昉为非正式使者，再赴金营交涉，声明四州之地决不可还。胡昉一到金营，仆散忠义以宋廷超过限定日期为理，将其关押起来。又发书宋廷，声称必须归还四州之地，否则和议无从谈起。面对金人的蛮横态度，赵昚再也无法忍耐，愤然之下决定中止和谈，召王之望一行回临安，命前线各地严加防备。张浚顺势重提临幸建康之事，赵昚答应，并决定在隆兴二年（1164年）四月动身，要求有关部门和沿路州县抓紧筹划有关准备工作。

不过，赵昚中止和议、欲图再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时的激愤，其实他对于与金人重开战局并无足够的信心。因此，等到胡昉被放还、金世宗借机释放和谈信号时，赵昚刚振作起来的一些锐气马上减去了大半。加上汤思退等人轮番怂恿，赵昚的态度又发生变化，决定取消建康之行，重新与金议和。隆兴二年（1164年）三月，赵昚下令驻守江淮前线的各路大军陆续撤退归营，并派钱端礼、王之望两名主和大臣分任淮东，淮西宣谕使，监督诸军后撤；四月，再次罢撤江淮都督府，同意张浚的辞职请求；五月，遣散“效用”军士，禁止前线将领接纳北方叛臣；六月，命令虞允文主动放弃唐、邓两州，虞允文拒不执行，被罢官；七月，撤消江淮一线守备，退出海、泗等地；八月，分遣魏杞和王扑分赴金廷和金帅仆散忠义军营，商谈和议；九月，任命汤思退为江淮东西路、建康、镇江府、江阴军及江、池等州各路军马都督，让其执掌防守长江中下游的军事大权；同月，王之望任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至此，朝中军政大权完全为主和派掌握。魏杞临行前，赵昚所确定的正名、退师、减岁币、不返叛臣的四项谈判原则，实际上已不再涉及关键性问题。魏杞行至途中，仆散忠义又将其扣留，要求拆看赵昚给金世宗的国书，进而提出必须再割让川陕前线的商、秦各州，否则将统率大军挥师南侵。赵昚只得遣人更换国书，表示愿归还海、泗、邓、唐四州，并维持岁币旧额不变。仆散忠义仍不满足，宣称宋廷和意不诚，无法继续谈判，率军对南宋发动进攻，宋军溃败，只有魏州知州魏胜力抗金兵，最后寡不敌众，战死沙场，金军便轻而易举地突破宋军淮河防线，攻入淮南地区。到十一月初，濠州、滁州、楚州相继陷落，扬州也岌岌可危，战线迅速推进到长江北岸。还在金兵大举南攻前夕，赵昚接到魏杞的报告，闻知金人得寸进尺，心中就已对听信汤思退等人之言感到后悔，说：“朕有以国毙，不能从也！”表示若金人坚持以割取商、秦等地要挟，则只能弃和为战。他下令各路军马重新开赴前线，命魏杞停止议和，将所带的礼物钱帛犒赏前线将士。但魏杞在汤思退的指使下，拒不奉诏，只是暂时退回镇江，坐等金兵胁迫赵昚屈从，这使得赵昚对汤思退进一步产生不满。及至金兵突破淮河防线，进抵长江北岸，赵昚重新起用陈康伯为首相，虞允文为副相兼同知枢密院事。十一月十日，赵昚下令免去汤思退的一切职务，削夺其国公爵位，将其押赴永州管制，途中死去。不久，赵昚又相继罢免了尹穑、王之望的职务，主和派受到沉重打击。然而，赵昚固然后悔听信汤思退等人主张，可面对近二十万金军的大举进攻，宋军仓促应战，顾此失彼，连连败退，他最终选择了妥协，希望通过和议稳定日趋危险的局势。就在汤思退被罢职后不久，赵昚便悄悄派王抃再度赴金营，表示愿割让秦、商等地，以换取金人的退兵。于是，双方在十二月达成隆兴和议，规定金宋关系由君臣关系调整为叔侄关系，南宋将收复的地区全部归还金朝，南宋对金的“岁贡”改称“岁币”，从银、绢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随后，赵昚派魏杞再赴金廷，正式交换和约文本。

乾道年间，赵昚一面加强对金的防备，一面听从虞允文的建议，派遣使臣赴金，修改隆兴和议中的部分侮辱性条款，其中最主要的是两项：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之地。河南为北宋皇帝的寝陵所在，听任祖宗寝陵长期沦丧敌手，对赵昚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耻辱；二是改变侮辱性的受书之礼。绍兴和议后，每次金使南来，宋帝必离榻降阶，接受国书，以彰显金宋之间的君臣关系。赵昚继位初年，陈康伯执政，深以此礼为耻，乃改为由伴使取国书进上，表示宋帝与金主同为至尊，地位平等。及至主和派汤思退为相，恢复绍兴旧礼。赵昚一时迫于时局，忍辱接受。隆兴和议订立后，金宋之间虽由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但受书礼却没有改变，赵昚内心深感耻辱，一直想寻找机会改变这种受书礼。乾道六年（1170年），赵昚任命起居郎范成大以资政殿大学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观察使兼侍读、丹阳郡开国公的头衔出使金朝，请求达成两项改约目标。金世宗本来已从西夏那里得知南宋四川宣抚司曾与任得敬密谋攻金，看到范成大提出的要求，怒不可遏，金廷诸臣纷纷要求扣押范成大。不过，金世宗又为范成大誓死不辱君命的气概所折服，觉得这正是为臣者最为难得的，遂力排众议，放范成大南归。金世宗断然拒绝改变和约的任何条款，只是同意将北宋诸帝陵寝悉数南迁，以堵住宋廷索回河南之地的借口。而赵昚却不肯就此罢休，在范成大回来两月后，他再次派中书舍人赵雄借贺金主生辰的机会，再次要求更改受书礼。金世宗说：“你国摆着钦宗梓宫迟迟不肯接归，却一味地要求归还河南陵寝，如果你们不欲钦宗归梓，我当为你国代葬，至于受书礼，几年来你们一直无异议，现在却突然要求更改，信义何在？此事不必再说。”于是，赵雄无功而返。进入淳熙年间，赵昚的北伐雄心逐渐磨灭，宋金关系也步入三十余年相安无事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