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因职务侵占被羁押6个月，北京律师靠谈判，为其争得取保

⬆️点击名片关注⬆️

近期一段时间，郑律师写的文章多为行政诉讼相关，或许也因此，让不少读者渐渐淡忘，我本是刑事诉讼出身的律师。

就在农历新年即将结束之际，郑律师去年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我的委托人，一名企业家，在因涉嫌犯罪被羁押近半年后，最终在律师的辩护工作和多方努力下，依法获得取保候审。

⬆️委托人于2月5日取保⬆️

至此，2025年郑律师所办理的刑事案件中，全部委托人均已获得取保候审，这也是为我自己过去一年的律师工作，交出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在办理这起并不典型的刑事案件过程中，谈判成为辩护的核心。

围绕案件处理方案，郑律师与不同单位、不同群体之间进行了多轮沟通与协商，在反复权衡各方立场与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历时近四个月，最终推动形成了一个多方能够接受的处理结果，也实现了这一阶段设定的目标。

接下来，本文将以案件时间线为脉络，与各位分享辩护律师在其中的观察，希望可以对读者未来的工作生活中，都能有所启发和帮助。

1.案件背景

我的委托人曾实际掌控当地一家企业，但随着行业环境的变化，所在产业逐渐失去往日的市场空间，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积累下了数额较大的外部债务，这也成为本案发生的重要诱因之一。

由于债务长期无法清偿，相关问题逐步演变并暴露出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委托人随后被刑事拘留。

在被羁押两个月后，我才接受委托，正式介入本案。

而在我介入之前的两个月里，案件几乎陷入停滞：

亲友筹资困难，难以形成实质性帮助；

名下资产虽有处置空间，但因缺乏授权，也无人能够实际推进处理；

受害人方情绪持续激烈，矛盾不断累积，整体局面始终未能打开。

正如前文所述，本案并非典型意义的刑事案件，辩护工作也并不仅限于与办案机关沟通、提交法律意见或进行程序性辩护。

接受委托后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便是如何与多方主体展开沟通与协商，在复杂的现实条件下，尝试寻找一个各方尚可接受的解决路径。

2.第一次谈判

第一次谈判，是与当地多家单位的代表共同进行的协商会议。

那天，我从北京乘高铁赶往当地，抵达时已是午后。

走进会议室，桌面上摆放着一排排铭牌，不同单位的名称一一列出，也意味着这场会议所涉及的主单位远不止一方。

待各方人员到齐后，会议正式开始。

会议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如何解决欠款问题。

之前，各方已经试过两条路径：

一是继续通过刑事羁押的方式，促使家属、亲友等相关人员筹集资金；

二是要求委托人交代、处置其“隐匿、转移”的个人财产。

然而，案件发生以来的实际情况已经给出了答案：

在委托人被羁押期间，通过上述方式筹集到的资金数额，为0。

作为辩护人，我的目标非常明确：一是争取委托人尽早获得人身自由；二是在此基础上，将整体成本控制的尽可能低。

基于这一目标，我在会议中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其实只有一个——钱，如何尽可能多地筹到钱。

在我看来，只要委托人的人身自由仍然受到限制，外人就不可能借钱给他。这样说可能有些抽象，就以我们自己为例，如果我的同学、朋友、亲戚因为涉嫌犯罪被羁押，我是否还会把钱借给他，哪怕只有一千块钱，我可能都要掂量掂量，因为什么？牵连到我？多么严重？关押多久？在不清楚这些前提的情况下，我掏出一分钱那都是有去无回。我想各位应该跟我的想法一样。”

随后，我又补充道：

“在座的各位，可能并不了解看守所里的生活是什么样。我简单描述一下：灯常亮，只要有人在，号房里的灯就不会熄灭；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号房，睡在一张通铺。此外，还需要值班，每隔几个小时就要轮值一次，所以想在里面睡一个整觉，几乎是不可能的。白天呢？大多只能打坐、发呆。不像监狱，在那里还有劳动，时间快一些；在看守所，没有劳动，只能硬生生地感受时间缓慢流逝。仅仅是这样听一听，各位想必也能体会其中的煎熬。”

