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抗日名将，却被蒋介石监禁12年，晚年被妻子抛弃，艰难度日

1904年3月，山东广饶的一个富裕家庭中，迎来了次子，爹娘给他取名叫“李延年”。家里是耕读世家，他的父亲又是乡绅，李延年自然从小就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10岁开始，李延年就在本村初等小学念书，本来按照家里的期待，他应该按照科举的路一直走下去，1920年的时候，李延年考进了济南的学校，在济南求学期间，他常常到国民党人王乐平创办的“齐鲁书社”阅读进步书籍。

慢慢地，李延年心里也就埋下了远大的报国志向。1924年，李延年毅然放弃自己的学业，辗转来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这个时候，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的李延年不会知道，自己此后竟然会被蒋介石监禁十几年，晚年甚至还几乎沦为“乞丐”。

1925年，李延年跟着部队参加了第一次东征，目标是陈炯明的叛军。这时候他刚从黄埔军校毕业没多久，还是个见习官，可打起仗来一点不含糊。

在战场上，他端着枪带头冲在最前面，遇到叛军的火力点，就带着两个兵绕到侧面扔手榴弹。就凭这股猛劲，打完这仗他就升了教导团第八连连长。

这年夏天，广州城里不太平，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突然叛乱。李延年又跟着部队进城平乱，叛军在街头设了沙袋工事，他带着连队从小巷子里穿插，逐个清理据点，没几天就把乱子压了下去。

到了10月，第2次东征，打惠州城是块“硬骨头”，惠州城墙又高又厚，叛军在城头上架满了机枪。李延年带着士兵扛着梯子往上冲，城墙上的子弹像雨点似的落下来，他的帽子被打飞了都没顾上捡，硬是带头爬上城墙撕开了缺口。

这一仗打完，他又升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第三营营长。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李延年所在的第2师成了总预备队。没过多久，他就跟着部队开赴前线，先是跟着唐生智的第八军从长沙出发，顺着粤汉铁路往北打吴佩孚的部队。

汀泗桥那一仗打得惨烈，桥面被敌人炸得坑坑洼洼，李延年带着营里的士兵，趁着夜色蹚着水冲过桥，把吴佩孚的守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打武昌，城墙外的铁丝网和护城河成了大难题，他夜里带着人摸过去剪铁丝网，还组织士兵用木筏偷渡护城河，为大部队攻城扫清了障碍。

9月，北伐军分三路打进江西，对付孙传芳的部队。李延年的营被编进东路军左翼，跟着大部队一路打赣州、萍乡、宜春，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先摸清楚敌军的布防，再带着人从薄弱环节突破。

打下高安后，离南昌就不远了，攻打南昌城时，他带着士兵从城墙的缺口冲进去，跟敌军展开巷战，手里的枪打坏了就用刺刀拼，最终帮着大部队拿下了南昌。

这之后，李延年就跟着何应钦去了福建，帮着开辟福建战场，从漳州打到福州，为收复福建全省出了不少力。

1927年1月，李延年跟着东路军第三纵队从赣东和闽北进入浙江，2月18日就打下了杭州，他也顺理成章升了第五团团长。3月底，部队开到上海附近，他带着团驻守丹阳，负责保护铁路线。

“四・一二”事变后，他跟着何应钦继续北伐，6月就打下了徐州。可没等歇口气，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孙传芳趁机带着部队打过来，占领龙潭后直逼南京。

李延年的团负责防守乌龙山以东的长江下游阵地，孙传芳的部队攻势很猛，北洋军的大炮把阵地炸得全是弹坑。

全团阵亡快一半，有的士兵胳膊断了还抱着枪打，李延年嗓子喊哑了，就举着团旗在阵地上跑，硬是挡住了北洋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连李宗仁、何应钦都夸他能打。

1928年，蒋介石重新成了总司令，把何应钦的第一路军改成了第一集团军，自己兼任司令。5月份，部队前往济南，准备北上打张作霖，没想到日军突然制造了“济南惨案”，开枪扫射中国军民。

