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前，王树声和王震因突围方向大吵，后遗憾未建立起根据地

1946年的那个春天，中原军区司令部的气氛紧张得像根绷断的弦，一场激烈的争执差点掀翻了屋顶。

吵架的主角是两员虎将——王震和王树声。

话赶话到了气头上，两人竟然当场把配枪都掏了出来。

这可不是为了争一口气的私人恩怨，这场架，赌的是五万大军的活路。

翻开那段解放战争初期的记录，你会发现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怪事：当时各大解放区都在挨国民党的打，可只有中原军区和华中军区把地盘丢了个精光。

但这两家的情况还不一样。

华中那边，粟裕指挥得神出鬼没，那是把敌人狠狠咬了几口，打赢了七次大仗后主动撤走的，主力一点没伤，甚至越打越强。

反观中原军区，简直是一路溃败，根据地丢了就再没捡起来，整个战略区彻底崩盘，直到两年后刘邓大军杀了个回马枪才算收复失地。

大家都是突围，对手也都是那帮国民党军，怎么中原军区就打得这么窝囊？

有人说是敌强我弱。

其实，战场上的强弱哪有绝对的？

真正的病根，就在那两支拔出来的手枪上。

说得直白点，这支队伍打娘胎里出来，就缺一根能定海神针般的“主心骨”。

这笔烂账，还得回溯到1945年10月军区刚挂牌的时候。

乍一看，中原军区的领导班子那是星光熠熠：李先念挂帅，王震、王树声当副手。

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坑。

这支部队完全是拼凑起来的“三国演义”：李先念带着新四军第五师的老底子，王震领着359旅南下支队，王树声手底下则是豫西的兵马。

这就是典型的“三巨头”格局。

带兵打仗，不怕有山头，就怕山头一般高，谁也也不服谁。

李先念虽然是一把手，但这位置坐得烫屁股。

论资历、论职务，他在红军那会儿并不比两位副手高。

甚至在红四方面军的老皇历里，李先念还得管王树声叫首长。

这就尴尬了。

昔日的老上级成了现在的副手，每个人手里还都攥着自己的嫡系。

要是放在太平岁月，磨合个一年半载，或许能拧成一股绳。

偏偏老天爷没给他们留时间。

军区才成立没几个月，国民党大军压境，把他们围了个铁桶一般。

这时候，尴尬就变成了要命的危机。

很快，到了必须拍板的时候：往哪个方向跑？

摆在面前有三条路，巧的是，三位领导给出了三个截然不同的主意。

李先念的想法很实在：往东走。

东边离新四军军部近，那是咱娘家，跑过去就能抱团取暖，活下来的概率大。

但这方案刚一抛出来，两位副司令员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王震的路子很野：往北冲。

北边是刘邓大军的地盘。

咱们往北硬顶，刘邓从北往南压，两面一夹，这盘死棋就活了，搞不好还能吃掉敌人一大块。

这会儿，王树声发话了。

他心里的算盘打得不一样：往北得过平汉铁路，往东也要闯封锁线。

国民党调兵全靠铁路，快得很，你往这两头撞，正好撞人枪口上。

王树声出了个奇招：向西。

越过平汉线，一头扎进鄂西北的武当山和陕南。

那地方山高林密，敌人的重武器那就是废铁，咱们跟当地游击队一汇合，就算大仗打不了，钻山沟打游击总行吧。

这话一下就把王震惹毛了。

“上武当山？

你是让我们去当道士吗？”

王树声解释那是为了打游击。

王震直接吼了回去：“游击，游击，你脑子里就只有游击！”

双方火气越来越大，最后就演变成了拔枪对峙的惊险一幕。

李先念作为司令员，磨破了嘴皮子才把两人的火压下去。

但他心里苦啊，这种核心分歧，他没法像彭老总或者林彪那样，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吼一句“老子说了算”。

既然家里统一不了，李先念只能把三个方案打包发电报给中央，请延安来做这个“终审法官”。

没过几天，中央回电了：同意向西。

中央那是站在全国棋局上考虑的——中原部队只要往西一插，主力进了川陕边界，胡宗南的大军就被牵制住了，其他战场的压力立马减轻。

为了掩护主力西进，中原军区还得演一场大戏。

他们派皮定均带着一个旅，大张旗鼓地往东佯动，为了装得像，甚至还专门弄了一小股部队假装是皮旅的掩护队。

这叫“案中案，局中局”。

结局大家都清楚：皮定均那个原本被当成“弃子”的旅，硬是在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不仅拖住了敌人，自己还奇迹般地跳出包围圈，整建制地跑到了苏皖解放区。