我接着说：“大家都说他有钱，只是不给。但我想说的是，他作为当地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如果真的还有钱，那么区区几十万我相信他一定会交，甚至在进去的第一天就把钱拿出来。我接触过不少案件委托人，上至上市公司老板，下至身边的普通人，几乎每一位在出来之后，都会说同一句话：这辈子，都不想再进看守所了。所以直到现在，他没有交一分钱，这并不是他不交，而是没得交。”

“综合以上情况，我的方案是：先让他出来，给他一个明确期限，在规定时间内把这件事情处理完；如果到期仍无法解决，再依法重新收押。”

3.代表单位态度

各单位代表的态度，其实在我的预料之中。

大家的核心担忧主要集中在两点：“如果人出来了，脱离控制怎么办？”“如果期限到了，仍然还不了钱怎么办？”

我回应道：“各位今天提出的这些担忧，我当然都理解。坦率地说，我这个方案，如果打分，可能只有30分，确实不算及格。但此前我们已经实际采用过的两个方案，一个我只能打10分，一个20分，从结果来看，都不如现在这个30分的方案。”

随后我又补充说：“今天各位代表聚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逐条分析这个方案有哪些缺陷，而是要集思广益，想出一个更好的、能够尽快解决问题的路径。至少到目前为止，摆在我们面前、现实可行的，也就是这三条路。”

在与各单位代表达成一致后，接下来就需要与受害人代表进行谈判了。

4.受害人代表谈判

与受害人代表的谈判，并没有预期中那样顺利。

狭小的会议室里挤满了债权人。

与此前同单位代表的谈判不同，这一次，人多、意见杂，彼此之间的认知也并不一致，沟通的难度显著增加。

谈判过程确实充满了艰辛。

受害人一方依然坚信，委托人“有钱却不愿意拿出来”，因此对律师提出的方案始终持拒绝态度。

这种反应并不难理解——在没有任何抵押、担保的情况下就让人出来，换作任何人，都会心存疑虑。

但作为辩护律师，我需要坚持的，是在现实可能的范围内，尽力压低担保金额，为后续方案争取出更多空间。

最终，各方与受害人代表达成一致：由该企业家授权相关代表，先对公司部分资产进行处置变现，用于偿还债务，随后签字谅解同意取保。

时间就定在，25年底。钱筹到，人出来。

5.有序推进

很快，一个月后，第一笔资金顺利筹集到位。

虽然金额并不足以一次性解决全部问题，但这一笔真实到位的资金，至少向各方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此前的谈判并非空谈，方案开始进入实际执行阶段。

随着资金逐步落实，部分债权人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最初强烈反对“先出来再处理”的声音，逐渐转为观望；一些原本持怀疑态度的代表，在看到资产处置已经启动、回款开始出现后，也开始重新评估此前的判断。

谈判桌上的气氛，不再像最初那样对立，而是逐渐转向如何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推进后续安排，甚至连被害人一方，也开始对律师产生了信任。

对辩护工作而言，这一变化尤为关键。

因为在刑事案件中，很多看似纯粹的法律问题，往往会随着现实问题的缓解而出现新的处理空间。当各方矛盾不再持续激化、损失开始得到部分弥补时，案件处理的整体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转变。

6.最终谈判

由于出现了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委托人未能在2025年12月如期办理取保手续。

于是，在今年二月初，各方进行了最后一轮谈判。

在这次谈判中，受害人代表提出，必须增加资金担保，才同意签署谅解协议。

但现实情况此前已经反复说明——如果确实还有可立即支配的资金，事情早就解决了，一名企业经营者，没有必要为此承受长期羁押的代价。

各方代表态度依然强硬，寸步不让。

眼看案件在最后阶段即将出现转机，却再次面临谈判破裂的风险，到了这个时候，律师只能以另一种态度，与对方进行一次彻底而直接的沟通。

“我现在还能提供的资金，就只有这些，而且这是我个人先垫付的，算是他向我借的，等他出来之后再归还。之前约定的第一笔资金，我们已经按时、按量筹集到位，现在在最后一步临时变卦，你们是什么意思？

