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三舅，六九年说是去新疆搞测绘，人就再没音信。

我有个三舅，六九年说是去新疆搞测绘，人就再没音信。那年三舅刚满二十，高中学历，在村里算是文化人，听说新疆招测绘员，管吃管住还能挣工分，揣着家里凑的二十块路费，背着打补丁的帆布包，跟着同乡的队伍就走了。走的那天外婆站在村口老槐树下，塞给他一布袋烙饼，反复叮嘱“到了就写信”，他挥着手喊“娘放心”，转身的背影，成了家里人最后一次见他鲜活的样子。

起初家里还盼着信，外婆每天都去村口的邮电所问，支书也帮忙打听同去新疆的人，可那些人要么说走散了，要么说测绘队分了不同的组，谁也说不清三舅去了哪片戈壁。半年后，有个从新疆回来的老乡捎话，说见过三舅一次，在哈密的一个测绘点，晒得黢黑，说要往更偏的地方走，那边信号差，寄信不方便。家里人这才稍安，外婆把这话翻来覆去说，逢人就讲三舅在新疆好好的，就是忙。

可这一等，就是一年又一年，信始终没来。七十年代的新疆，测绘队大多扎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山区，没有公路，没有通讯，风刮石头跑，百里不见人，别说寄信，就连活下去都要拼劲力气。外婆的头发渐渐全白了，每天坐在门槛上，望着三舅走的方向，布袋里始终装着一沓没寄出去的信，字字句句都是牵挂。舅舅们也曾想过去新疆找，可那时候家里穷，路费凑不齐，加上新疆太大，连个具体地址都没有，找人像大海捞针，只能作罢。村里也有闲言碎语，说三舅怕是不在了，或是在新疆成了家，忘了老家，外婆听见了就红着眼反驳，“我儿不是那忘本的人”。

就这样，三舅成了家里的一根刺，藏在每个人心里，不提，却从未忘记。每年过年，外婆都会在饭桌摆上一副碗筷，酒杯倒满酒，说“三儿，回家过年了”。这习惯，直到外婆八十八岁走的那天，都没断过。外婆走前拉着我妈的手，反复念叨“找找你三弟，哪怕知道埋在哪，也给立个碑”，我妈哭着点头，可心里知道，这愿望，难实现。

日子一晃到了2010年，我爸退休后迷上了寻亲，靠着互联网，加入了好几个新疆老测绘员的群，把三舅的名字、出生年月、走的时间发在群里，每天守着手机等消息。家里人都没抱太大希望，毕竟过了四十多年，就算三舅还在，怕是也记不清老家的事了，若是不在了，更难有音讯。可没想到，半年后，有个新疆的退休测绘老兵回了消息，说六九年在巴音布鲁克的测绘队，有个和三舅同名的年轻人，跟着队伍进了天山深处，遇上了暴风雪，队伍走散了，那几个走散的人，再也没找回来。

老兵还说，当时测绘队在附近的山脚下立了块简易的木牌，刻着失联人员的名字，后来木牌被风吹雨打烂了，再加上山区开发，连位置都模糊了。我爸拿着这消息，红着眼跟家里人说，悬了四十多年的心，总算落了地，不是三舅忘本，是他再也回不来了。舅舅们凑了钱，让我爸和我表哥去了新疆，按着老兵说的位置，在天山脚下的一片草原上，立了块小小的石碑，刻着三舅的名字，旁边放着外婆当年准备的烙饼，还有一沓没寄出去的信。

从新疆回来后，家里的饭桌，再也没摆过那副多余的碗筷，可逢年过节，还是会给三舅留个位置，酒杯依旧倒满。村里人再提起三舅，也不再是闲言碎语，而是叹一句“这孩子，是为了干事走的，可惜了”。我才慢慢明白，六九年的那批年轻人，揣着一腔热血，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不知道前路有多险，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只知道国家需要，就去了。像三舅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散落在戈壁、山区，有的回来了，有的永远留在了那里，连名字都没留下，只成了家里人永远的牵挂。

前几年，我去新疆旅游，特意绕到巴音布鲁克，站在那片草原上，风轻轻吹过，像有人在喊家乡的名字。石碑上的字被风吹得有些模糊，却依旧立得笔直，像三舅二十岁那年，转身走向远方的背影。我蹲下来，摸了摸冰冷的石碑，心里默念“三舅，回家了”。

四十多年，从满怀期待到默默接受，家里人从未真正放下过三舅，可这份牵挂，早已不是执念，而是对一个年轻生命的惋惜，对那段岁月里热血青年的敬重。那些年，无数像三舅这样的人，背井离乡，奔赴边疆，用脚步丈量土地，用青春浇灌荒芜，他们或许没留下惊天动地的事迹，甚至连回家的路都没走完，可他们的身影，早已融进了祖国的山河里。

如今再提起三舅，家里人眼里没有了遗憾，只有平静。就像外婆当年说的，她的儿子，不是忘本的人，只是把根，扎在了他曾奋斗过的那片土地上。而那些没寄出去的信，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终究化作了山河间的一缕风，岁岁年年，从未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