蒋介石下令大部队撤出济南，让李延年的团和邓殷藩的团留下掩护。李延年带着人守着济南旧城的西门，日军第六师团的坦克往城门冲，他就让士兵把百姓们捐的门板、粮食袋子都堆起来当障碍，机枪手打光了子弹就换个人上。

就这么守了几天几夜，全团伤亡了一多半，最后突围的时候，留了一个排断后，这几十个士兵没有一个服软，最终都选择跟日军同归于尽。这件事让蒋介石特别赏识李延年，战后他就成了第二师副师长。

1929年，李延年又跟着蒋鼎文去武汉打桂军，后来还参与讨伐石友三的叛乱。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他的部队隶属于平汉线的何成浚第三军团，跟着大部队打到杞县，拿下了兰封。

到了1931年，他又调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攻城旅旅长，没过半年，又被调到新成立的警卫军第二师当副师长。

这几年南征北战，李延年从一个黄埔毕业生，一步步靠着战功往上走，成了国民党军队里有名的“打仗不要命”的将领。

1937年，全面抗战刚刚爆发，李延年就带着第九师往上海赶，参加淞沪会战。他的部队归第十九集团军指挥，在刘行、罗店一线跟日军死磕。

那时候，罗店被称为“血肉磨坊”，日军飞机天天炸，坦克更是常常往战壕里冲。面对这样的情况，李延年也没躲在后方，直接去了前线战壕指挥，试试盯着日军的动向调兵。

战士们看军长都这么拼，都跟着咬牙扛了下去，就这么打了两个多月，到11月的时候，他又升任第二军军长，还兼任第九师师长，后来跟着左翼军撤到芜湖，又去了汉口休整补充兵力。

转年5月，台儿庄战役正紧，李延年带着第二军去增援，任务是在台儿庄东边截住从海州、鲁南来的日军援军。他带着部队在半路设伏，打退了日军好几次冲锋，帮着主战场稳住了阵脚。

可没等松口气，又奉命突围，经亳州撤到漯河整训。6月他又接了新任务，守郾城到漯河的防线，直到开封丢了，才带着部队往湖北花园、孝感集结。

8月，李延年升了第十一军团长，还是兼着第二军军长，9月就赶上田家镇要塞保卫战，带着甘丽初的部队和三个师，在要塞跟日军打了一场恶战。年底部队调去四川秀山，一边整补，一边清剿当地张少卿、陈国良这些小土匪，没让后方乱起来。

1939年11月，日军想断了越桂国际交通线，从广西钦州登陆占了南宁，还派三万重兵守昆仑关。

李延年的第二军被调去广西，跟杜聿明的第五军合编为三十四集团军，他当副总司令还兼着军长，部队驻在迁江，在宾阳以东布防。

杜聿明的第五军先攻昆仑关，打了十几天，郑洞国的荣誉师伤亡快没了，李延年赶紧带着第九师顶上去，从侧翼猛攻九塘，不光把日军阵地撕开缺口，还击毙了日旅团长中村正雄，加上苏联空军的轰炸机帮忙，总算拿下昆仑关。

可没过多久，日军增兵反扑，昆仑关又丢了，他只好带着部队移驻湖北宜昌。

1940年5月，第六战区成立，李延年任江防副总司令，还兼着第二军军长，指挥三个军攻宜昌。这时候他的第二军被扩编成“加强军”，添了特务、战防炮这些兵种，还有工兵、重炮兵团，兵力足、装备也强，被称作“抗战三大加强军”之一。

可攻宜昌时，日军投了烈性毒气，部队没法前进，只好往西撤到鄂西建始整训。年底又调去四川璧山、永川，转年3月移防泸州，还顺手驱逐了当地闹事的武装头目周成虎，稳住了驻地秩序。

最险的是1944年春天，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占了郑州、洛阳后，直扑潼关，这地儿要是丢了，日军就能往西安、四川打，威胁重庆。蒋介石调了30万兵去豫西，挑来挑去，最后定了让李延年当抗日前敌总指挥。