这一整套安排，本来就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你们信任我，我信任他，事情才能一步步推进。你们为这件事折腾了将近一年，真正拿到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正是按照我的方案，一步一步推进，才在去年年底见到了第一笔回款吗？

如果这一步的信任无法继续维系，那我也只能退出这件事。我的本职是刑事辩护律师，这些对外债务问题，本就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你们如果认为自己的方案更好，完全可以按你们的方式继续处理。

时间就到今晚为止：如果同意，明天上午11点，会议室见；不同意，我立刻买票回家过年，这件事也不必再来找我了。”

7.案件结果

不出意料，对方最终答应了。

我用整个债权金额1%的担保金，促成了被害人签署谅解协议，委托人也在次日依法获得取保候审。

事情至此，阶段目标得以实现。

或许有读者看到这里，会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律师”，在欺负弱者。

但有一点，需要说清楚——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委托人的权益；至于公平正义、锄强扶弱，那是公检法机关的职责。

试想一下，如果你委托的律师，在背地里与对方“曲意周旋”、暗中让步，这样的律师，你还敢放心把案件交给他吗？

另外，在这起案件中，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其实并不在于结果本身，而在于谈判过程中，千万不要被对方带进既定的陷阱里。

很多人，或许都有类似的经历。

单位领导让你做一个方案，你辛辛苦苦准备好，拿到会议上讨论，结果同事们并不急着解决问题，而是轮番指出方案的缺陷——不是回款期限太长，就是风险控制不足，这不行，那也不妥。

坐在会议桌前的你，大概早已恨得牙痒痒。

在这种场景下，不妨借鉴我在本案谈判中所采用的思路。

第一步，主动承认方案的不足：

“各位提到的问题，我当然都清楚。坦率地说，我这套方案，打分可能只有39分，不及格。”

第二步，把会议拉回正题：

“但今天把各位请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反复指出方案哪里不行。能坐在这张桌子旁的，都是有经验、有分量的人物，我更希望听到的是——这个方案，具体该怎么改，才能真正落地。”

第三步，把选择权抛回给对方，同时设定底线：

“希望在今天会议结束时，要么大家一起把我的方案推到及格线，哪怕只提高一分；要么，请各位拿出一个40分以上、能够尽快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也一定全力支持、积极配合。”

怎么样，律师的工作，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

很多看似简单的谈判技巧，无论是在各位读者的日常工作中，还是在专业的辩护实践中，往往都可能产生不小的效果。希望我的这点感受，能够帮助到各位。

8.律师观察

回头看这起案件，它并不复杂，却异常棘手。

法律问题之外，更多的是现实层面的博弈：情绪、信任、时间，以及各方对“结果”的不同期待。

真正困难的，不是谁更懂法，而是在复杂局面中，判断哪一步该走、哪一步必须止步。

如果在这类案件中，辩护工作的思维仅停留在提交法律意见、与办案机关沟通等传统路径上，案件很可能仍会停留在原地，难以出现实质性转机。

很多时候，决定案件走向的，不只是法律层面的对抗，而是律师是否能够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主动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为案件处理创造出新的空间。

在这起案件中，我所做的，不过是在职责边界之内，持续推动那些看似不属于“标准辩护动作”的工作——反复谈判、协调各方、寻找可执行的方案，并在关键时刻承担必要的沟通责任。

路径或许并不完美，但它是唯一可行、能够落地的。

最终，委托人依法恢复了人身自由，债权人也开始看到实际回款。

很多刑事案件，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对抗，而是一场需要耐心、判断力与边界意识并存的长期工作。

律师的能力，也往往不只体现在法庭上的几句话，也体现在那些不被记录在卷宗里的选择与坚持之中。

-完-

⬆️点击名片关注⬆️

400万+次阅读，成千上万的读者选择“律师观察Lab”，关注公众号“律师观察Lab”，黄赌毒的犯罪知识会以更加抽象的方式侵入你的大脑。点赞、评论并分享给朋友，让更多人加入我们，一起涨姿势。

声明：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交流，不作为北京含墨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法律支持，欢迎联系以获取专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