反倒是被寄予厚望的向西主力——也就是王震和王树声带的那两路大军，栽了大跟头。

按理说，主力部队还有一万多号人，手里家伙什也不差，冲出封锁线后本该大干一场。

当时的情况是：北路军到了陕南还剩七千；南路军进了鄂西北，跟江汉军区汇合后，还有一万多，整整10个团的架子都在。

虽然屁股后面有追兵，但这并不是死局，敌人并没形成合围。

要是换了粟裕或者刘伯承在这儿，这仗会怎么打？

他们肯定会敏锐地发现：敌人为了追击，战线拉得老长，兵力稀得像撒胡椒面。

这时候要是一味地跑，人心就散了；要是分兵，那就等着被各个击破。

最狠的一招，是打个时间差，集中拳头，哪怕是回过身狠狠咬一口，吃掉敌人一个团或者一个旅。

只要这一仗打赢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立马就被浇灭，就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追，咱们才能真正站稳脚跟。

遗憾的是，中原突围的主力部队，选了一条最烂的路。

两路大军的指挥官都被敌情吓破了胆，把形势看得漆黑一片。

他们定下的策略是：化整为零，敌进我退。

这逻辑听着挺美：既然打不过，那就分散跑。

几万人聚在一起目标太大，拆成小股部队，就算被吃掉一股，其他的还能活。

这就是典型的“保本”思维。

可在那种环境下，这种思维简直是催命符。

部队一旦散开，铁拳头就变成了软手指。

小股部队钻进深山老林，感觉满世界都是敌人，怎么甩都像是粘在身上的蚂蝗。

越跑越累，越累越心慌，越慌越不敢扣扳机。

时间一长，战士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了，开小差的越来越多。

人越少，干部越不敢跟敌人硬刚，这就掉进了一个死循环。

那敌人真的有三头六臂吗？

事实证明，全是纸老虎。

鄂西北军区第7团的经历，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醒了所有人。

当时7团被逼到了绝境，前面没路，后面有追兵，最后被挤到了鸟不拉屎的石板河。

到了这份上，团长把心一横：反正跑也是个死，不如跟他们拼了。

7团就在石板河布了个口袋阵。

枪声一响，大家惊掉了下巴：那个追得他们满山乱窜的“强敌”，战斗力简直是渣渣，三下五除二就被全歼了。

等到打扫战场一数人头，7团的干部们傻眼了：这支把他们逼入绝境的追兵，居然只有一个营。

这场战斗把两个残酷的真相摆在了桌面上：

第一，我们对战场的判断错得离谱，很多时候不是敌人太强，而是自己把自己吓死的。

第二，敌人为了追我们，兵力也散得厉害，根本就没有压倒性的优势。

后来的一组数据更是让人看了直叹气。

鄂西北军区向中央汇报时写道：这三个月里，军区部队跟追兵打了100多仗。

战果咋样呢？

一共才干掉敌人1400多。

这其中一大半，还是石板河那一仗贡献的。

换句话说，除了石板河伏击战，剩下的那100多次所谓的“战斗”，平均每次也就打死十几个敌人。

这说明啥？

说明这100多次交火，绝大多数都是碰一下就跑的遭遇战，或者是被人撵着屁股打的击溃战，压根就没组织起像样的反击。

作为南路军的指挥官，王树声后来也回过味儿来了。

他在给中央的检讨电报里写得非常痛心：

“由于我们事前没防备，也没及时纠正干部思想上的毛病，像不敢硬碰硬、不敢决战。

我单纯只想跑路、避战，结果吃了大亏。

光这就损失了2000人，丢了1000支枪，加上伤亡、掉队、非战斗减员，大概占了全军的三成。”

一枪不放，光顾着跑，就跑丢了三分之一的家底。

等到明白过来想改错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鄂西北军区苦撑了几个月实在待不下去，最后领导们只能化装转移，部队分散突围，这块兵家必争之地就这样丢了个干净。

回过头来看，中原突围之所以败得这么惨，不是输在人少，也不是输在山路难走。

它输在了决策层没有一个能镇得住场子的核心。

突围前，三位领导各执一词，甚至拔枪相向，把宝贵的决策时间都吵没了；突围后，又缺了一股敢于“亮剑”的狠劲，选了消极避战的下下策。

当初若是冲破封锁线后，能有个像粟裕那样敢在刀尖上跳舞的主帅，抓住敌人兵力脱节的空档，集中兵力狠狠反咬一口，整个中原战局搞不好就是另一个剧本。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冷冰冰的血泪教训。

有些仗，表面上看是输在战场上，其实在那两把枪拔出来的瞬间，胜负就已经定了。

信息来源：

湖北党史网《中原突围前夕，王树声和王震为突围方向展开争论，最终笑脸相迎，共同抗敌》