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想要的“中美合作”：需要你时你得在，不需要你时请让路？

近期，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美国与中国是两个拥有庞大全球利益的大国，虽然在国家利益领域常常不一致，但却可以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合作，对整个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鲁比奥的表达乍一看，似乎没有问题。是的，中美两国可以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合作——既然利益相同，为什么不合作嘛！这个说法是没有问题的，我国向来主张对话与合作、互惠与互利，但问题的关键是：

中美在不一致的利益领域，该怎么办？

按照中国人的想法，任何两个国家间的利益总是有不一致的地方。有问题，大家彼此协商、妥协，找到平衡点，避免激化矛盾。但美国近些年的做法却是搞对抗、搞摩擦，甚至构建遏制的圈子。

若美国总是抱着“亡中国、肢解中国”的想法，那中美间的关系可能就不能只是按照美方定调的路子走——需要中国时就寻求合作，让中国出力。不需要中国时就想办法遏制中国，侵犯中国的利益。

不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样的处事方式最终只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人的耐心也是有限的，若美方总是在有关中国的利益，且这个利益与美方不一致的地方搞对抗，那中美间的主旋律将是对抗。即使在利益一致的地方，也别想中国顺从，合作也将成为泡影。

美方的“选择性合作”逻辑：一种工具主义的视角

大国间的交往方式是彼此尊重，不能唯利是图。美国近些年的行为模式，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工具主义色彩。在这种视角下，合作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

合作领域：当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防核扩散等问题上拥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力时，美国寻求合作，因为这符合其全球利益。

竞争、对抗领域：当涉及高科技主导权、亚太地缘政治格局、意识形态影响力等被美国视为“零和博弈”的领域时，美国便采取遏制、脱钩、构建排他性小圈子（如“四方安全对话”、AUKUS）等手段。

这种“两面下注”的策略，本质上是想将中美关系定义为一种“有管理的竞争”，但管理的规则往往由美国单方面主导。

这就导致了南生在本文开头所描述的“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印象——在需要全球治理的“公域”方面，美国希望中国承担“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义务；在涉及权力转移的“私域”，白宫则极力压制中国的发展空间。

中方的立场：寻求“均衡与合作”的路径

中国官方一贯主张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正是针对上述矛盾提出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相互尊重是前提，核心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对于中国而言，这包括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尤其是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红线。

和平共处是底线，意味着承认两国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差异，不试图通过冲突或冷战式对抗来解决分歧。

合作共赢是目标，旨在将利益一致的领域扩大，同时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不让分歧定义整个关系。

我们所强调的“协商、妥协、找到平衡点”，正是中国传统哲学和外交实践中处理差异的方式。这种思路认为：国家间关系如同奔流的长河，有激流险滩，需要共同疏导，而非筑坝截流。

问题的症结：美国想要的是缺乏互信与对等的互动框架

为什么美方的做法“不可持续”？根本原因在于，它违背了国际关系健康发展的基本准则。首先是缺乏对等性：健康的关系需要双向的付出和调整，彼此尊重，照顾对方的关切。

如果一方只要求另一方在对自己有利的领域合作，而在自己不满的领域单方面施压，这种不平衡最终会导致合作基础崩塌。中国不可能接受一个“只准你放火，不许我点灯”的单方面欺凌模式。

破坏信任基础：频繁的制裁、干涉内政、军事挑衅，会严重侵蚀两国间本就脆弱的战略互信。当合作领域的成果随时可能被对抗领域的摩擦所抵消甚至逆转时，任何长期、稳定的合作都将变得困难。

认知偏差：部分美国政客将中美关系视为“民主与威权”的全球叙事斗争，这种意识形态滤镜会放大冲突，压缩务实合作的空间。

未来的走向：超越“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美国政客的“合作论”，说到底是一把算盘——需要时找中国，不需要时防中国。但国与国相交，讲的是以义为先，以利为后。若只把中国当工具，这盘棋，注定走不远。

要打破这个僵局，需要双方（尤其是华盛顿方面）做出根本性的调整。需要美方充分认识到：中美两国关系间的可持续性，不取决于在一致领域的合作清单有多长，而取决于在不一致的领域，双方能否建立起一套基于相互尊重和对等原则的、成熟的危机管控与利益协调机制。

如果美国继续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单边主义做法，试图同时实现“压制中国”和“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益”这两个自相矛盾的目标，那么这种关系注定充满动荡，难以长久。

尽管困难重重，但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探索一条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共处之路，不仅是双方的责任，也是对世界的义务。历史将记住那些在分歧中寻找光明的政治家，而非那些在黑暗中煽风点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