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俘后40多天被放回，2009年自费请记者采访他：我不是叛徒

2013年4月初，河南商丘一个63岁的老人携妻子以及两名战友不远万里前往新疆，来到了位于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的铁列克提，并在一处名为“忠勇山”的高地盘桓。

“忠勇山”是新疆军区在2008年特意为这处无名高地命名的，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举动，主要是为了纪念1969年8月13日铁列克提事件中牺牲在此地的烈士。

图|袁国孝

根据资料记载，这个63岁的老人是当年此次战斗中唯一的一个幸存者——袁国孝。

尽管已经时隔几十年，袁国孝已经满头白发，但他仍然清楚的记得自己当年的阵地所在，那时候敌人的飞机在头顶盘旋，已经埋伏好的敌人向我巡逻队发起猛烈的进攻：

“虽然许多战士年龄很小，但面对敌人的侵略，大家丝毫没有退缩，我亲眼看到几名战友在身边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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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急转直下，双方一开始只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执，后来逐渐演变成边境地区的冲突。

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领导人以后，当时苏联的军事实力大涨，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大国，也是在勃列日涅夫任期内，中苏之间关系进一步恶化，后来逐渐成为两国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对峙与冲突。

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挑起的冲突就多达1700多起，甚至于勃列日涅夫还想过用核武器攻击中国。

从1968年开始，苏联陆续向新疆增兵

1969年3月2日，苏联方面借口有中国人悄悄潜入珍宝岛，打着维护边境领土完整的幌子，公然派军袭击我边防部队巡逻人员，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我军在装备上虽然不如苏军，但凭借顽强意志，硬生生挡住了敌人的进攻，并掌握了珍宝岛的主动权，维护了祖国领土完整。

苏联方面在珍宝岛吃了亏后，扬言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

铁列克提地区位于新疆裕民县的巴而鲁克山西部地区，因与苏联接壤，当时被苏联认为是找回场子的绝佳地方。该边境地区有一块从沙皇俄国时期就有“争议区”。

至苏联解体后，该地区又与哈萨克斯坦接壤，1999年我国与哈萨克斯坦经过协商后签署了《中哈关于两国边界问题获得全面解决的联合公报》，明确了铁列克提地区的主权，当年属争议区的地方明确划归中国。

1969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时任铁列克提边防站副站长的裴映章率领边防队按照原定的计划出发巡逻，在还未抵达巡逻边境线时，就遇到了侵入中国领空的苏联直升机。

裴映章立刻意识到，他们此次巡逻已经被苏军侦知，于是电告了指挥部，不过当指挥部请示新疆军区的时候，军区指示他们仍然按照原计划。

可就当巡逻组进入边境一线巡逻时，立刻遭到了已经提前埋伏好的苏军开枪射击。

根据资料记载，苏联方面当时出动了10辆装甲车，300多兵力，远远超出了中方巡逻队，加之我方增援部队没能及时赶到，在巨大的兵力火力的差距之下，铁列克提之战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