他接了任命，直接给蒋介石打电话：“要我守可以，但师长以下不听指挥、临阵脱逃的，我得有权就地处决，军长以上您来定。”蒋介石答应后，他当场立下军令状：“若潼关失守，我自刎谢罪！”

开战没多久，第一道防线的胡宗南部就顶不住了，刘明、贺一迟两个团长弃阵而逃，傅维藩师长带着全师往后撤。

李延年没手软，先派特务团堵截溃兵，又把部队撤到第二道防线，接着开检讨会，当场宣布：“向前个个有赏，退后难免吃刀！”没讲情面，把傅维藩和那两个团长就地处决，作战不力的戴慕真师长判了无期徒刑。

没多久，右翼的李家钰总司令在断后时牺牲，李延年忍着悲痛，调左翼马法五军和炮兵、空军配合，用钳形战术打日军侧翼，自己在前线督阵熬了两夜。等部队缓过劲，他亲自指挥反攻，打了几天几夜，总算把丢的阵地全收回来，日军再也没敢往西进。

从1937年到1944年，李延年跟着炮火跑了七年，守过上海的战壕，堵过台儿庄的援军，拼过昆仑关的山头，最后守住了潼关的大门，打硬仗的名声在国民党部队里没人不晓。

1949年，福州战役前夕，曾经的抗日名将却在麻将桌上消磨意志，虽然那时候他被任命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但面对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已经对国民党的败局失去信心，他还跟手底下人念叨：

“国民党这局面，打也是输，不打也是输，这就是咱中华民国的命啊。”

这话里满是绝望，半点没想着怎么组织防御。等到8月解放军打过来，他手下7万多人一下就垮了，最后就带着兵团司令部十几个人坐飞机逃到了平潭岛。

平潭岛是国民党在福建海上最后一个据点，蒋介石还特意让陈诚去安排，把守岛的任务交给了他。可那会儿岛上李天霞的73军也就不到一万人，根本顶不住。9月15号清晨，解放军一发起进攻，李天霞就慌了。

他找李延年说，观音澳地方太小，军部人多住不下，让李延年带着司令部的人搬到港里的 “骛江号”轮船上。李延年一开始觉得在船上指挥不方便，不想动，李天霞拍着胸脯保证“肯定守到援兵来”，他这才松了口。

结果等李延年他们坐着小船往“骛江号”划的时候，岸上突然响起机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他们赶紧爬上大船开溜，可这边刚离开观音澳，李天霞就坐着小船登上“太平号”，直奔台湾跑了。

转天上午，平潭岛就被解放军占了。李延年的船先到马祖岛待了一天，才敢去台湾。

可到了台湾，蒋介石直接把他和李天霞扣了，说他俩“擅自撤退，没尽到本分”。军法审判的时候，李天霞一口咬定是听了李延年的命令才撤的，连李延年的参谋长孙鸣玉也帮着作证，说有“口头命令”。

这背后其实是陈诚在报复，1944年潼关战役时，李延年杀了陈诚的嫡系师长傅维藩，陈诚一直记着仇，这次非要判他死刑。最后还是蒋介石念着他以前抗日的功劳，才改成了12年徒刑。

反观李天霞，靠着跟桂永清这些人的关系，没受啥重罚，后来还当上了澎湖防卫副司令，这审判公不公，谁都看得明白。

李延年在牢里待了一年多，靠蒋鼎文、刘峙这些元老和山东老乡刘安祺保释，说他身体不好才出了狱。

可出狱后更惨：以前管钱管人的副官李荫堂和兵站总监朱功修，早卷走他的积蓄逃到国外了；他老婆毕爱慈，也跟别人过到了一块儿。他没了军职，一分钱没有，只能住在台北市郊的新店，天天借债过活，三餐就用辣椒盐水蘸馒头填肚子，想抽根烟都得跟老部下蹭。

1974年11月，李延年感冒住院，没想到转成肺炎影响了心脏，没救过来，走的时候70岁。最后还是跟了他多年的副官徐连三掏钱买了棺材，台湾的报纸连一个字都没提他的死，一辈子就这么凄凄惨惨地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