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峰之子口述：父亲的谍报人生

本文转自《新周报》，据《三联生活周刊》吴持生/口述 吴琪/整理

导读:王震将军曾称吴德峰夫妇是“隐秘战线的卓越领导人”。而国民党刊物上，曾这样描述吴德峰：“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猾吴德峰。”吴德峰在大革命时期曾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武汉市首任市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本文为其子吴持生口述。）

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局长

吴德峰

父亲（本文口述者吴持生为吴德峰之子）于1896年出生于湖北保康县的一个士绅大家，我的曾祖父吴国弼曾在清朝任官，辛亥革命时期当过鄂省临时议会议员，受“维新”、“变法”的影响，送两个儿子吴元泽（我的二伯祖父）和吴元钧（我的祖父）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吴氏兄弟学成回国后，在辛亥革命时期官至少将和中将，黎元洪任大总统时，聘请吴氏兄弟进京为幕僚，仕途顺利。另一方面，兄弟俩也很会做生意，他们翻译日本的军事书籍在国内卖，赚了不少钱，又因为有军权，倒卖枪支弹药和人丁，在武汉买下了大片房产。当时，武汉从蛇山到黄土坡（现在的首义路），方圆数里全是吴家房产。

萧楚女

父亲1914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董必武任校监，陈潭秋是他师兄。这期间，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曾与毛泽东等有过书信往来，和萧楚女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1924年2月，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坚持介绍下，党组织批准接纳了这个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极复杂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7月，父亲当选为改组后的中共武昌地委委员。

1925年，根据党的指示，父亲开办崇实中学，成为传递秘密情报的一个据点。也正是这一年，父亲根据组织指示，以公开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父亲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能说英文，精通乐器，擅长体育、医学，再加上富裕的家庭背景，使得他与国民政府高层交往密切。后来，他当上了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长。又由于父亲和陈公博都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常委，父亲特意和他搞好关系，来刺探汪精卫的情报。

戚元德

我的母亲戚元德1905年生于武汉，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父亲相恋。当时“女师”有三朵校花：“白胖高”蔡菱香，“美人蕉”杨子烈，“人人爱”戚元德。后来，蔡菱香嫁给了欧阳钦（注：中共早期高干），杨子烈嫁给了张国焘。母亲和父亲志同道合，两人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做秘密工作。

筹备组建中央交通局

1926年的吴德峰

大革命失败后，父亲遭国民党右派秘密追捕而逃离武汉。1928年底，中央派我父亲任河南军委书记，去开封消灭叛徒特务。任务完成后回到上海，周恩来找父亲谈话，要他筹备组建中央交通局，任第一任局长，直接受恩来同志的领导。

要知道，秘密交通是连接白区、苏区、敌占区、根据地，党内各级组织进行情报联络、信息沟通、物资运输、人员调配输送的渠道。中央交通局成立以后，在组织机构上是绝对严谨机密，单线联系的。所以，父亲后来总是说：“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当间谍的只有三条路：对党不忠诚，党会处理你；对党忠诚的，敌人要处理你；如果叛变，敌人用完你之后也会收拾你。”为此，从做秘密工作开始，父母都知道自己是命悬一线。

1928年底，党秘密构建了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三条：一是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二是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三是南方线，上海至广州。而父亲任职后，1930年秋冬，为了完成转移任务，领导中央交通局又专门开辟了一条由上海经过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陶坑到苏区的新路线。

为了解决苏区的物资供应问题，父亲想到了“开铺子”的办法。苏区缺什么物资，就开什么铺子，这样既解决了交通站的问题，又可以避免被敌人发现。到1931年，中央交通局在去中央苏区的线路上形成了若干个大、中、小配套的交通站。

从1930年开始，中央交通局通过各交通线护送领导干部到苏区，主要由父亲领导部署，送到苏区的干部有项英、任弼时、刘伯承、伍修权、周恩来、聂荣臻等。

在西安领导秘密情报工作

父亲在长征中负责保卫工作，他回到延安后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考虑到父亲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将他作为随从人员带到西安。“西安事变”解决后，周恩来找父亲谈话，中央决定留他在西安负责领导秘密情报工作。

此时，共产党在西安有三个机构，公开组织是伍云甫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陕西党委书记欧阳钦领导的地下党，处于半公开状态；父亲领导的秘密情报工作则完全隐秘，没有机构名称，没有头衔。

在西安的秘密工作一展开，父亲就对西安社会各阶层做了详细系统的调查，国民党头面人物及夫人们的情况、社会关系，他都了然于胸。他还安排母亲在东北军办的子弟学校任教，让她往来于教育界、军政界和太太们之间，通过交往刺探情报。

父亲在西安曹家巷12号搞情报工作时，13号原本是位姓赵的房主，却突然改住了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党内有人主张立即搬家，但是父亲认为“灯下黑”，谁也不会想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这样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于是一直在那儿办公，直到1939年夏天环境更为严峻才搬了家。

在曹家巷12号时，秘密情报工作根据需要陆续增加了内勤、外勤、机要、译电人员，大家住在一起，装作是一家人。我父亲的身份由《工商日报》记者，变为国民党38军高参。38军的赵寿山和共产党的关系很好，父亲顶替了一个人的名字潜伏其中。

在西安的情报工作非常成功，国民党中有不少掌握重要情报的人员，都被策反加入了共产党。听说解放后张治中去西安调查，在写给蒋介石的万言书里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3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

武汉特别市市长

1948年，吴德峰与妻子戚元德及小女儿吴持生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全面战略反攻阶段，解放后的城市急需配备大批干部。南下出发前，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的曾三同志通知父亲，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分别要找他谈话，谈话中提到武汉解放后要成为特别市，“吴德峰20年代就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公安局长，对武汉的情况最了解、最有发言权”，于是，中央决定任命他为武汉特别市市长。

1949年父亲进武汉的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10岁的我和父亲坐在吉普车上，感觉特别神气。5月24日，父亲在青年剧院（今武汉市政府礼堂）发表施政讲话，他提到武汉过去是消费城市，今后要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城市，主要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商品交流，保障供给。他说：“共产党有本事接收旧城市，也有本事建设好新武汉。”

解放伊始的武汉是全国失业现象最严重的五大城市之一，全市120万人口，父亲进城后面临三大最紧要的问题：怎么填饱上百万人的肚子，搞好经济建设，如何度过解放后的首个防汛难关？

我们进城前一天，武汉下了一场大暴雨，父亲一进城就找到原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涂允成，查看了沿江大道堤防险要地段。我印象中有几次半夜接到水患警报，父亲一骨碌爬起来，带上警卫员就往堤上跑。

经济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奸商囤积居奇，抢购粮食、布匹及棉花等工矿企业用原料，拒收解放区货币，致使粮食等物资短缺，工厂不能开工，物价和房地产价格都飞涨。父亲依靠军队支持，从周边解放区调运进大批的粮食、棉花、布匹、原料等物资，成立政府自己的贸易公司，组织干部亲自上街卖粮、卖布等，最终解决了生存问题。当年武汉就完成了7亿多斤粮食税收，名列全国第一，受到中央表扬。

1952年，父亲因为“纪凯夫案件”（注：1951年，武汉市一所医院里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被诬告偷窃了人民币旧币1200万元，相当于现在1200元，此案惊动中央）被撤职，李先念接替他的工作任武汉市市长。后来经中央审查，取消了对父亲的处分，但是父亲从没有抱怨过什么。1954年父亲离开武汉调到北京工作，将近60岁的老人，又重新开始学习法律，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