巡逻组向指挥部报告了苏军开火后，得到指示继续前进，巡逻组只好冒着苏军的炮火，向着附近的无名高地前进，计划同掩护组在那儿汇合后，共同抵抗苏军入侵。

此后苏军持续的向我无名高地进攻，后来又出动了车载火箭炮、装甲车，但都被我巡逻组击退，后续掩护组也几次向无名高地靠拢，但都被苏军火力压制，没能成功。

至当日中午12时，苏军装甲车开上了无名高地，至下午15时30分，苏军完全占领了无名高地。

在无名高地巡逻组遭到重创后，掩护组曾不止一次的向无名高地发动进攻，但都被苏军击退，付出了极大的伤亡。

根据资料记载，我军此战中共参战人员109人，伤亡40人，其中28人牺牲（实际为29人，还有一人因医院抢救不成牺牲）。巡逻组以及掩护组共有22人后来都没能回得来。

一个月后，苏联方面交还我军遗体一共19具，以及伤员1名，其余两具遗体下落不明。当时苏联方面允许我方进入阵地寻找，至50天后，才找回这两名烈士的遗体。

我方牺牲烈士名单根据资料记录如下：

巡逻组（11人）：裴映章（铁列克提边防站副站长，指挥官）、李国贞、高春苓（高春林）、李连祥、曹新龙、奕中宣、郭玉峰、刘允增、李贵昌、景长雄、王明远。
南掩护组（5人）：范进忠（塔城军分区步兵营一连连长、指挥官）、丁西年、袁国振、贺宗义、李天高（医院抢救未成牺牲）。
北掩护组（3人）：杨世怀、张克志、李瑞增。
无名高地阵地（8人）：李建、温炳林、王一兵、余长安、张积礼、刘遗新、王承贞、尹清启。
无名高地东侧山头阵地（2人）：王永仁、杨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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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国孝是在无名高地作战期间，被敌人的炮弹炸晕的，等他醒来以后，就发现自己被俘了。

1969年8月13日下午，根据袁国孝的回忆，他是被抬到苏联人的火车站，被伤痛和口渴折磨醒来的。按照他的回忆，当时我军一共有四人被俘，除了袁国孝外，分别是裴映章、温炳林、景长雄，他们四个人都是因为伤重被俘的。

因为苏联方面并没有对我被俘的伤员进行救治，导致了裴映章、温炳林、景长雄后来不幸牺牲。

袁国孝因为是四人中伤势最轻者，所以他后来活了下来。

此后在苏军医院期间，袁国孝受到了苏军审问，自始至终，袁国孝也没有配合，就连名字也没有告诉苏联方面。后来苏联方面问他：

“你为何参军时？”

袁国孝答了一句：

“我们边防军虽然弱，但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巡逻，理通道直。”

后来苏军翻译误以为“理通道直”就是袁国孝的名字。

铁列克提事件四天以后中苏会晤，根据苏联方面提供的信息，中方得知还有一名姓李的战士活着，猜测是排长李国贞，袁国孝则被误认为是牺牲者。

事实上，从开战之前，袁国孝就曾接受过教育，一旦被俘，不要泄露部队的机密，在被俘之初，袁国孝一直担心自己受到酷刑，还考虑自己一旦受不了折磨，就打碎房间里的灯泡触电身亡。

不过，预想中的酷刑并没有到来，袁国孝在苏联医院住了41天，期间除了一个苏联军官对他动手动脚外，其他时候都是比较平和的状态，而且苏联人一开始就告诉袁国孝：

“过几天就送你回国。”

袁国孝一开始以为，苏联人说送他回国是假的，他或许会在未来某一天被拉出去枪毙。

9月23日上午，苏联方面来了几个人说要送袁国孝回去，袁国孝当即提出要求归还他被俘是被没收的东西，同时还提出要见其他战友，这时苏联方面才告知他，他的另外三名战友已经伤重而亡。

时任军分区参谋李效智在边境线的那一头等着，看到袁国孝走过来，立刻走上去紧紧的抱住了他，袁国孝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周围的人七手八脚的脱了衣服，摘掉了帽子，《解放军画报》记者刘志斌冲上前，迅速将大衣脱下给袁国孝穿上。到救护车上，袁国孝才换上备用军装。

后来还是在救护车上，人们问起他的姓名，大家才知道袁国孝还活着，军区首长得知此事后，立刻把已经安在烈士陵园里的“袁国孝”的墓碑换成了李国贞。

袁国孝并不清楚，他之所以能回来，还多亏了周总理。

1969年9月8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前往越南吊唁胡志明，在返回时途经北京暂留，在北京机场，周总理与他进行了会晤。

为了避免更大的冲突，中苏双方达成了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协议。苏联方面答应向中方移交遇难烈士的遗体以及俘虏。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苏联方面不负责任的态度，中方被俘人员并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导致只有袁国孝一个人活了下来，加之因处于盛夏时节，导致移交回来的19名烈士遗体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腐烂，无法辨认出身份，只能根据衣物、携带品、身材、牙齿和骨骼特征等进行确认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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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绝大多数人想得都不一样，袁国孝回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要知道在过去，凡是有过被俘情况的人，归队后必须要经过审查，即便是能够证实无叛变行为，也不太可能继续留在部队里。

尽管袁国孝回国后也遇到了严格的审查，但整个谈话的过程基本上是和风细雨。

回国后第4天，在塔城军分区召开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袁国孝照着部队为他整理的稿子，做了重点发言，他发现这个发言刻意避开了被俘二字。

袁国孝伤愈后不仅重新回到了边防部队，组织上还决定以后要栽培他。

他也是后来才大概的清楚了其中的原因。

图|苏方拍摄的我方被抢走的装备

1969年3月，袁国孝与家乡河南柘城近千名青年应征入伍，无论是在那个时候亦或是在今天，能够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是极为光荣的一件事。

当然，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的人都很亢奋。

袁国孝是1966年小学毕业，正赶上那个特殊的时候，升了中学以后不久就经历了多次的听课开课，后来碰上了招兵的机会，他就选择了参军入伍。

对袁国孝来说，当兵打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他当时完全没想到，战争还意味着流血牺牲。

当时在去乌鲁木齐的火车上，列车上的广播里就热情洋溢的介绍了不久之前发生的中苏珍宝岛战役，而我军打了个大胜仗，对于在列车里这群刚参军的年轻人而言，这样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他们，他们也渴望到了新疆以后，有机会上战场建功立业。

袁国孝也是后来才知道，珍宝岛战役期间，有八一厂的摄影师在前线拍摄，后来被剪辑成了纪录片，在当年召开的九大会议上播放，一些新闻媒体的领导从军代表处得知新疆军区也可能也会有动作时，兴奋的请缨要去新疆拍摄。

在战斗中被俘，后来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温炳林就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像记者。

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想法在当时太过乐观了些。

1969年5月，新华社、新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的20多位记者扛着各种器材抵达塔城地区的中苏边界。

当时，袁国孝和战友也刚从塔城军分区骑兵部队被分配到铁列克提边防站，看到这样一个阵势，没有一个不激动的，这意味这他们英勇奋战的身影将会被拍下来，成为永久的见证。

不过激动归激动，当时袁国孝并没有想到，真实的战场环境远比他想象的要残酷，更重要的是，他也完全没有做好进入战争的准备。

袁国孝那时参军入伍仅有两个月，期间经受的军事训练可以说屈指可数，甚至于他和大多数新兵都是在抵达边防站以后，才难能可贵的有了一次实弹打靶的机会。

当然，不要说新兵了，老兵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根据资料记载：当时中国军队训练时数严重不足，除政治学习外，大部分时间打柴、割草、搞农副业生产，士兵对手中武器性能了解不足，军官对如何指挥作战所知不多，不少军官甚至看不懂地图。

1969年8月12日下午，又有一批新人充实到了铁列克提边防站，共同组成了一支100余人的队伍，这支百余人的部队，来自河南柘城的新兵就多达38位，他们将执行一项精心设计的巡逻任务，为抓拍历史性的画面，随行的还有10多位记者。

8月13日凌晨，按照预定的计划，掩护组率先出发进入预伏阵地，按照当时苏联人划界的要求，这几处预伏阵地都属于苏联地界，他们是为了掩护早上出发的巡逻队在边境的巡逻。

这等于是明确告诉苏联方面，我们不承认其“实际控制线”。

尽管战斗计划看似制定的很完美，但实际上漏洞百出。

在战斗发起前，边防站曾六次组织勘察地形，但其中有五次都被敌人发觉，甚至于边防站架设电话线到指挥所、增加边防站的兵力，整个过程全都不做伪装，都被敌人看在眼里。

8月11日至13日，新华社、新影、八一厂记者10人乘车出入，也被敌人发现。

8月12日，军分区领导到边防站了解整编情况，当时边防站的指战员希望军分区领导能够留下来参与指挥，但他们反过来告诉即将出征的战士“你们不要急，老修就那么两下，见了我们不过就是朝天打两个点射”。

预伏阵地设置过于分散，以至于战时无法形成合力，只能各自为战，预备队配置也严重不足，军区和军分区甚至没有设置支援作战的部队，以至于战斗不利情形下，不能及时调派支援部队，还要从远在百公里之外的二线部队去调，等到支援部队赶到的时候，战斗早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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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袁国孝回国后是被当成了英雄对待，但他自己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儿。

过去的袁国孝性格很活泼，能说会唱善表演，战场上打了一仗回来，整个人都沉默寡言了，哪怕是他获得了自己过去都不敢想的荣誉，被选到各地去演讲，也没有让他重新开朗起来。

不久之后，袁国孝就流露出退伍的想法，据他自己回忆：当时塔城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得知他想回乡务农，不愿意留在部队发展，气得想打他。

1972年，袁国孝复员回乡，20天后结婚。

即便是我们今天，也很难理解袁国孝的选择。

渐渐地，家乡的人后来也发现袁国孝变了，从以前的活泼变得沉默寡言，就连脾气也变得十分古怪。

久而久之，一些流言就传开了。

不少人认为，袁国孝是战斗英雄只是他“自吹自擂”，如果说他被俘后没有叛变，是个英雄，那么他为什么没有留在部队，为什么没有提干、为什么没有入党呢？

时间一长，就连地方上的公社、大队、武装部的干部也怀疑袁国孝是否有变节表现。

袁国孝很清楚地记得，1974年7月4日，他和老家的生产队长产生了争执，生产队长当场就骂了一句他“叛徒”，这让自尊心很强的袁国孝受不了，他还特意跑到了塔城军分区，请军分区的领导开了张证明，他想用这张证明，证明自己没有变节。

不过，回来后的袁国孝并没有拿着这张证明四处给人看，而是递交给了人武部，此后一些流言渐渐刹车。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塔城军分区考虑到社会上对战俘的普遍态度，曾劝袁国孝落户塔城，并愿意为他安排工作，但统统被袁国孝拒绝。

改革开放后，基于国家政策扶持，袁国孝曾经做过很多生意，但是都不尽如人意，最困难时，妻子生病熬药需要一个砂锅都买不起。直到1996年才出现转折，到2006年，他开始“发大财”，做辣椒生意，9天内赚了18万。袁国孝成了慈圣镇有名的“辣椒王”。

尽管仍时不时的有些异样的声音，但袁国孝也没有再站出来澄清过。

2006年，河南省为安抚退伍老兵，以参与铁列克提战役的名义，将柘城县1969年入伍士兵全数纳入补贴范围。袁国孝作为当年亲历过此战的人，受到了地方重视。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袁国孝才真正挺直了腰杆。

2007年，袁国孝接到了塔城军分区打来的电话，请他帮忙调查在铁列克提战斗中牺牲的9名河南柘城籍的烈士。袁国孝对此十分上心，骑着自行车跑了几天。

不过，由于牺牲的烈士多数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基本上都没结婚，所以也就没留下后人，加上家中长辈都去世了，所以大多联系不到。

袁国孝跑了几天，最后只联系到了一位烈士的母亲。

2008年10月，受塔城军分区邀请，袁国孝和战友杨俊奇一起去了铁列克提。这处无名高地也是在这年被命名为“忠勇善”。

此后几年，袁国孝又陆续去了几次。

2009年，袁国孝自费请了县城几名记者采访自己，并当着记者的面提到了被掩埋在历史里的铁列克提之战，并谈到了自己被俘的很多细节，他澄清了当年在他身上加诸的“叛徒”之名，但也没有自我标榜为英雄。

对袁国孝而言，他觉得自己还不如牺牲在战场上：

“恨不当初死，留作今日羞，一别40年，我在这里落个叛徒，战友在这也是离别了人间，无名高地，应该是我的终点，能死到原来的战场上，能够抛尸荒野死到战场上，后来这个事情还是被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